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這個名字，對于略微熟悉中國近現代史的人來說，都不會感到陌生。他本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以軍事顧問的身份，在中央蘇區負責軍事工作。他在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和長征初期，采取了一系列脫離實際情況的戰略戰術，犯下了嚴重的軍事錯誤，給中央紅軍、給中國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過去，在許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把李德的身份表述為共産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但随着相關資料的不斷披露和研究的不斷深入，李德這個“共産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
根據德國官方公布的材料，李德1900年出生在德國慕尼黑城郊，在師範讀書時參加了革命活動，1918年應征當兵，時間不到一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又回校讀書，1919年加入德國共産黨，參加勞工起義和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戰鬥，1921年和1926年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後于1928年越獄成功，逃到蘇聯并參加了共産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1929年進伏龍芝軍事學院, 1932年春畢業，同年來到中國。
李德為什麼會來到中國，當時在共産國際工作，長期為中央上司擔任俄語翻譯的師哲是這樣說的：“李德在共産國際東方部工作，就是一個普通的從業人員，和王明關系較好。但是，李德到中國去，不是共産國際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派去的，而是蘇聯情報機關派往中國東北去作情報工作的，給他的主要任務是對付日本間諜。因為當時日本人在東北殺人很随便，搞得很殘酷，見了可疑的人就殺，德國和日本都是協約國，當時是盟友，日本不殺德國人。是以，蘇聯情報機關就選派李德到東北去。”
李德在東北呆了一段時間之後，又接受了新的使命。蘇聯著名情報人員佐爾格，在上海建立了共産國際遠東局的一個情報系統，被稱為佐爾格小組。1931年10月，小組有兩名成員被國民黨軍事機關查獲逮捕，将要判處死刑。佐爾格了解到國民黨方面隻要有錢打點就可以另行考慮，從寬發落，便密電莫斯科，請蘇軍情報總部立即派專人送2萬美元來上海，好營救被捕的同志。這個任務落到了李德和另外一名德國共産黨黨員頭上，李德就這樣來到了上海。
在上海，李德和共産國際駐中國代表尤爾特接上了頭，并以此和博古、張聞天等中央上司建立了工作關系。1933年春天，上海中央準備遷往中央蘇區，博古要求尤爾特把李德也派去。關于這個要求，共産國際複電表示同意，但明确訓示李德是作為共産國際駐華軍事總顧問弗雷德上司下的軍事人員，在蘇區了解并及時報告情況；李德“沒有訓示權力”，并且一切都得聽命于駐上海的共産國際代表團及其軍事顧問弗雷德。也就是說，李德最初是以一個聯絡員的身份去中央蘇區的。
由于博古并沒有上司武裝鬥争的經驗，在廣大紅軍指戰員心目中也沒有威望，他為了壓服毛主席等黨和紅軍的實際上司人，便把李德推了上去，以“洋欽差”的身份幫助他們推行“左”的路線，排斥毛主席的正确上司，使李德成為了中央軍事上的最高決策者和指揮者。關于這一點，李德的翻譯伍修權曾經強調指出：“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争來的，而是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本身。”
王稼祥也曾懷疑過李德的身份和使命。1937年春天，他到莫斯科治病，當面向王明提出質疑：“共産國際怎樣決定李德去中國的？你和李德事先談了什麼？為什麼完全靠李德指揮軍事工作？”王明立即聲明：“我沒有給過訓示，共産國際沒有參與此事，而是蘇聯軍隊參謀部派了李德去的。”
王稼祥與王明的上述對話内容，和師哲的回憶是一緻的。足以證明，李德并不是共産國際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他後來在中央蘇區的地位，即所謂“共産國際軍事顧問”的金字招牌，是由博古一手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