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刊出的是趙南元教授的最後一篇文章。
在“答紐約時報記者問”的基礎之上生成的一篇長文，趙老師通過郵箱把文章發給我，希望我廣為轉發。
遺憾的是，沒有來得及看到這篇文章産生的社會反響，趙教授突發心髒病離開了我們……轉眼就是一年了。
我與趙南元教授相交甚笃，在反對邪教，反對打着特異功能旗号的騙子方面有着完全一緻的立場，有講不完的共同語言，憶及那些過關斬将的大捷小勝，憶及趙教授給我的許多具體幫助，不勝感慨，不勝唏噓。
趙教授年輕的時候讀的日本工學博士，回國後一直在清華大學任教，他思維缜密，思想深刻，涉獵廣泛，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為人随和，從來不擺教授博導的架子，對我這樣沒有理工科知識背景水準很low的社會閑散人員，沒有表現出哪怕一丁點兒嫌棄。
趙南元教授自動化專業方面的東西我不敢評價，其在反對僞科學，反對邪教，特别是去世前最後這幾年對極端動物保護主義的批判，他是一面鮮明的高揚的旗幟。不信，你讀一讀這篇答紐約時報記者問，有些人恐怕要惱羞成怒痛得跳起來。
跳吧，叫吧，罵吧，趙南元教授已經沒有興趣做出任何反駁，他會露出開心的表情。
一一司馬南
2022年1月4日晚飯後，寫于北京東城區南鑼鼓巷8号
《就動物保護立法問題答紐約時報記者問》 清華大學教授 趙南元
謝謝趙老師。采訪提綱如下：
1.農業部最近把狗歸為“伴侶動物”而非畜禽，請問您怎麼看這件事？您同意這個決定嗎？
2.很多動物保護者認為吃狗肉其實不是中國傳統，在國内很多地方，吃狗肉是在近幾十年才變成一個“傳統”。請問您怎麼回應這個說法呢？
3.深圳和珠海最近都立法禁止吃狗肉。請問您同意這個決定嗎？如果不同意，為什麼？
4.很多人認為疫情爆發是因為中國對食用野生動物的監管不力，是以中國最近在這件事上也受到了很多關注。請問您認為中國需要加強它對野生動物産業的監管嗎？
5.很多動物保護者一直在要求通過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法律。請問您同意嗎？如果不同意，為什麼？
6.中國這幾年養狗的人越來越多，但吃狗肉并不是在每個地方都流行。請問您認為現在社會輿論在逐漸向反對吃狗肉轉變嗎？如果是的話，為什麼？如果不是的話，為什麼？
7.請問您的在大學的職位是什麼（希望我們在文章中怎麼稱呼您）？
秦穎 Amy Qin
這個提綱内容豐富，但是隻就事論事的表明立場恐怕缺乏說服力，是以我的回答就從每一個問題最後的“為什麼”說起。
隻要“為什麼”弄清楚了，結論也就自然得出了。 首先要讨論一個大家都很生疏的問題：道德風險。
反科學人士有個口頭禅：科學是一柄雙刃劍。他們不知道，有史以來，弗蘭肯斯坦隻見于文藝作品，現實中一個也沒有出現過。道德這柄雙刃劍才真的能奪命。
古今中外，因道德橫行而造成的人間浩劫不勝枚舉。錢鐘書對此有一個精彩的總結：“世界上的大罪惡，大殘忍——沒有比殘忍更大的罪惡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幹的。……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或戰争，有時産生一個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實作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動力，融合成不自覺的驕傲。”（錢鐘書著，《寫在人生邊上》，遼甯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2000.4.p58）
這是由于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惡的終極裁判者（驕傲），進而完全失去了糾錯機制，構成最大的道德風險。不道德的壞人，隻能幹小壞事；打着道德旗号才能造成大規模的浩劫。
為什麼會有道德風險呢？關鍵在于西方倫理學的未成熟。本來倫理學是研究道德存在理由的學問，需要判斷某種道德準則是對是錯。而未成熟的倫理學卻喪失了這個功能，無法分辨哪些道德會造成浩劫。中國的倫理學基礎是人本主義的，西方則是神本主義的，這就是西方倫理學難以成熟的原因。
