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浙江江山境内，在廿八都鎮養老服務中心門口，三位耄耋老人相聚一堂，留下了一張珍貴的合影。兩男一女，這三人在大陸隐姓埋名近六十四年，年輕時期他們雖然未曾謀面，卻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國民黨軍統特工，戴以謙、王慶蓮 和祝仁波是大陸最後的三位前軍統特務，他們為何選擇成為了國民黨的特勞工員，最後留在大陸，其人生經曆又是怎樣的。
在介紹三位老人的履曆前，我們不得不着重描述一下，電影電視劇中非常熟悉的“軍統”。其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機構。1943年時任美國駐華武官稱：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戴笠的上司下，國民黨特務機構軍統作為“當時中國最強大最重要的組織之一”。
軍統的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之一。1938 年成立。前身為複興社核心組織力行社的特務處。1946年6月軍統局的公開武裝特務部分劃歸國防部二廳，秘密核心部分改組為國防保密局。主要負責人為戴笠。
特勞工員最多時近5萬名，分布到國民黨的軍隊、警察、行政機關、交通運輸機構乃至駐外使領館，專門以監視、綁架、逮捕和暗殺等手段進行活動。軍統局在許多地方設有集中營、秘密監獄和看守所，囚禁和迫害共産黨人、進步人士和革命學生。抗日戰争期間，軍統也從事一些搜集敵方情報并對敵施行恐怖活動。
是以，對打擊日本侵略者及漢奸起了一些作用。而開頭提到的王慶蓮老人，是唯一的女性，她回憶過往，說道“戴笠這個人厲害是厲害，但有壞的也有好的。包括軍統局，軍統局不是隻搞反革命工作，也為抗戰出過力的，抗戰中犧牲了一萬八千人，對日情報、暗殺汪精衛，都出過力氣。”
王慶蓮曾經在軍統内部擔任電報譯電員的工作，算是文職人員。她本人就是浙江江山人，在不滿一歲的時候，父親就離世了，為了避免家道中落，母親堅持将女兒送往了學校讀書。但随着日本侵略者發動全面侵華戰争，王慶蓮的個人命運也發生了巨大的轉折，因為國民黨的軍統，在戴笠的授意下來到江山縣招人了。
1943年4月，王慶蓮剛滿15歲，什麼都不懂，家裡經濟困難，無路可走了，此時軍統局來江山招人，她的母親給她報名。王慶蓮本身聰慧過人，一考就考上了。老人回憶稱，當時抗戰到了很緊張的時候，人不夠才臨時招的。四個女的，十六個男的，沒教育訓練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慶。有十個人分到軍統局本部譯電科。
王慶蓮和其他十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紙廠的密本股做列印工作，因為敵機轟炸厲害，為了保護密碼本，是以密本股設在鄉下。1944年4月，她調回局本部譯電科華南股，擔任譯電員，軍銜是準尉，領少尉的工資。
軍統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鳳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個處，一個秘書室，另外就是譯電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進奸細。譯電科華南股股長王威是她的舅舅，其他幾個華東股、華北股、密本股的股長也是老鄉。
整個辦公室都講江山話，别人也聽不懂。在軍統當譯電員生活很有規律，上午工作4小時，下午4小時，晚上2小時。華南地區的電報，都由王慶蓮等人譯，什麼情況都有的，但主要關于日本人的多一些。
密碼都是數字，不能直接譯，要先做減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碼本，有的很複雜。由于王慶蓮教育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雖然股長是他親舅舅，但他對王慶蓮很嚴格，譯不成文打回來重做，任務完不成就加班。
