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9日，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強基計劃“柳诒徵學堂”舉辦的“邊關何處：新視野下的明清邊疆”系列講座迎來第四講，廈門大學曆史系副教授劉婷玉以“民間文書與明清東南邊疆民族研究”為題，從民間文獻的角度出發，帶來了一場關于畲族曆史的新見疊出的講座。講座由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胡箫白主持，總計300餘位學友線上參與。
學術史與民間文書
講座伊始，劉婷玉以畲族民俗及民族服飾引入話題。畲族是福建、浙江地區的主要少數民族，主要有藍、雷、鐘三個姓氏，演員藍盈盈即為畲族。畲族的傳統服裝叫做鳳凰裝，以象征着鳳凰的頭飾為主要特征。劉教授的專著《鳳凰于飛：家族文書與畲族曆史研究》之命名，也正是來源于這個服飾特征。
作為在廈門大學長期求學、工作的學者，劉博士的學術理路受到廈門大學曆史人類學學術範式的頗多影響。傅衣淩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中提到，福建特殊的人群主要有兩種，一是畲族，一是疍民。後者在福建、廣東都有，但是在民族識别時未被别為少數民族。這兩類人群，在傅先生看來，都是出自于越人的。陳支平先生也認為畲族是福建閩越人群的後裔。此一說法成為劉婷玉讀博期間的主要對話對象。
“畲從何來？畲人真的就是越人的後代嗎？”，在這個問題上，前輩學者對于傳世文獻的梳理、研讀已經相當成熟，是以，若要突破前賢觀點，則必須在方法論上進行革新。劉博士大量采用曆史人類學的田野方法，希冀通過對民間文書的收集與解讀，重新诠釋畲族曆史的演進脈絡。她在長期田野調查過程中收集的民間文書，大略可分為四類，即少數民族文書、契約、宗教科儀書，以及族譜。要回應、反思“畲從何來”的議題，祖圖、長聯為主要代表的少數民族文書，以及記載家族曆史演進過程的族譜，相對而言作用較大。當然，契約、宗教科儀書也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契約中包含的空間資訊往往是進行地理定位的關鍵資料，而宗教科儀書則能讓人對畲族的民族文化形成立體的、感性的認識。講座的第一部分，劉博士以其在田野過程中搜集到的種種民間文書為例，為讀者進行了生動、細緻的解讀。
“畲”從何來？
劉婷玉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在祖源記憶層面，福建的漢族、畲族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外來移民與土著居民的互相認知：不論是福州人、閩南人抑或是客家人，這些廣義上的漢族都會宣稱自己是北方中原移民的後代，而将畲族視為閩越人的後裔。從這個問題出發，她已經把自己畲族研究之學術外延進行了擴充，即通過對畲人曆史的考察，去梳理福建地區曆史上的移民問題。
劉博士嘗試通過跨學科、多元度的研究視角去考察畲族的祖源，并論證其與其他族群的關系。分子人類學的研究表明，畲族在基因上和瑤族有密切聯系。在官方版本的畲族曆史叙事中，畲族的主要分布地區是閩東和浙南，即越國故地，普遍認同的祖籍所在則是廣東潮州鳳凰山。但根據閩南、閩中、閩東、閩北、贛東北和浙南等地的方志記載，可知閩東、浙南的畲族其實來自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即今江西南部，以龍岩、長汀客家區域為代表的福建西部，以及廣東等地，時間則不早于明代。
宋元時代的“畲”
曆史文獻裡的“畲”究竟被怎樣呈現？劉婷玉指出，“畲”字很早即已存在，代表一種刀耕火種的生産方式，但将其用來指代特定族群，則始自南宋晚期劉克莊所寫的《漳州谕畲》榜文。在榜文中，劉克莊将畲歸入溪洞類——散居南嶺的少數民族，而漳州的溪洞便是畲。根據劉克莊的記載，南宋末年漳州的畲族仍施行刀耕火種的生活方式，不納賦稅，亦未被編戶齊民。但與此同時，他們與漢人之間亦存在頗多接觸。以此，在劉克莊的主持下，一批畲人被納入了南宋的國家治理系統。
讓人頗感意外的是，漳州的“畲”在宋末的時候突然活躍了起來，規模亦迅速擴大，其後更卷入了宋元戰争，被張世傑組織起來對抗元軍。自宋末到元代，“畲”在曆史記載中頻繁出現，但是元代中後期以後便忽然消失。等到再次出現時，已經是在明代中期以後的福建各地方志之中。
一個刀耕火種的民族，為什麼會突然實行整族大搬遷？又為何會在不同的曆史時段出現在不同的地理空間之中？面對這個正史和方志都未提及的問題，劉博士希望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尋得答案。
“畲”與明代衛所制度
譚其骧先生曾寫過《湖南人由來考》，其中大量依據族譜作為參考。譚先生認為，家譜、族譜、宗譜存在帝皇作祖、名人作宗的現象，是以其中的官階、爵秩部分需要謹慎使用，而“其族姓之何時自何地轉徙而來”則較具參考價值。以這樣的思路，劉婷玉收集了畲族的240多部族譜，并把遷徙時間、遷徙的遷入地、遷出地的資訊做成表格，其後得出結論：福州附近的畲族家族都是在明代洪武、永樂年間遷到福州附近的，他們的遷出地則較為多元，有潮州說、羅源說、建甯說等等。此外，劉博士發現這些家族都多多少少與軍隊有關。
