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昭軍：“中國睡獅說”是梁啟超的發明嗎？

作者：張昭軍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官方公衆号”微信公衆号

原文刊載于《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6期

據說，拿破侖曾言：中國這頭沉睡的雄獅一旦醒來，世界将會為之顫抖。這種說法長期以來在海内外廣為流行。早在1915年，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适在日記中就曾提及：“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百年以來，世人争道斯語，至今未衰。”近年來，一些學者相繼對此說提出質疑。他們利用世界各地的館藏資料和中外文資料庫等網絡資源，經過較系統的檢索和研究，沒有找到支撐此說的直接證據，遂得出結論，認為拿破侖沒有說過這句話。沒有找到直接證據，是否等于二百多年前他就沒有說過這句話呢？對此暫且不論。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否定此說的同時，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中國睡獅說”或者說以睡獅為中國的國族形象，是梁啟超發明出來的。這一觀點經過若幹學者的論證，幾乎成為定論，産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筆者認為，學者們敢于疑前人所不疑，提出新問題，促進了學術發展，應當予以尊重。但鑒于這一觀點社會影響較大，為慎重起見，很有進一步讨論和核實的必要。

一

“‘中國睡獅說’是梁啟超的發明”這一觀點的提出，是從懷疑和否定拿破侖說過“中國是睡獅”這句話開始的。

2003年，美國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在其著作《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中文版序言中提出：拿破侖預言中國覺醒一事純屬謠傳，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說過這句話。他推測，有關中國将要從沉睡中覺醒的“預言”，最初是由基督教傳教士在教會内部作出的，經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最終由清末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播及全世界。與費約翰的思路相近，中國學者單正平在其著作《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中用專章探讨了“中國睡獅說”被中國人接受和傳播的過程。單氏梳理出了這樣一條線索：曾紀澤将英國博物館中的怪物機器人弗蘭金仙命名“為睡獅（姑妄信其有）、且在題畫詩中對獅子的特征及其在中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義有所提示——英國人将弗蘭金仙的命名轉述給日本人（？）——梁啟超讀日文報刊而知此說法——梁啟超撰《動物談》——黃遵憲、鄒容等人繼而援用”。單氏表示，“這僅僅是推測，尚缺乏事實的依據。”費、單著作的研究重點并不在此，所論不過點到為止。

在此基礎上，中國台灣學者楊瑞松和日本學者石川祯浩對“中國睡獅說”作了專門研究。他們明确主張：“中國睡獅說”是梁啟超的發明。

楊瑞松的《睡獅将醒？：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中的“睡”與“獅”意象》，刊于《“國立”政治大學曆史學報》（第30期，2008年12月），後收入楊瑞松著《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政大出版社2010年版）。石川祯浩的《晚清“睡獅”形象探源》，先後刊于《中山大學學報》（2009 年第5期）、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學報》（第85冊，2010年3月），後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曆史的表與裡》（袁廣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楊瑞松、石川贊同費約翰的觀點，認為拿破侖提出“中國是睡獅”這種說法純屬謠傳，“睡獅說”是中國人的發明。不過與費約翰的觀點又有明顯不同。他們通過查稽考核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等文後指出，曾氏著作中并無“睡獅”二字，更從未将中國比喻為“睡獅”，費約翰和單正平的推論并不準确：“我們熟知的近代中國的象征即‘睡獅’這一表述（字句），其實最早就出現在梁啟超1899年”所寫的《動物談》一文中。他們認為曾紀澤并沒有說過“睡獅”，“睡獅”和“中國睡獅說”是由梁啟超最早說出來的。楊瑞松寫道：“梁氏在此文章（指《動物談》——引者注）中，藉由解釋其文中所言談的‘機械怪物’（名為佛蘭金仙），首次明确地将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之論，‘加工轉化’成為‘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石川表示：梁啟超1899年4月在《清議報》發表的《動物談》一文，是“清末最早出現‘睡獅’二字的文章”；梁氏同年5月發表的《瓜分危言》一文中所說英人“未深知中國腐敗之内情，以為此龐大之睡獅，終有蹶起之一日也”，是“中國睡獅說”的最早源頭。石川稱他查閱過日本、英、美等國的報刊和資料庫，“從甲午戰争到戊戌變法期間，日本的報紙等從未稱中國為‘睡獅’”，1899年之前，英、美等國家的确也沒有稱中國為“睡獅”的說法。他在文章中總結說：“通過上述探讨，我們基本上可以明白，中國即睡獅的說法，是梁啟超在戊戌變法時期對其間接得到的有關吳士禮、怪物弗蘭肯斯坦的知識，發揮想象力，與其讀過的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結合起來，于1899年創造出來的。”而且，1900年後黃遵憲、鄒容、陳天華等清末知識分子所用的“睡獅”“都是基于梁啟超創造、發明的‘睡獅’而出現的文化現象。應該說，中國 =‘睡獅（Sleeping Lion）’這個表述，首先是在清末中國人之間迅速流行，然後才流傳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國輿論界的”。

楊瑞松、石川的觀點為不少學者接受，在國際學術界乃至社會上産生了較大反響。例如，澳洲學者韓瑞（Ari Larissa Heinrich）2021年4月14日所作的線上學術講座“睡獅的傳譯——科學怪人、外交與近代中國”，就完全沿用了“梁啟超發明‘睡獅說’”。中國大陸的學者，以施愛東所論較具代表性。他先後發表《拿破侖睡獅論：一則層累造成的民族寓言》《“睡獅論”來龍去脈》等文，擴大了這一說法的影響。他認為，“中國睡獅說”是“顧颉剛所謂‘層累造史’的典型個案”，是梁啟超創作的一則政治寓言故事，20世紀初被部分中國人利用并重新組裝，将“睡獅說”與拿破侖捆在了一起。他解釋說：這一說法“明明是中國人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概念，卻偏要請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則無話語力量。這大概是近百年的屢戰屢敗之後，國人積弱成疾的屈辱心态之必然反應”。他将“睡獅說”歸為中國人滿足民族虛榮心的産物。

