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浙江江山境内，在廿八都镇养老服务中心门口，三位耄耋老人相聚一堂，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两男一女，这三人在大陆隐姓埋名近六十四年，年轻时期他们虽然未曾谋面，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国民党军统特工，戴以谦、王庆莲 和祝仁波是大陆最后的三位前军统特务，他们为何选择成为了国民党的特工人员，最后留在大陆，其人生经历又是怎样的。
在介绍三位老人的履历前，我们不得不着重描述一下，电影电视剧中非常熟悉的“军统”。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机构。1943年时任美国驻华武官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戴笠的领导下，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作为“当时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之一。1938 年成立。前身为复兴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1946年6月军统局的公开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防部二厅，秘密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保密局。主要负责人为戴笠。
特工人员最多时近5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抗日战争期间，军统也从事一些搜集敌方情报并对敌施行恐怖活动。
因此，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起了一些作用。而开头提到的王庆莲老人，是唯一的女性，她回忆过往，说道“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包括军统局，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都出过力气。”
王庆莲曾经在军统内部担任电报译电员的工作，算是文职人员。她本人就是浙江江山人，在不满一岁的时候，父亲就离世了，为了避免家道中落，母亲坚持将女儿送往了学校读书。但随着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王庆莲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因为国民党的军统，在戴笠的授意下来到江山县招人了。
1943年4月，王庆莲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此时军统局来江山招人，她的母亲给她报名。王庆莲本身聪慧过人，一考就考上了。老人回忆称，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人不够才临时招的。四个女的，十六个男的，没培训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十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
王庆莲和其他十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所以密本股设在乡下。1944年4月，她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她的舅舅，其他几个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
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在军统当译电员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王庆莲等人译，什么情况都有的，但主要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
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由于王庆莲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虽然股长是他亲舅舅，但他对王庆莲很严格，译不成文打回来重做，任务完不成就加班。
至于军统的掌权人，王庆莲的记忆中，“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正派”。王庆莲等人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记忆中，戴笠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整齐。
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我们也都是称同志的，她穿了，给戴老板看见，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戴笠对自己也严格要求。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
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章士钊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对此，王庆莲认为“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包括军统局，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都出过力气。”
王庆莲作为军统的译电员，自然也是知道军统在抗战期间立下了一记“赫赫战功”。准确地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一件奇功，可惜的是，当时的美国盟友没有在意军统的提醒，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军统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件事。
上世纪40年代初，军统局电讯部门工作人员达4000余人、电台达数百部。除了在所有外勤区、站和办事处等机构配备电台，军统在一些大区分支机构也配备了支台，为多数外勤情报组配备了电台。庞大的电讯网络覆盖了中国沿海和内陆的主要城市、地区，使军统效率大大提高。
