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看點

西安大資料資源管理局局長停職檢查,數字化防疫該怎麼做?

數字技術是防疫的手段而非目的,迷信技術決定論,可能使城市數字化防疫本末倒置而失去初衷本義。

全文2213字,閱讀約需5分鐘

文/馬亮(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編輯 徐秋穎 實習生 韋柳伊 校對 王心

西安大資料資源管理局局長停職檢查,數字化防疫該怎麼做?

▲1月5日淩晨,因西安“一碼通”半月内兩次出故障,西安大資料資源管理局局長停職檢查。圖/新京報我們視訊截圖

去年12月底以來,西安市出現本土病例,并存在社群傳播和隐匿傳播風險。西安市果斷采取封城政策,但是相關配套措施卻持續跟不上。特别是市民出行和核酸篩查必須依賴的西安“一碼通”,在去年12月20日和今年1月4日,連續兩次因為連結通路量超載而崩潰,給防疫工作造成嚴重影響。

1月5日,因履職不力而導緻“一碼通”崩潰,西安市委決定西安市大資料資源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劉軍停職檢查,并由劉鑫任黨組成員并主持工作。臨陣換帥凸顯了大資料對疫情防控的至關重要性,但是也反映了數字化防疫的脆弱性。

目前,西安“一碼通”不抗壓問題也引起了工信部高度重視。工信部官網1月4日釋出,2021年12月30日至31日,工業和資訊化部總工程師韓夏到陝西省通信管理局開展疫情防控工作調研。期待西安“一碼通”工作專班,能盡快找到症結,優化系統、完善細節,確定不再出現擁塞當機現象。

西安大資料資源管理局局長停職檢查,數字化防疫該怎麼做?

▲2021年12月20日早,西安國家數字出版基地園區門口,因西安“一碼通”故障而被堵在園區外的上班族。圖/新京報資料圖

━━━━━

數字化防疫關乎城市治理

随着大資料、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等新興資訊技術在城市治理的廣泛深度應用,各地都陸續專門成立了大資料管理局,并設立了大資料中心或大資料公司。但是,如果大資料管理局和大資料中心隻有趕時髦的姿态而徒有其表,不能做好本職工作并守住底線,那麼就可能對城市治理帶來威脅。

城市治理對技術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強,技術誤用和濫用帶來的風險也浮現出來。一旦城市資訊基礎設施發生故障,那麼城市治理就有“停擺”的風險。

如何增強城市大資料管理的抗風險和災備能力,提升智慧城市的韌性和靈活性,實作平戰結合和平戰轉換,就成為城市治理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所在。

數字化防疫,意味着城市要在危機管理時期有充分的技術能力,為疫情防控提供必要的技術保障。特别是要對通路峰值等關鍵挑戰,有科學合理的預測和準備,避免在危機來臨時問題頻發而危及城市運作。

西安大資料資源管理局局長停職檢查,數字化防疫該怎麼做?

▲2021年12月20日,西安“一碼通”故障無法顯示綠碼。圖/新京報資料圖

提升縱向統籌和橫向關聯能力

近日,全國信标委智慧城市标準工作組釋出《城市大腦發展白皮書(2022)》,指出目前城市大腦的挑戰在于建設運維模式不完善,缺乏監督管理體系,資訊安全缺乏保障,風險防控機制不完善。

對于一座人口超過千萬的特大城市,需要預見到危機帶來的挑戰有多大,并做好完善可行的應急預案。西安市大資料資源管理局将西安“一碼通”崩潰歸因為使用頻率太高,對網絡與平台的壓力過大。為此西安采取了限流措施,并鼓勵人們盡可能非必要不通路。但是,想讓市民們理性配合很難,每個人的無序使用彙聚在一起,就帶來了數字化平台的秩序崩塌。

危機意味着危中有機,“一碼通”崩潰使西安市更加重視大資料基礎設施建設,這為提升城市整體數字化能力提供了契機。

比如,每年春運是火車票購票的高峰期,對購票系統的技術要求極高。此時如果勸阻人們錯峰購票,無異于舉手投降。這倒逼鐵路部門擴容系統,建立完善購票峰值時期的技術協同能力,調配可用的算力來共同支撐。

西安“一碼通”崩潰的啟示在于,要提升城市數字化運作的縱向統籌和橫向關聯能力,充分發揮我國人多力量大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比如,在一地出現資訊基礎設施支撐不夠時,可以建立提級支援機制,使中央和上級部門能夠統籌區域或全國資源來進行援助。

與此同時,也可以建立跨地區或城市群的橫向關聯機制,協調其他地區的算力來“馳援”受災地區,實作各地區之間的關聯互助。

數字技術是防疫的手段而非目的

健康碼為疫情防控帶來了便利,但是一旦健康碼出現故障,就會令人們寸步難行,使防疫工作陷入被動。我們要認識到數字技術是防疫的手段而非目的,要避免把手段誤認為是目的。否則,迷信技術決定論,陷入技術障眼法,可能使城市數字化防疫本末倒置而失去初衷本義。

這意味着各地在防疫時要有“十防九空”的預見性,哪怕在最壞的打算發生時,也能通過線上線下切換而應對自如。

健康碼對老年人和殘障人士等人群帶來的資訊障礙,也對疫情防控的線上線下轉換提出了要求。比如,一些城市提供可讀取身份證資訊的終端裝置,不需要人們掃描核驗。這既達到了健康碼的資訊無障礙,也避免了大量通路對技術平台的沖擊。

各地建立的大資料管理局,往往配套設立事業機關屬性的大資料中心,并通過采購或外包等方式由企業完成技術準備和運維保障。2020年以來,西安市采取單一來源采購方式,委托中國電信西安分公司開發疫情防控資訊化平台,提升數字化防疫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通常使大資料管理局養成“甩手掌櫃”的習慣,全盤交給企業來提供技術支撐,很多事情都是企業說了算,這就埋下了隐患。

比如,對于轉包分包企業提供的技術解決方案能否支撐,需要相關部門不定期進行評估和檢讨,進而避免企業“綁架”而可能帶來的尾大不掉。

值班編輯 古麗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