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總司令頭号戰犯岡村甯次，為何被軍事法庭無罪釋放？
1949年1月26日10點，上海軍事法庭開庭，第二次公審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
說是公審，其實審判地點和時間都沒公開，法庭裡隻有20幾個記者算是旁聽。
下午4點，審判長石美瑜宣讀民國三十七年戰審字第28 号判決書：
被告岡村甯次，無罪。
侵華急先鋒
1884年5月15日，岡村甯次出生在日本東京一個沒落武士家庭。1904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他和同期生土肥原賢二、闆垣征四郎、礬谷等志同道合，在青年時代就有了侵華思想。
1907年， 他擔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清國學生隊區隊長，認識了閻錫山、陳儀、孫傳芳等中國學生，由此開始認識中國。
1915年他以參謀本部派遣人員身份，來到中國山東參與日本對青島的争奪。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國的領土，此後他的軍事生涯基本都是在中國度過的。他擔任軍事職務之多之高，超過了所有侵華日軍将領。
1917年1月，岡村甯次作為青木宣純中将的助理派往北京，收集情報。
1921年10月27日，岡村甯次、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這三個軍銜僅是少佐的日本駐外武官，在德國巴登巴登療養院聚會，結成“巴登巴登盟約”，約定以''消除派閥、重新整理人事、改革軍制、建立總動員态勢''，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三羽鳥之盟。
巴登巴登盟約形成标志着日本軍部獨立的開始并成為其走向日本政壇推行軍國主義的起點，這一天被日本史學家視為昭和軍閥的誕生日。
1924年，岡村甯次受命擔任日軍參謀本部派駐上海的諜報武官。他在諜報武官任上，幹得風風火火，很有''實績''。1925年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本來是日本資本家鎮壓勞工罷工、打死勞工顧正紅引發的。岡村甯次卻利用英國人打頭陣，讓中國群眾的反帝矛頭對向英國。結果，1925年度日本對華出口總額，反而較上一年增長了12%。
江浙戰争期間，他渾水摸魚，派間諜到兩方陣營充當顧問，以“我是他們的評判官” 的身份操縱江浙地區的軍閥混戰。
1932年8月，岡村甯次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指揮關東軍進攻熱河等地，并代表日方簽訂《塘沽協定》。
從此以後，岡村甯次的軍事職務越爬越高，直至侵華日軍總司令的頂峰。
岡村甯次最主要的罪行不是與國民黨軍隊作戰，而是對中國共産黨上司下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作戰。1941年7月，岡村甯次調集數萬日僞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進行多次大“掃 蕩”，包括最殘酷的1942 年的“五一”大掃蕩， 前後造成約百萬平民的死亡。
岡村甯次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罄竹難書。
戰敗投降
1945年8月12日，岡村甯次收到了東京大學營的密電，透露了準備接受投降的實情。他拒不接受，他給全體侵華日軍的訓示仍驕狂地聲稱“決意率吾百戰百勝皇軍之最精銳部隊，抱全軍玉碎之決心，誓将驕敵擊滅，以挽狂瀾于既倒”。
1945年8月15日，岡村甯次接到了東京發來的關于''天皇陛下已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密電。他才意識到，戰敗投降已是事實，他已無力回天。
1945年9月9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甯次在對華投降書上簽字，并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華日軍正式向中國繳械投降。
但他從不承認日軍的失敗，反複強調中國派遣軍的投降，不是因本身戰敗，而是随着國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
日本投降後，岡村甯次為遠在西南和内地的國民黨軍隊保守地盤和武器，拒不向我黨上司下武裝繳械。岡村甯次此舉受到蔣介石的嘉許和欣賞。
不久，岡村甯次出任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官，負責處理200萬在華日本軍民的善後事宜。
這段時間，岡村甯次過得很滋潤，常坐禅靜養、下棋飲酒，釣魚消閑。不時還有國民黨政府高官會見或看望他，其中包括蔣介石、白崇禧、何應欽、湯恩伯、冷欣等。
法庭受審
早在1945年11月，中共就将岡村列為頭号戰犯。遠東國際審判法庭也将岡村列入戰犯名單，并三次要求引渡岡村回日本審判，但都被南京政府以各種理由拖延下去。
但随着谷壽夫、田中久一等日本戰犯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以後，各界群眾日益關注對岡村甯次的審判。在國際和國内強大輿論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宣布将岡村甯次送交中國軍事法庭審判。
1948 年7月7日，上海軍事法庭發出傳票，指令岡村甯次出庭受審。
8月14日，上海軍事法庭再次對岡村甯次進行法庭調查。法庭庭長石美瑜問了岡村幾個問題：
一、你擔任派遣軍指揮官是奉命還是自己的意願？
答：我擔任派遣軍最高指揮官是奉政府指令。
二、你參加大東亞戰争最高軍事會議幾次？
答：從未參加。
三、你擔任總司令前對日軍屠殺平民、放火焚燒是否知道？
答：我對日軍屠殺放火事件都不知道，擔任總司令後曾限制部下。