同时军统电讯人员经过加强业务技能的专业学习训练，其专业水准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密战”高手。从1941年5月开始至12月初，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的电讯专家池步洲在破译日本外交密电时，就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数量突然剧增，仅破译出的密电就有六七十封。
在这些密电中，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报告美军舰艇在珍珠港的数量、舰名，停泊的位置，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休息的时间和规律，给出答复则是“星期天”，夏威夷气候情况等。
池步洲结合他半年多的时间里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已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他把这份密电立刻交给组长霍实子，并做出两点判断：日本可能要对美国的珍珠港发动进攻；
进攻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霍实子不敢怠慢，马上报告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的代主任毛庆祥，毛阅后，立即亲自送到侍从室。此时已是1941年12月3日，距珍珠港事件爆发仅5天。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报蒋介石批准后由驻美国使馆副武官、军统驻纽约站站长肖勃少校立即通报五角大楼，可惜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当局却怀疑是中方在挑拨日美关系，未予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后世历史学家怀疑，罗斯福总统实际上通过不同途径已经获得日方的计划，但为了打破孤立主义以唤醒美国民众，故意过滤了这一战略情报。虽然美国当局未对军统通报予以重视，军统却因此赢得了美方的好感和尊重：几天之后爆发的“珍珠港事件”证明了军统电讯部门的卓越能力。
该事件不仅直接导致美国对日宣战，为中国争取到了最强大的盟友，美国军方也正式开始在特种技术领域与中国合作，“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此诞生。时间来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
王庆莲的工作表现不好，组长不让她早回去，她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次月王庆莲便申请，脱离了组织，戴笠死后，毛人凤接手，军统也改组为保密局，至于离开保密局的理由，则是王庆莲放心不下老家的母亲。1949年军统局撤到台湾去，上级和同事纷纷叫王庆莲跟他们一起去吧。王庆莲则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
解放后，1951年王庆莲才仅仅24岁她把自己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后来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又到粮食局。王庆莲的军统经历免不了给她带来了负面影响，她因此也吃了不少苦。
1979年落实政策，她的丈夫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们夫妻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王庆莲本人则是在1981年落实政策的，回忆这段历史，王庆莲的内心还是感谢党和国家，她表示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党和国家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说完了王庆莲老人的故事，再聊聊剩下的两位老人，相比于王庆莲的普通文职人员，戴以谦的身份则更敏感一些，从姓氏来看，就能猜出他与军统戴笠，可能存在亲戚关系。实际上按照江山老家的族谱，辈分上他称呼戴笠为“十叔公”。
早在加入军统之前，戴以谦便有过参军入伍的经历，他曾在抗战的战场之上浴血奋战过，1943年，时年十八岁的戴以谦被安排在了江西的国军办事处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待了来江西视察的戴笠，戴笠也认识到这位年轻有为的小老乡，而且还是“亲戚”关系。正如前面提到的，戴笠在军统的用人，是非常信任同乡人士的，戴以谦也自然而然被招募进了军统，成为了戴笠本人的机要秘书。
抗战期间戴以谦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灵活的对策，与日本的谍报人员周旋，截获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和信息，为抗战立下功劳。
但随着局势的变化，戴以谦本人却并未看清，解放战争期间他还是坚持为反动派效力，甚至利用情报，暴露出我党多位地下工作人员。戴笠死后，军统改组，这个曾经戴老板身边的红人也并未留在南京，而是选择去往北平投奔的傅作义。
北平和平解放后，戴以谦跟着军队投诚，他的过往履历也如实招供，虽然抗日有功，但反动罪行也不能放过，功过相抵后，他被判处了五年的有期徒刑。戴以谦在服刑期间，妻子害怕产生牵连，便离开改嫁。
在出狱后，戴以谦已然是孤家寡人，他回到老家当了农民。晚年的戴以谦身体不好，政府便安排他住进了养老院，每月还发放津贴，也有志愿者来看望，他想着大陆还会不会有人，跟自己一样呢？他便跟志愿者提及了此事，想着找一找当地跟他一样的，曾经是军统特工的老人。
一番寻找之下，还真就找到了另外两人，其中最后一位祝仁波，他在军统的职称，跟他们又不一样，他是一位地道的专业技术人员，是负责无线电管理和维修的。那个年代，相关的专业人员非常少，而祝仁波一样不是一位高学历人员，他从事无线电工作，源于一腔热爱，其工作性质比起谍报、特工可谓更加纯粹，也因此在解放后，祝仁波的待遇也不一样，上级就把他下放到农场做机电维修工人。
祝仁波本人一听，自己还能做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十分满意，带着自己不多的行李高高兴兴跑到了乡下农场。起初老乡们听闻，这个维修工曾经是特务，还不肯与其来往，但祝仁波本人非常诚恳，并不避讳那段往事，改造的态度很好，也热心为乡亲们修理东西，时间久了，便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维修工人。
2013年，有志愿者上门询问，曾经的军统特工人员戴以谦和王庆莲尚在人世，祝仁波便欣然答应了会面。三人隐姓埋名六十四年后，曾经的军统“同事”再次见面，并留下了几张影。谈笑之间，往事已经过去，三人安享晚年，了却了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