善良的人總喜歡拿曆史中的“美”比附現實的“醜”，總喜歡拿文藝作品中的“曆史”比附真正曆史，由此，兩者結合，便誕生出了文藝作品中的“美”比附現實的“醜”。有人說，書越是好危害越大。因為，好書的作者不可能做到處處言之鑿鑿、不偏不倚。好的地方未必催人上進，壞的地方則必定會讓人堕落。
洪秀全三顧茅廬一開始，就注定了石達開的悲劇。可惜了一位傑出的人物。
偉大的文學作品《三國演義》凝聚了中國人千年的權謀思想、愛憎觀念。其中“三顧茅廬”是衆多令人振奮無比的橋段之一。但很可惜，它是文學虛構，不是真實的曆史。是以，當人們去效仿“三顧茅廬”的時候也就缺少了真實的曆史作為依托。進而流于表面的上進，其實是走入了實際的下流。
當人們效仿它的時候，訪者将自己置于了伯樂的地位、導師的地位、知人善任者的地位；被訪者則也将自己置于了德才兼備、士為知己者死的地位。
由此，當訪者的伯樂、導師、知人善任等角色并不固定的時候，被訪者卻根本沒有任何回旋餘地，隻能扮演着文學作品給自己鎖定的位置。當洪秀全去拜訪石達開并在其後将其打造成洪石版“三顧茅廬”之後，石達開的悲劇其實已經奠定好了。
那時的石達開，在家鄉扮演的仍然是傳統意義上的少而有為者。13歲按照今天的觀點還是孩子，但在那時已經接近成年标準16歲。況且12歲的他便身材高大，猶若成人。
少兒失去父親的他，便接受了家裡的所有商業組織，開始遊走于各類人士之間。由此，也就養成了日後他能夠與各色人等和諧交流的能力。排解糾紛、扶危濟困等高尚詞彙充斥着描述那個時期石達開的各類著作。
洪秀全來到貴縣傳教，對石達開是否有影響現在不得而知。但以每個人的親身經曆思付一下，茫茫人海幾個月内碰到一起也應該算是一種奇迹。除非，二人都有意認識對方。從日後的石達開作為看，石達開壓根兒就不信洪秀全的那套。他做的僅僅是要為他的同鄉擺脫被欺壓的地位。
石家田産不多，頂多算是中農而已。石家的資财主要在于商業而不在農業。盡管《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調查資料彙編》說他；“一向在家種田，也兼做些小生意。”他利用自己的财富不斷地幫助鄉人同族，是以，在當地非常有号召力。他自幼捐助當地公益事業，即使是其父健在之時便已經開始。
同時，石達開也是文武雙全的人物，文的方面，因為家中有錢，自然書就會不缺。李秀成在日後的自述中評價此時的石達開是“家富讀書”。在武的方面也是如此，從石達開在日後戰争中的沖鋒陷陣，以及金田起義前主管練兵、招兵的工作看，石達開自幼便對國術帶有濃厚的興趣。
《太平天國前期的國術活動》曾對此有着令人驚奇的論述，雖然其中說他獨創“連環鴛鴦步”過于聳人聽聞，民間的大戰陳邦森時碎碑的傳說也過于驚悚。但其會國術而且說他“武功了得”也并不為過。而此時，石達開剛剛13歲，正是習武的好時節。
洪秀全是一位熱衷功名的傳統儒生，盡管他的才識從他日後留存的數千首詩詞來看并不高明。但可以想見，當人們特别熱衷某件事情而終不能做到的時候，隻有三種可能。絕大部分人的放棄，少部分人的執迷不悟，少部分人的反轉。
洪秀全無疑是後者，他反轉到了西方的宗教，也就是對“儒家”的徹底批判乃至表面的毀棄。令人驚訝的是，反轉往往都是假的。在靈魂深處、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曾經的“愛”仍會襲來。他“愛”的還是他自己，還是傳統的權力與富貴。
洪秀全從儒家轉到宗教其實并不令人吃驚，雖然儒家對“鬼神”基本上采取了逃避态度，但儒家自進入世俗社會以後其實就在構造“宗教”，例如迷信禮與秩序。
禮和秩序的頂端——皇帝，其實就成了神。在這點上，盡管儒家不是宗教，但儒教一說并非毫無道理。是以說，無論是古代中國社會的精英還是百姓，在信奉儒家的同時，也是“準”宗教的信奉者，他們轉化為宗教者其實并沒有什麼值得驚訝的。
當洪秀全科場失敗後，巧妙地利用了這種對禮和秩序的迷信為核心，結合1836年得到的一本小冊子《勸世良言》中的西方的宗教的皮毛，創造了新的宗教。
但可惜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全世界正處于工業大發展時期。沒落的封建制度在全世界大規模的塌陷，即使是在大學營中國也是如此。
是以，洪秀全利用之前農民起義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大多會步入曆代農民起義的宿命。即使他能夠像劉邦、朱元璋那樣獲得天下，仍然不過是封建主義的翻版而已。
有的論者，以後期洪仁玕主政時期的資産階級性質的綱領論述其先進性。然而，人們似乎忘記了兩點：
其一，西方資産階級革命是在打破宗教勢力的前提下獲得的，然而，在太平天國上司人洪秀全日後堕入迷信深淵之後，洪仁玕的努力能夠完成嗎？即使洪仁玕有心也無力。
其二，日本之是以獲得資産階級革命的成功，其大部分原因在于歐美列強在那時的内鬥和因有更好的獵物而暫時的忽視。
以當時中國的地大物博，歐美列強不會坐視其成功進而讓被侵吞者變為比肩而坐的夥伴。
由此，洪秀全即使保持着前半生的積極上進推翻了清政府，仍然擺脫不了封建社會走下坡路的潮流。時運既然已經失去，單憑一己之力量根本無法扭轉乾坤。洪秀全入主“南京”後的情形，其實很像朱元璋當年在濠州時所面臨的情況，但他沒有像朱元璋那樣保持着絕對的清醒。
洪秀全和石達開都想不到他們日後會決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石達開壓根兒就沒信過拜上帝教。
以石達開金田起義後對儒家和知識分子的保護、在自己主管的戰區内盡力保護儒釋道講壇與觀廟、入川後放棄宗教束縛等行為來看，石達開并未信仰“拜上帝教”。
他和洪秀全、馮雲山等起義諸王一樣，僅僅是看到底層群眾對于宗教的極低免疫力，将宗教視為凝聚人心的手段。石達開的“複漢”之心與已經神話了的洪秀全相結合，便點燃了起義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