至于軍統的掌權人，王慶蓮的記憶中，“戴笠給我的印象比較正派”。王慶蓮等人不叫他戴局長，都叫戴老闆。小聲說一句“老闆來了”，大家趕緊老老實實地幹活。記憶中，戴笠很講究儀表，他的中山裝風紀扣扣得很整齊。
軍統局的從業人員，男的穿中山裝，女的穿淺藍色旗袍，有一次總務處發下來一套軍便服，有個女同志我們也都是稱同志的，她穿了，給戴老闆看見，馬上下令總務處收上去了。
戴笠對自己也嚴格要求。每個禮拜一上午，他隻要人在重慶，都會來局本部做紀念周。他在上面講國際形勢，有時忘了叫我們“稍息”，我們就筆直地站幾個小時，他在台上也是站幾個小時。禮堂也是飯堂，做完報告就在那吃飯。
八人一桌，老闆也同吃，葷菜就是牛肉絲炒地瓜。章士钊給戴笠寫過一副對聯：“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對此，王慶蓮認為“戴笠這個人厲害是厲害，但有壞的也有好的。包括軍統局，軍統局不是隻搞反革命工作，也為抗戰出過力的，抗戰中犧牲了一萬八千人，對日情報、暗殺汪精衛，都出過力氣。”
王慶蓮作為軍統的譯電員，自然也是知道軍統在抗戰期間立下了一記“赫赫戰功”。準确地說，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期間的一件奇功，可惜的是，當時的美國盟友沒有在意軍統的提醒，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軍統破譯日本偷襲珍珠港這件事。
上世紀40年代初，軍統局電訊部門從業人員達4000餘人、電台達數百部。除了在所有外勤區、站和辦事處等機構配備電台，軍統在一些大區分支機構也配備了支台，為多數外勤情報組配備了電台。龐大的電訊網絡覆寫了中國沿海和内陸的主要城市、地區，使軍統效率大大提高。
同時軍統電訊人員經過加強業務技能的專業學習訓練，其專業水準達到世界頂尖水準，湧現出許多傑出的“密戰”高手。從1941年5月開始至12月初，軍統“特種技術研究應用處”的電訊專家池步洲在破譯日本外交密電時，就發現日本外務省與檀香山日本總領事館的往來電報數量突然劇增，僅破譯出的密電就有六七十封。
在這些密電中，日本外務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總領事館報告美軍艦艇在珍珠港的數量、艦名，停泊的位置，進、出港的時間，珍珠港内美軍休息的時間和規律，給出答複則是“星期天”，夏威夷氣候情況等。
池步洲結合他半年多的時間裡所破譯的日本外務省與檀香山日本總領事館的往來電報，已感到日本要對美國“采取斷然行動”了，他把這份密電立刻交給組長霍實子，并做出兩點判斷：日本可能要對美國的珍珠港發動進攻；
進攻時間可能選擇在星期天。霍實子不敢怠慢，馬上報告曾任蔣介石機要秘書的代主任毛慶祥，毛閱後，立即親自送到侍從室。此時已是1941年12月3日，距珍珠港事件爆發僅5天。軍統局破譯出日本海軍将要偷襲珍珠港的密電後，報蔣介石準許後由駐美國使館副武官、軍統駐紐約站站長肖勃少校立即通報五角大樓，可惜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當局卻懷疑是中方在挑撥日美關系，未予重視，以緻釀成嚴重後果。
後世曆史學家懷疑，羅斯福總統實際上通過不同途徑已經獲得日方的計劃，但為了打破孤立主義以喚醒美國群眾，故意過濾了這一戰略情報。雖然美國當局未對軍統通報予以重視，軍統卻是以赢得了美方的好感和尊重：幾天之後爆發的“珍珠港事件”證明了軍統電訊部門的卓越能力。
該事件不僅直接導緻美國對日宣戰，為中國争取到了最強大的盟友，美國軍方也正式開始在特種技術領域與中國合作，“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由此誕生。時間來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軍統局的從業人員分批坐飛機回南京。
