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福岡市博物館陳列着一枚金印，這枚金印的存在佐證了中國在漢朝開始與日本進行交流，這枚金印便是“漢委奴國王”金印。
關于“漢委奴國王”金印的說法有很多，在曆史長河中，“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在日本福岡的志賀島發現的。
1784年2月23日，一位名字叫甚衛兵的人在志賀島撿到一個閃閃發光的物體，甚衛兵撿到後對其進行清洗，發現這是個印章，并在這個印章上面發現了蛇鈕和5個篆文。
經過多方打聽和詢問，甚衛兵斷定這個方形的印玺很有可能是珍貴物品，于是甚衛兵便報了官，政府在熟讀漢家經典的龜井南溟的幫助下，确定了這就是“漢委奴國王”金印，這個消息一經曝出便在日本引起不小的轟動。
但關于這枚金印的真假有很多說法，也是日本考古論壇關注的重中之重，直到1981年一位江蘇姑娘在無意間撿到一枚印章，才最終将近200年的謎案揭開。
1981年，一位在江蘇省邗江縣甘泉村甘泉公社老山大隊的女社員在工地和自己的同僚一起修路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又黃又亮的物件，當時這位女社員就猜想自己可能撿到寶貝了，于是悄咪咪的把這個物件揣進了自己的衣服口袋裡，沒想到這個物件居然揭開了古老的謎案。
江蘇省邗江縣甘泉村的地理位置極其特殊，邗江縣甘泉村的周邊有将近20個山丘或者土墩，這些均是古代一些貴族家族的墓葬，也是許多盜墓者必去光顧的地點。
在甘泉山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雙山”，“雙山”是什麼？雙山位于甘泉山以北，是兩座山相鄰的地方，這兩座山不是普通的山，而是兩代漢墓，關于兩代漢墓國家極其重視，南京博物館分别在1975年和1980年對漢代墓進行兩次挖掘。
雖然盜墓者對漢墓進行了“洗劫”，但專家依舊在兩次挖掘中發現了許多珍貴的寶物，其中就包括銅雁足燈。
專家們根據銅雁足燈的底部镌刻着“山陽邸銅雁足長镫建武廿八年造币十二”判斷出這可能是建武十七年，漢武帝劉秀的第九個兒子劉荊的墓，但畢竟沒有太多的證據，專家也不敢妄下定論。
1981年，邗江縣甘泉村的一位名叫陶秀華的姑娘在工地幹活時汗流浃背，便停下來休息，就在休息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金光閃閃的物件，陶秀華心想自己撿到寶貝了，于是将這個物件揣進了自己的衣袋裡。
工地收工後，陶秀華将自己撿到的寶貝拿到河邊進行清洗，發現這個寶貝有一個2到3厘米的小烏龜，烏龜的龜背紋還是六邊形，看遍整個寶貝，陶秀華就隻認識一個“王”字，她斷定自己真的撿到寶貝了。
回家途中她逢人便炫耀自己撿到寶貝了，陶秀華的丈夫曾經在考古學家隊伍幹過一段時間，他根據妻子撿到寶貝地方的描述以及寶貝的外表，猜測這可能是去年專家挖墓時遺漏下來的，兩人商量後決定将寶貝交給國家。
專家對陶秀華和丈夫上交的“寶貝”進行鑒定，發現這上面刻着“廣陵王玺”，并确定東邊漢墓正是漢武帝劉秀第九個兒子劉荊的墓。
至于劉荊為什麼從銅雁足燈上的山陽王變成了印章上的廣陵王，這是有記載的，根據《後漢書》記載，劉荊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皇子，但是心性卻十分冷漠，暗中經常搞小動作。
漢武帝劉秀死後，漢明帝劉莊繼位，在劉莊在位期間他多次在大臣之間作祟，想要起兵造反，但漢明帝看在血緣關系上隐瞞了劉荊做過的事，并将山陽王改成了廣陵王，劉荊多次想要造反都失敗了，最後自己在獄中自殺。
據記載，漢朝皇帝多次将龜鈕金印作為賞賜品賞給同姓諸侯，劉荊就是其中一個，在發現“廣陵王玺”的這年，日本通路我國，當日本訪華新聞團在南京博物館看到“廣陵王玺”的時候，眼裡滿是驚訝。
不久，“廣陵王玺”霸占了日本的新聞榜首，要知道，在漢代墓裡找到的金印不止這一個，日本人對這個“廣陵王玺”如此瘋狂就是因為“廣陵王玺”能夠揭開“漢委奴國王”金印近200年的謎案。
“漢委奴國王”金印是1784年發現的，根據龜井南溟的推斷，确認這個“漢委奴國王”金印是漢武帝劉秀賜給委奴國的，在當時大部分日本學者都支援龜井南溟的說法，包括公元1877年維新派的黃遵憲也根據史書記載，認為這個金印是漢武帝賜的。
但是關于“漢委奴國王”金印的“流言蜚語”有很多，畢竟在史書上關于“漢委奴國王”金印的資料記載少之又少，衆多說法中流行時間最長的是江戶時期仿制，在“漢委奴國王”金印中缺少“印”字，而且這個印玺裡含有“國”，這與漢代印玺背道而行，另外，這個印玺的雕刻風格也與漢代雕刻不符合。
這在一定程度上就導緻了大部分人相信這是江戶時期的仿制，但是以江戶時期的雕刻技術來看，是做不到的。
1959年，在雲南省晉甯發現了滇王之印，滇王是少數民族的首領，滇王之印上是蛇鈕，這與“漢委奴國王”金印的蛇鈕是一樣的，這恰恰佐證了“漢委奴國王”金印是真實存在的。
但是滇王之印隻是一個佐證，它隻證明了蛇鈕真實存在的，很有可能是漢代皇帝根據不同區域賞賜的鈕就不同，無法确定“漢委奴國王”金印是真的。
滇王之印将“漢委奴國王”金印的質疑降到了最小，随着日本學者的發表文章，關于“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假的聲音也變少了，直到“廣陵王玺”的發現，關于“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假也終于迎來了結局。
日本學者對“廣陵王玺”和“漢委奴國王”金印進行了對比研究，日本學者從金印的大小、雕刻技術等多個方面得出結論，“廣陵王玺”和“漢委奴國王”金印幾乎相同，并且符合漢代标準。
不僅如此，兩者的雕刻技術幾乎相同，沒有多大的差别，兩者都是印刻“漢委奴國王”和“廣陵王玺”，也就是說這兩個金印極有可能出自一個人的雕刻技藝。
在日本學者對比的過程中還驚喜的發現，“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在公元57年，漢武帝劉秀賜給委奴國的，在漢書裡記載着，在公元58年，漢明帝将“廣陵王玺”賜給廣陵王劉荊，這就說明“廣陵王玺”與“漢委奴國王”金印隻差了一年時間。
換句話說“廣陵王玺”的出現證明了“漢委奴國王”金印的存在，至此關于“漢委奴國王”金印真假的争論到此結束。
“廣陵王玺”的出現不僅僅是證明了“漢委奴國王”金印是真實存在的，與漢朝的典章制度相符，對我國有着獨特的作用。
雙方互證進一步證明了《後漢書》記載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然而根據這段史料的記載，我們可以斷定，中日之間的交流是從漢開始的，委奴國向漢朝進行朝貢，換取了“漢委奴國王”金印，提高了自己國家的權力。
“廣陵王玺”的出土和“漢委奴國王”金印的證明也為中日雙方的交流增添了一份絢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