十六世紀《博克舍抄本》(Boxer Codex)中的廣東畲人
洪武二年遷至羅源的福安廉嶺雷氏家族，始遷祖任羅源中軍副府。雖然中軍副府不是明代習見的官職或軍職，但是這個頭銜至少可以提供一則資訊：雷氏好像和軍隊有關系。福鼎西歧的鐘氏家族亦然，在祖源記憶中，始遷祖鐘舍子乃建甯右衛左所夏百戶下軍小旗。而約略居住在同一地區的崇儒藍齊滿家族，據稱在洪武十三年時遷到福建。大部分福建地方志都将福甯衛修建年代定于洪武二十年。而萬曆時期的福甯州志則記載，福甯衛于洪武十三年修建。由此可見，一部畲族族譜中包含的資訊，亦可補充、厘正正史、地方志的記載。
經過大量的資料整理、資料比對工作，劉婷玉盡可能地複原明代村名，逐個查對地名，希冀驗證這些畲族家族可能和明初沿海軍隊衛所屯田制度有關的假設。功夫不負有心人，劉博士發現，這些畲族的确是生活在明代軍屯衛所的區域中。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族譜中記載的畲族始遷祖，怎麼會從原來的閩粵贛交界區域遷到福州附近的屯田區域裡來生活呢？她繼續在族譜、地方志、正史這三個層次的資料裡挖掘線索，發現由于元明之際戰争和瘟疫造成的巨大人口損失，明初設定衛所屯田時，便将各個地方的衛所屯田都安排在福州附近。是以，明初福州地區是一個軍人的世界，該地區附近集聚了福建最大規模的屯田。在此宏觀背景下，所受影響較大的典型代表即為建甯左右衛。建甯地區以山地為主，耕地面積較小，是以屯田隻能設定在别處。而其時福建抛荒田地最多的就是福州附近。也正是因應于這樣一個曆史契機，原來生活在閩粵贛交界的畲族族群，在通過元代的屯田系統被編入了元代屯田軍以後，因為明初收集元代舊軍，進而進入到了明代的屯田軍系統。又因為明代建甯左右衛的屯田設定在福州附近，是以最終完成了該族群從閩粵贛交界區域向閩東區域的整體性的曆史遷徙。現在的畲族，也的确是聚居在福州附近的。
劉婷玉補充道，分子人類學的研究對她重構畲族的曆史演進曆程是一個強有力的佐證，畲族有越的成分，但不一定是線性的漢代的閩越人的後裔，而應該是活躍于南嶺民族走廊的一個族群。
清代《皇清職貢圖》的畲族
東南邊疆地區的族群融合
梳理了畲人的遷徙曆程以後，劉婷玉希望由此出發，關注福建地區曆史上的族群融合。她認為，雖然福建的客家人都堅稱他們是中古時代北方漢人的後裔，但其實他們與畲人分享了很多共同的曆史遺産。例如在語言層面上，畲語和客語其實源頭接近，客家認同的強化是在民國年間，與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有關。
劉博士認為，客家和畲族在曆史上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以後，産生了分化，這個分化的時間點應該就是在宋、元、明之間。在宋元戰争中，有為數不少的南宋漢軍來到閩粵贛交界區域，使得客家裡保留了很多與宋室相關的漢族認同。這個南遷的宋軍群體與原來本地的畲軍融合後，發展出了傾向不同的一些族群認同，有一部分保留了自己的盤瓠信仰的畲族先民在入明後遷到閩東浙南聚居，更容易儲存自己的這種族群認同。
有趣的是，在福建地區的客家人、閩南人、福州人，紛紛在明到清的時間段，發展出了圍繞着“畲”是閩越後裔的民間傳說，比如閩南地區的平閩十八洞傳說，故事裡的“蠻王”就是帶有畲族特征的藍姓。甚至整個漳州地區的“開漳聖王”的傳說，都是在類似的傳說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對于福建來說，“蠻”是一個很危險的詞彙，和“漢”是對立面。福建各地的英雄祖先的傳說，都是關于他們的漢族英雄祖先如何來到福建這個蠻地、并打敗了當地的蠻族勢力的故事。但是當今的畲族和瑤族類似，都是在南嶺民族走廊的一個遊耕民族。即使在宋代，畲族也不是一個固定生活在漳州的群體，而是一直在南嶺民族走廊頻繁遷徙的一個群體，是一個動态變化的族群。
但是在一波波遷來福建的漢族人跟本地人融合以後，畲族被作為一個文化符号加以建構。明清時期生活在福建的各種族群，都拿畲作為一個符号去塑造一個蠻的形象，以擺脫自己與“蠻”的關聯。是以他們才會如此需要強調自己是北方漢族後裔，這就是希望成為華夏中心的一種概念，而不一定是族群融合的真實曆史。
大概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畲族山田
餘論
在講座的結尾，劉婷玉與聽衆分享了田野調查中快樂的體驗和有趣的故事。她感慨道，不是每一次的尋找都能有驚喜，但是有時候一兩個收獲，往往就能對整個研究産生非常深遠的、不可替代的影響。田野調查獲得的曆史現場感，更不是身處書齋中能夠獲得的體驗。最後，劉博士用傅衣淩先生的一句話做了總結。“我和古人相反，不自悔其少作，讀書得間，頗有新見雜出其間，也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相戰。”她希望，自己的學術研究也能以這樣的一種生命方式繼續成長。講座結束後，劉博士回應了線上聽衆的諸多問題。整場講座曆時兩個小時有餘，在聽衆的意猶未盡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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