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这个名字，对于略微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来说，都不会感到陌生。他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在中央苏区负责军事工作。他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和长征初期，采取了一系列脱离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犯下了严重的军事错误，给中央红军、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过去，在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把李德的身份表述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但随着相关资料的不断披露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德这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根据德国官方公布的材料，李德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城郊，在师范读书时参加了革命活动，1918年应征当兵，时间不到一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又回校读书，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参加工人起义和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斗，1921年和1926年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于1928年越狱成功，逃到苏联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进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2年春毕业，同年来到中国。
李德为什么会来到中国，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长期为中央领导担任俄语翻译的师哲是这样说的：“李德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和王明关系较好。但是，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作情报工作的，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杀人很随便，搞得很残酷，见了可疑的人就杀，德国和日本都是协约国，当时是盟友，日本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选派李德到东北去。”
李德在东北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接受了新的使命。苏联著名情报人员佐尔格，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个情报系统，被称为佐尔格小组。1931年10月，小组有两名成员被国民党军事机关查获逮捕，将要判处死刑。佐尔格了解到国民党方面只要有钱打点就可以另行考虑，从宽发落，便密电莫斯科，请苏军情报总部立即派专人送2万美元来上海，好营救被捕的同志。这个任务落到了李德和另外一名德国共产党党员头上，李德就这样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李德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尤尔特接上了头，并以此和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建立了工作关系。1933年春天，上海中央准备迁往中央苏区，博古要求尤尔特把李德也派去。关于这个要求，共产国际复电表示同意，但明确指示李德是作为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领导下的军事人员，在苏区了解并及时报告情况；李德“没有指示权力”，并且一切都得听命于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及其军事顾问弗雷德。也就是说，李德最初是以一个联络员的身份去中央苏区的。
由于博古并没有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心目中也没有威望，他为了压服毛主席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便把李德推了上去，以“洋钦差”的身份帮助他们推行“左”的路线，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使李德成为了中央军事上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关于这一点，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曾经强调指出：“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王稼祥也曾怀疑过李德的身份和使命。1937年春天，他到莫斯科治病，当面向王明提出质疑：“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什么？为什么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明立即声明：“我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
王稼祥与王明的上述对话内容，和师哲的回忆是一致的。足以证明，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他后来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即所谓“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金字招牌，是由博古一手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