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種一塊田（創作談）

2020年夏季，新冠肺炎疫情剛剛得到控制，我就去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采風。壯鄉之行讓我對稻作文化産生了濃厚興趣，吃了大半生米，還不知道一株水稻是如何長成的。我隻能想象：農人浸泡谷種時的期待，撒種時的仔細，育秧時的祝福，栽秧時的歌謠，薅秧時的辛勞，水稻揚花時的馨香，抽穗時的祈願，收割時的喜悅……我知道，真正的鄉村生活，還需要去發現那種探幽索微、走心入腦的現場感和質感。

一個溽熱的下午，我和本地壯族作家張邦興走過田間。田野裡稻秧碧綠，剛剛過膝。我忽發奇想，想去田裡走走。我們脫掉鞋子，挽起褲腳下田。田水溫熱可人，田泥細膩似沙，猶如綢布裹腳。我在稻田裡走得偏偏倒倒，像個醉漢，生怕踩了農人的稻苗。張邦興說中耕管理時，種田人會用腳去分辨雜草和稻秧，踩雜草做田肥，還不會損傷到秧苗。我望着眼前綠意蔥茏的一片，問雜草在哪裡？老張說你沒種過田，看不見。

那時我想去種一塊田。我要拜一個種田能手為師，“桑野就耕父，荷鋤随牧童”(孟浩然《田家元日·其一》)。從驅牛下田、三犁三耙開始，再到選種育種、撒谷成秧，然後稻香來襲，收割入倉。我要履行這樣一個偉大的過程，才有資格“稻花香裡說豐年”。

實際上我們都在種一塊屬于自己的田。創作一部長篇小說，也是。當我把目光投向文山這片熱土時，我預感到這裡有我願意去耕作的“一塊田”。我需要去選種育苗，精耕細作，接地氣，吸養分，在田裡走一走，在大地上去發現。

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地處南國邊陲，拱衛着國家的西南大門，40多年前這裡還戰火紛飛、英雄輩出，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才完全對外開放。它是雲南貧困面積最廣、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之一。脫貧攻堅戰打響後，邊陲之地的人們義無反顧地向貧困宣戰，絲毫不遜色于當年那場保衛邊疆的戰争。

我走訪了數十個邊境村寨，見證了偏遠山鄉的巨變，結識了許多脫貧緻富帶頭人。他們中有的就是當年的支前模範、戰鬥英雄。馬關縣羅家坪村的村委會主任熊光斌是個身經百戰的老支前、老民兵。他曾在一場戰鬥中為了掩護戰友，操作高射機槍平射了半個多小時，把自己的耳朵都震出了血。當年他在陣地上守哨卡，夜晚瞌睡來了就吃幹辣椒，半年下來竟吃了無數幹辣椒。誰能想到我們的和平歲月和這些幹辣椒有關？現在熊光斌帶領全村人緻富，村裡戶戶有新房，還有通暢的水泥路，有榮譽室，有村民活動室。鮮花盛開在道路兩旁，果實綴滿了枝頭，村舍掩映在樹蔭下，連炊煙都透着甯靜安詳的詩意。又有誰能想到，這裡曾是邊關前線？

在我們這個時代，社會在進步，觀念在重新整理，這種曆史程序需要我們去感覺，并以文學的手段真實反映。滄海變桑田，早已不是古人心目中那種時光荏苒、往事越千年的時間概念。幾年前還需要騎馬進去的村莊，現在你開車一腳油門就到村口了；村莊裡那些追逐時尚、打扮新潮的年輕人，讓人分不清他們是種田人還是城市上班族。變化實實在在，就在“轉身”之間。

就“轉身”帶來的人物命運變遷而言，我更關注人物“轉身”之前的曆史。作家王安憶說過，長篇就是寫人的命運。沒有一個人的命運相似，也沒有一個人的命運可以一言蔽之。當然，我更欣賞那些有着傳奇性的、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人物命運。一如《太陽轉身》中的主人翁卓世民。我曾經采訪過一個身份特殊的老警察，在職時，他在工資單上的名字隻是一個代号。他就是和平年代的傳奇人物，是為我們默默守護平安的無名英雄。我讓卓世民這樣一個有參戰經曆的老兵，借助于偵破一樁拐賣案，走進邊遠鄉村，走向脫貧攻堅主戰場，就像帶着我的眼睛來關注這場向貧困宣戰的偉大戰争。一如作品中其他人物，他也要在續寫人生傳奇中，再次完成自己的壯麗轉身。我相信有的人，就是為演繹傳奇而活着，這讓我們這樣的寫作者不至于太寂寞。

進入新世紀以來，這是我的第7部長篇小說。同時也是我的一部轉型之作。過去我更傾注于曆史叙事，把民族文化與曆史作為我的學習和表現對象。這次我把目光轉向了當下、轉向了壯族。當我在南國邊地上行走時，我重溫了火熱純粹的上世紀80年代，那時這裡炮聲正隆，我還是一個剛剛大學畢業來到雲南邊疆的年輕人，我們常去慰問那些從戰場下來的“最可愛的人”，他們為國征戰的榮耀感和自豪感讓我至今難忘。這次，我重新認識了邊疆、民族、國門、邊境線這樣一些概念，它們不僅僅是人文地理意義上的，而且會促人陡升國家認同感、民族尊嚴感以及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

(作者系雲南省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