四、日軍27師團長落合甚九郎、116 師團長長菱田原四郎、64 師團 55 旅團長梨岡壽男、長沙警備司令船引正之等所部殺人放火的罪行，你應否應負責任？
答：菱田原四郎等人的罪行我不負責任。因總司令官以下有方面管轄軍，方面軍以下又有軍 司令部，師團由司令部管轄，與總司令部相隔兩級， 故其罪行應由師團長負責。
五、日本海空軍是否由你負責？
答：一部分空軍歸我指揮，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自成系統。
在法庭上，岡村甯次把自己的罪行推得一幹二淨，日軍屠殺中國老百姓的罪行都推到師團長身上。
1948年8月23日，上海軍事法庭在上海參議會大禮堂第一次對岡村甯次公審。參加旁聽的有1000多人，禮堂外面也被圍得水洩不通。
在法庭上，岡村甯次對自己的罪行百般抵賴，其辯護律師江一平、楊鵬、錢龍生和檢察官唇槍舌戰，氣氛緊張。
公審後不久，岡村甯次以身體不好為由，提出了假釋和延期公審的請求，得到了準許。岡村甯次這個頭号戰犯，在中國監獄的時間僅僅一百多天。
岡村甯次公審了一次就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幾個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不滿。
身為審判長的石美瑜倍感壓力。他因主審漢奸陳公博、缪斌，審判日軍戰犯谷壽夫、酒井隆，提供土肥原賢二定罪要證，而享譽中外。他知道中國國民對他的期望很高，同時他也知曉上面并不想重判岡村甯次。如果輕判了，自己會被唾沫星子淹死。是以他提出辭職，但沒被準許。
無罪釋放
1948年11月28日，國防部、司法部、外交部、行政院軍法局等機關開了一個如何處置岡村甯次的會議。
當時，絕大多數代表主張判處岡村甯次死刑或無期徒刑，但國防部的代表曹士澄卻強硬地主張岡村無罪：
岡村甯次在中國的作戰指揮，都是遵循着日本大學營的指令而行。在此期間，他不僅不曾下達虐殺的指令，而且曾經嚴令禁止濫殺無辜。岡村并沒有直接參與殺害中國人民，也沒有人這樣告發過他。不隻如此，岡村在戰後積極遵從中央政府的指令，不将武器轉交給中共，在終戰處理方面也頗有功勞，不是嗎？
衆所周知，岡村一向堅守反共立場，若是将他處以死刑，正好稱了中共的意。相反，将他釋放回日本，則是相當有利的決定；岡村必定會感于這份恩義，在日本繼續堅持反共的立場，并且很有可能在将來的反共戰争中，成為支援中國的一股力量。
曹士澄這番論調，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隐含着蔣介石和國防部的意圖。當時是戰時狀态，誰又想“政治不正确”呢？
于是與會代表全部同意了曹士澄的主張。主持會議的何應欽責成曹士澄撰寫報告書，并送蔣介石裁決。
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一直為岡村甯次無罪釋放奔走，他在日記中曾寫道：“我從反共的見地出發，主張宣判無罪，并要求主任委員會、國防部副部長秦德純，特别是何應欽部長出席參加審議，結果我的意見獲得勝利，并經蔣總統準許。”為此，岡村甯次一直視湯恩伯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和恩人之一。
1949年1月24日，上海軍事法庭再次向岡村甯次發來傳票。此前，審判長石美瑜接到蔣介石簽署的電令：“據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呈請，将岡村甯次宣判無罪，應予照準。”
1月26日，第二次公審岡村甯次。檢方主張死刑，三名中國律師堅持無罪。中午休庭時，石美瑜将其他四位法官帶到審判長室，取出了已經蓋上國防部長徐永昌大印，寫着“無罪”兩字的判決書。
我必須坦白告知各位，這起案件已經由高層決定了。我對此無能為力，大家現在就在這份判決書上簽字吧。
空氣凝結，石美瑜接着說：
我很清楚大家的心情，是以也無法勉強各位。隻是，在隔壁房間裡，國防部派來的軍法官已經在那邊待命了。就算我們不署名，他們也會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結果還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就隻是，接下來我們會被全體帶到警備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
聽到這裡，所有法官默默拿起筆來，在判決書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下午開庭後，審判長石美瑜宣讀判決書：
法庭全場嘩然，石美瑜宣布退庭，躲進了審判長室。憤怒的記者沖破憲兵的阻攔，到辦公室抗議。趁着混亂，岡村甯次從後門溜走。
“無罪”釋放對中國人民犯下極其嚴重戰争罪行的頭号戰犯岡村甯次，是叛國賣國的犯罪行為，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口誅筆伐。1月28日，毛澤東同志以中共中央發言人的名義，通過新華社發表聲明，“嚴令南京政府立即逮捕不久前被國民黨軍事法庭宣判無罪的日本戰犯岡村 甯次，同時逮捕主要的國民黨戰犯。……”
國民黨總統李宗仁下達了逮捕岡村甯次的指令，但湯恩伯扣壓了這道指令。
1月30日，岡村甯次和其他259名日本戰犯搭乘美國輪船駛離上海，回到日本。
死不改悔
回國後，他立即向駐日盟軍最高長官麥克阿瑟建言：“美國如不早下決心，盡快采取措施，不出半年，中國大陸必将盡歸共産黨之中。”
為了回報國民黨的恩情，1950年，他還擔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指導國民黨軍隊反共作戰。
1966年9月，他因心髒病猝死在東京，時年82歲。
他到死都沒深刻檢討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在回憶錄中坦然寫道：“過去的日本對外政策，其侵略的污點，确實必須檢討。但其解放東亞之大目标，從人道及人類進步的角度看， 我認為還是光明正大的。”
這真是一個死不改悔的軍國主義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