從根子上看，中國和西方對神的看法有着根本的不同。其差別在于，中國認為神是手段，人是目的，西方則認為人是手段，神是目的。牛頓寫《原理》是為了證明上帝的偉大。而中國的神是為人類服務的。盤古開天辟地，女娲造人、煉石補天，燧人氏發明取火，有巢氏發明蓋房，神農氏發明農業，倉颉造字，大禹治水……總之，為人類做出貢獻的方可封神。像上帝那樣對人類不滿就發大水統統淹死，隻留下諾亞一家，這種壞家夥在中國是沒資格當神的。
對于道德的态度也如是，中文的倫理學從字面上就是人本主義的，“倫”是指人際關系，倫理學就是指研究人際關系的道理的學問。是以孔子家馬廄失火，孔子問“傷人否？”，不問馬。人和動物的關系不是倫理學過問的範疇，和道德無關。記載曆史的人特意強調“不問馬”，就是為了突出人本主義精神。
西方的Ethics就沒有人本主義的含義，他們的道德本身是目的，不是為人的利益服務的，西方宗教認為性行為是上帝規定用來生孩子的，是以一切不按照上帝規定的性行為都不道德，例如手淫、避孕、堕胎、同志都不道德，以至于至今堕胎和LGBT成為社會紛争之源，而這些事情在中國的人本主義道德體系裡都不是道德問題，不會成為争議的焦點。當宗教過度擴張危害社會時中國有過幾次滅佛運動，中國曆史上也沒有宗教戰争和政教合一的政權，人本永遠大于神本。是以堅持人本主義倫理學原則可以防止道德對人的利益造成侵害，避免道德風險。
動物保護主義是錯誤道德準則的一個典型，錯就錯在違反了人本主義原則，動保立法更是對人權的嚴重侵害。曆史上，動物保護立法的第一個國家是納粹德國，希特勒和他的同夥都是極端的動物保護主義者。
當然，因人廢言是不科學的，動物保護主義的謬誤并不因為它是希特勒的主張，而是它在價值觀上有兩個最基本的謬誤：
第一是人畜不分，把動物的地位擡高到了和人相同的地位。地位這東西是相對的，擡高動物的地位就是貶低人的地位，違反人本主義的原則。
第二是殺虐颠倒，把虐待動物看成比殺死動物還要嚴重的罪行。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法律，死刑都是最高刑罰，其他刑罰（虐待的一種）都是低于死刑的。這不僅是人類社會的共識，更是自然法則。動物進化出痛苦的感受能力，是因為這種能力能降低動物的死亡率，否則這種能力不可能在進化中産生和存續。也就是說，避免死亡的價值遠大于減少痛苦的價值。
希特勒的價值倒錯，造成了人類的浩劫。因為人畜不分，殺人就和殺豬一樣，沒有任何心理負擔。而殺虐颠倒，就讓他們設計了非常“人道”的毒氣室，讓被殺者以為自己去洗澡，被殺的痛苦盡量短暫，讓納粹們感到功德圓滿。由于猶太人的不懈鬥争，納粹的大屠殺被曆史充分否定了，不少政客下跪忏悔。而相同的倒錯價值觀所産生的動物保護主義，卻泛濫開來危害全世界。人們還沒有認識到動物保護主義的邪教性質，對其缺乏警惕。
很多人不了解為什麼說動物保護主義是邪教，這裡有個簡單的識别方法：任何價值觀、意識形态，如果不是立足于人本主義的，都是宗教。
由此可知，科學不是宗教，共産主義不是宗教，中國的民間信仰也不是宗教。民間信仰雖然有神，但人神關系是平等的，中國人求神拜佛，講究許願還願程式，向神靈（例如狐仙、媽祖、關公、土地爺等等）求什麼，先許願（報價），如果希望達成，再來還願（付款），這裡人是甲方，神是乙方，人采用先發貨後付款的方式購買神的服務，符合人本主義的原則。
識别正常宗教和邪教也有個簡單的方法：正常宗教的教義隻限制本教信徒，邪教則力圖用自己的宗教教義限制不信者，剝奪他人自由，侵犯人權。就拿吃狗肉來說，動保人士如果隻是自己不吃狗肉，那沒有問題，每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吃什麼或不吃什麼，行使擇食權這個基本人權，如果這個選擇不是基于口味愛好而是動物保護主義，那也是正常宗教行為。但是動物保護主義者如果幹涉别人吃狗肉，那就侵害了别人的擇食權，構成邪教行為了。至于進一步的立法禁食狗肉，則是将自己的教義強加于全民，實施局部的政教合一，違反了現代國家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可謂邪上加邪了。
是以動物保護主義就是一個由希特勒開創的邪教。 動保邪教流傳于世，造成了社會的極大損失。他們到處破壞養殖業，“解放”水貂咬死大批養雞場的雞。強行規定使用大雞籠，造成成本升高雞蛋漲價。反對吃雞騷擾飯館，到處尋釁滋事，惹是生非。更可惡的是，這幫人極端仇視科學，把矛頭對準動物實驗，本世紀初，英國準備建一個高水準的動物實驗中心，遭到動保邪教的威脅，他們揚言要炸掉大樓，當時的首相布萊爾決心很大，揚言要用軍隊保護，但是最終這件事還是被攪黃了。時至今日，很多實驗動物在國外已經無法生存，例如猴子隻有中國能養，外國人搞研究隻能來中國買猴子，或者到中國做實驗。中國成了科學的最後堡壘，決不能讓動保邪教攻破。