王慶蓮的工作表現不好，組長不讓她早回去，她就約了6個同僚，自己搭汽車、火車，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報到。次月王慶蓮便申請，脫離了組織，戴笠死後，毛人鳳接手，軍統也改組為保密局，至于離開保密局的理由，則是王慶蓮放心不下老家的母親。1949年軍統局撤到台灣去，上級和同僚紛紛叫王慶蓮跟他們一起去吧。王慶蓮則說，我不去，我去了我媽媽怎麼辦。
解放後，1951年王慶蓮才僅僅24歲她把自己的曆史一點不保留地向杭州警察局交代了。後來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場工作，又到糧食局。王慶蓮的軍統經曆免不了給她帶來了負面影響，她是以也吃了不少苦。
1979年落實政策，她的丈夫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們夫妻抱在一起哭，總算熬到頭了。王慶蓮本人則是在1981年落實政策的，回憶這段曆史，王慶蓮的内心還是感謝黨和國家，她表示在鄉下的23年也給我算了工齡，到現在我退休31年，黨和國家養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過，我從内心裡感謝黨，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說完了王慶蓮老人的故事，再聊聊剩下的兩位老人，相比于王慶蓮的普通文職人員，戴以謙的身份則更敏感一些，從姓氏來看，就能猜出他與軍統戴笠，可能存在親戚關系。實際上按照江山老家的族譜，輩分上他稱呼戴笠為“十叔公”。
早在加入軍統之前，戴以謙便有過參軍入伍的經曆，他曾在抗戰的戰場之上浴血奮戰過，1943年，時年十八歲的戴以謙被安排在了江西的國軍辦事處工作。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待了來江西視察的戴笠，戴笠也認識到這位年輕有為的小老鄉，而且還是“親戚”關系。正如前面提到的，戴笠在軍統的用人，是非常信任同鄉人士的，戴以謙也自然而然被招募進了軍統，成為了戴笠本人的機要秘書。
抗戰期間戴以謙憑借着過人的膽量和靈活的對策，與日本的諜報人員周旋，截獲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和資訊，為抗戰立下功勞。
但随着局勢的變化，戴以謙本人卻并未看清，解放戰争期間他還是堅持為反動派效力，甚至利用情報，暴露出我黨多位地下從業人員。戴笠死後，軍統改組，這個曾經戴老闆身邊的紅人也并未留在南京，而是選擇去往北平投奔的傅作義。
北平和平解放後，戴以謙跟着軍隊投誠，他的過往履曆也如實招供，雖然抗日有功，但反動罪行也不能放過，功過相抵後，他被判處了五年的有期徒刑。戴以謙在服刑期間，妻子害怕産生牽連，便離開改嫁。
在出獄後，戴以謙已然是孤家寡人，他回到老家當了農民。晚年的戴以謙身體不好，政府便安排他住進了養老院，每月還發放津貼，也有志願者來看望，他想着大陸還會不會有人，跟自己一樣呢？他便跟志願者提及了此事，想着找一找當地跟他一樣的，曾經是軍統特工的老人。
一番尋找之下，還真就找到了另外兩人，其中最後一位祝仁波，他在軍統的職稱，跟他們又不一樣，他是一位道地的專業技術人員，是負責無線電管理和維修的。那個年代，相關的專業人員非常少，而祝仁波一樣不是一位高學曆人員，他從事無線電工作，源于一腔熱愛，其工作性質比起諜報、特工可謂更加純粹，也是以在解放後，祝仁波的待遇也不一樣，上級就把他下放到農場做機電維修勞工。
祝仁波本人一聽，自己還能做個專業對口的工作，十分滿意，帶着自己不多的行李高高興興跑到了鄉下農場。起初老鄉們聽聞，這個維修工曾經是特務，還不肯與其來往，但祝仁波本人非常誠懇，并不避諱那段往事，改造的态度很好，也熱心為鄉親們修理東西，時間久了，便成為當地受人尊敬的維修勞工。
2013年，有志願者上門詢問，曾經的軍統特勞工員戴以謙和王慶蓮尚在人世，祝仁波便欣然答應了會面。三人隐姓埋名六十四年後，曾經的軍統“同僚”再次見面，并留下了幾張影。談笑之間，往事已經過去，三人安享晚年，了卻了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