[清華大學趙南元教授答紐約時報記者問] 之二
弄清楚動物保護主義的邪教惡勢力本性，在此基礎上，就可以回答采訪提綱裡的問題了。
這件事情匪夷所思。按照分類學的常識，“伴侶動物”是動物用途的一個類别，其平等相對物應該是“役用動物”、“食用動物”等等，而家禽家畜是動物生存資源的類别，其相對物是野生動物。家禽指人飼養的鳥類，家畜指飼養的哺乳類。這都是比按用途分類高一個層次的分類。按用途分類在下一層，是從屬于生存資源類别的。伴侶動物必然屬于飼養動物，動物在野生狀态下難以成為伴侶。是以狗是一種家畜，這是不容置疑的。
農業部犯這種低級錯誤不是一時糊塗，而是具有險惡用心的。“伴侶動物”這個詞彙是有其特殊意義的，都是用在論述不該吃狗肉才使用的，是以固化“伴侶動物”的分類就是一個閑棋冷子，為将來禁食狗肉布局。在中國人本主義文化大背景下，希特勒邪教的擴張并不容易，他們采取日拱一卒、溫水煮青蛙、薄片切香腸的方式企圖在不知不覺中販賣邪教私貨。
但是“伴侶動物”不可以吃的邏輯是難以成立的。人最多的伴侶不是狗而是人，即便是養狗的人，其配偶和家人也是比狗更親密的伴侶。那麼我們有沒有禁止吃人肉的立法呢？沒有。你去中藥鋪，可以買到“紫河車”。這是如假包換的人肉制品。是以伴侶和吃肉是不沖突的。用“伴侶動物”的命名來反對吃狗肉毫無道理。
實際上從動物保護的本意來看，吃狗肉并無問題。發達國家抓捕野狗，沒人要的一律處死，死狗是燒掉埋掉還是吃掉，對狗而言并無差別，不影響動物的任何權利和福利。之是以在吃狗肉問題上大做文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不是為了保護動物，而是為了反華，為了抹黑中國。那些到狗肉節鬧事的，背後都有外國的黑手。農業部這個小動作暴露了在中國的國家機關裡滲入了反華分子，這才是值得重視的事。
利用動物反華由來已久，反對吃魚翅是另一個例子。實際上鮪魚的生态位置和鲨魚相似，比鲨魚更加瀕危，但反對吃鮪魚的聲浪并不明顯，原因就是吃鮪魚的主要是西方人和日本人而吃魚翅的主要是華人，所謂反魚翅保護生态隻是借口，真實目的還是反華。
我在中國國内從來沒有聽到過這種說法，在中國這樣說會顯得極度無知被人恥笑。關于吃狗肉的悠久曆史有很多文章，這裡不多說。隻說一個人，劉邦手下的大将樊哙就是賣狗肉的，此人活在紀元前，距今兩千多年了。當然吃狗肉有多長的曆史都不影響禁食狗肉的荒謬，畢竟禁止别人吃任何東西都是侵犯人權，禁止吃臭豆腐也不對。
當然不同意，這個立法和農業部的分類一樣，是往禁食野生動物的法案裡面塞進希特勒邪教的私貨。狗顯然不是野生動物，把禁食狗肉的内容塞進禁食野生動物的法案，完全不倫不類。深圳珠海的某些人把香港的糟粕視為圭臬，思想發生錯亂，亟待糾正。
由于希特勒邪教在人本主義為文化基底的中國端不上台面，往往利用局部的小權力來塞私貨，例如住建部禁止動物表演也是一個塞私貨的典型事例，動物表演本來不在住建部的業務範圍之内，隻是個别邪教徒有了點權，就來趁機拱卒了。
禁止吃狗肉不僅是對食客的人權侵犯，也危害了所有人的利益。吃狗肉這件事，不僅滿足了人們的口腹之欲，更具有重要的正面外部性。
印度人不吃狗肉，每年死于狂犬病的人有三萬之多，是中國的十幾倍乃至數十倍。可以說，吃狗肉每年拯救了中國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實屬功德無量。中國警力不足，隻靠警察捕殺野狗很難維持長久，吃狗肉恰好解決了這個難題。是以不僅不應禁止吃狗肉，還應大力提倡才對。
這種認識毫無科學根據。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至今沒有科學定論，也沒有任何流行病學證據表明食用什麼動物會感染新冠病毒，新冠病毒也不會通過消化道傳染。僅憑猜想就采取措施是十分草率的，匆忙禁止食用野生動物對于新生養殖業（例如竹鼠）打擊很大，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破壞扶貧工作。自然界的病毒進入人類社會，經由家禽家畜的可能性更大，畢竟這些動物和人的接觸要多得多，天花和麻疹都來自于牛，禽流感由野鳥通過家禽傳染給人，MERS也是通過駱駝這一家畜傳染給人類的。把目光集中在野生動物身上是犯了方向性的錯誤，近日已經發現貓狗和養值的貂能夠感染新冠病毒，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方向。一切措施都應建立在科學結論的基礎之上，這才是嚴肅認真的态度。
所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是一個僞問題。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大自然對動物從來就不是溫情脈脈的。用進化論（源于馬爾薩斯人口論）可以簡單的計算出，在自然界野生動物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是常态。人類養殖的動物，死亡率遠遠低于自然界的野生動物，生存條件要大大好于野生狀态，否則在經濟上就不劃算，這也是農牧業能夠取代狩獵采集的原因。大自然遠比人類對待動物殘酷得多。
我看過一些動物保護者釋出的毛皮動物“殘酷”屠宰視訊，其中的屠宰過程和教科書教的一樣，我想象不出來還有什麼方法比教科書的方法更人道，動物保護者也提供不出來。“殘酷”并不能給人類帶來什麼利益，看不出養殖業者有什麼理由故意殘酷對待動物。極少數虐待狂是存在的，這些人是否屬于精神疾患需要醫學判斷，病人應該送進醫院而不是法院。
再重申一下，“仁者夫妻”不包括動物，道德隻處理人際關系，人如何對待動物不屬于道德管轄範疇，當然更不需要法律過問（法律是道德的底線）。是以“要求通過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法律”是荒謬的，沒有理由用法律強迫所有人接受希特勒的殺虐颠倒錯亂價值觀。
首先，沒有理由認為所有養狗的人都反對吃狗肉，其次，養狗的人永遠不會比不養狗的人多，輿論的轉向主要是影響輿論的傳媒中有一些人受到希特勒價值觀的毒害，這些人的思想需要靠消毒來扭轉。
你的提問涉及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靠民主投票來決策？
顯然不行，法院判決要靠證據，而不是公衆投票。科學比政治可靠的原因之一就是，科學靠證據說話，不考慮人數多少。有人問愛因斯坦：有一百多科學家反對你的理論，你怎麼看？愛因斯坦說：如果我真的錯了，有一個人反對就夠了。
文革時期有人告訴我，某大學在批判一個教授，他說要用數學的方法證明黨的上司的必要性。
用你們西方的語言來說，這是要證明“獨裁”優于“民主”。這個問題引起我極大興趣，但他沒告訴我這個教授是誰，無法向他請教。
五十年後，我自己悟出了這個數學證明，而且隻需一句話：“納什均衡點與全局最佳點不重合。”納什均衡是博弈論問題的解，民主實際上是一個多人的博弈過程，其結局是納什均衡點，而這一點永遠不會是最佳的。是以民主注定了結局不會太美妙。
當然，獨裁隻是可能達到最優，并不保證最優，如何達到最優是個更複雜的問題，這裡就不詳談了。
我已經退休多年，沒有職位，隻有職稱，我的職稱是“教授”，加上機關的話，稱呼“清華大學教授”即可。
後記：
寫的長了一些，估計你會從中摘取你需要的一兩句話放到你的文章裡。
如果全文翻譯刊登出來，估計你就會被解雇，或是紐約時報被查封了。
因為其中政治不正确的觀點太多了。
我寫這些隻是借題發揮直抒胸臆，沒打算給美國人看。紅脖子肯定是看不懂的，就算是專家學者教授，也未必看得懂。
倒不是我的觀點有多深奧難以了解，而是價值觀這東西往往隐藏在下意識之中檢討起來很困難。尤其是信仰宗教的人，把教義看成真理，用理性的讨論是難以改變的。
價值觀談起來好像很虛幻，放在實踐中會決定千百萬人的性命。美國專家算出來，按人口比例，美國在新冠疫情中死亡的人數是中國的100倍，這就是價值觀的作用。中國是以人為本人命關天的人本主義，敢于暫時停止經濟活動封城。美國是神本主義的經濟優先（資本主義的神就是金錢）遲遲拖延必要措施造成浩劫。中國人尊重科學，專家說該封城，上司人幾小時就下令，自己承擔責任。美國是政治挂帥，福奇就像個受氣小媳婦，不敢率直建言。美國人是不敢分析這些原因的，雖然分析起來一點都不難。他們都是神本主義者，民主自由也是他們的神，哪怕丢性命，也不能亵渎神靈。說到自由，想起孫大炮，他說中國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了。細想想還真是，中國的言論自由遠超美國，美國麥卡錫主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随時都會掉下來。
我這篇文章是寫給中國人看的，雖然邪教徒們會氣得跳腳大罵，但我的支援者也很多，能給支援者提供一些辯論的支撐材料，我就滿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