至此，單正平等人所使用的推測性話語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對該觀點的肯定、維護及“合理化”解釋。不破不立，先破後立。研究者從一開始對拿破侖是否說過這句話的懷疑和否定，到尋找和确認這句話的真正提出者，最後似乎促成了一種共識，其結果是，梁啟超取代拿破侖成了這句話的發明者。

二

事實果真如此嗎？

筆者在查閱日本《太陽》雜志的過程中，看到了這樣一則史料：

五洲列國對支那存有誤解——将這一半死老朽之帝國視為睡獅，此乃東洋和平之一大擔保。支那領土廣大，人口衆多，乃不易相處之邦國，人皆知之，緻歐美諸國誤以為它盡管已衰老腐朽，但猶存強大實力，巨大餘勇。職是之故，諸國皆懼怕睡獅覺醒，盡可能采取親善方針。即便不得已與之交戰，亦盡可能快速恢複和平，實行親善政略。此情形無異于希望在不驚動睡獅酣睡的範圍内，拔去睡獅之爪，觸碰睡獅之牙。是以，英、法雖攻陷了北京，但卻匆匆締結了和約，并千方百計實施懷柔之術。他們的意思大概是所謂“睡獅一旦覺醒，就會立即将其仇敵攘逐出東亞，與其如此，不如獲得其歡心，與之保持親近友好，壟斷其經貿産業之利益”。

在此老朽帝國被如此誤解期間，無論哪一個國家都避免去觸怒它。換言之，歐美列國均忌憚擾亂了東洋和平。由此說，這一誤解事實上成了東洋和平之一大擔保。

盡管如此，我日本帝國僅僅發動陸軍不足二十萬，水師戰艦不過數十艘，就輕而易舉地占領了該老大帝國沿海地區，震撼了愛新覺羅氏社稷。這無異于讓睡獅覺醒蹶起，跳踉怒号，但結果反倒是，睡獅邊悲泣呻吟，邊向我軍門乞求憐憫。嗚呼，獅子非睡也，實病也。病患已深入骨髓，幾幾瀕臨死

世界各國目睹眼前之事實，即刻從誤解中醒悟，起侵吞獅肉之貪念。較之東歐之半死國，他們認識到東亞之半死國更易于對付，蠶食狼吞，從中可擷取巨大利益。這是東洋危機加重的原因之一。

這則史料出自尾崎行雄的《東洋的危機》，刊于1896年9月5日發行的《太陽》雜志第２卷第18号。作者尾崎行雄（1858—1954年），号咢堂，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有日本“議會政治之父”之稱。他早年就讀于慶應義塾，後由福澤谕吉推薦，留學英國。1882年，他參與建立立憲改進黨，1890年參加日本第一次大選，當選衆議員，後曆任第一次大隈内閣文部大臣、東京市市長、第二次大隈内閣司法大臣等職。明治時期，他主張對内民主、對外擴張，是當時“支那征服論”最賣力的鼓吹者之一。

從該文看，“中國睡獅說”源自西方。它的産生與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定位有關。鴉片戰争以後，西方人認為中國可能自此一蹶不振，由衰微終至敗亡。然而，經庚申之難，清政府再圖振作，于19世紀60年代開啟“洋務自強”新政，展露出了複興迹象。一些西方人擔心長期處于停滞狀态的中國會由此覺醒，報複他們。“睡獅說”即反映了這一時期西方人的複雜心态：一方面認為中國處于沉睡和落後狀态，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醒來，如猛獅般發威，反擊和報複西方。正是在此背景下，1887年，曾紀澤在英國以英文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告訴他們“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覺醒後即便氣力複原，也不會生報複侵伐他國之心。他希望由此打消西方人的誤解和顧慮。

在中日力量的對比上，西方列強認為中國盡管落後于西方，但由于地廣人衆，是不容小觑的大國，地位和實力仍在日本之上。直至甲午戰争結束，他們一直認為日本難以戰勝中國。當時大多數日本人也秉持這種觀點，對侵華心存忌憚。尾崎行雄的觀點與此不同。尾崎自1884年以《郵便報知新聞》記者的身份被派赴上海，長駐中國。通過多年的觀察和調查，他認為中國并不是西方人所說的“沉睡的雄獅”，而是已老朽垂死，行将滅亡，故極力鼓動日本各界抓住機會，加緊侵略和征服中國，進而取代中國做東亞的盟主。這就是有名的“支那征服論”。1895年1月，尾崎出版《支那處分案》一書，集中表達了這種論調。《東洋的危機》之是以引述并反駁“中國睡獅說”，正是出于宣揚其“支那征服論”的需要。該文強硬地表示，甲午之戰日本應直搗北京，而不是中途締結停戰媾和條約。與中國停戰媾和是日本政府的嚴重失誤，究其原因，他認為，一是日本崇拜中國之餘習所緻，二是受西方“中國睡獅說”誤導。該文指出，“還遼”事件乃日本奇恥大辱，針對目前列強急欲瓜分中國、東亞危機加重的形勢，日本應立即實施第二次維新，整頓内政，擴軍備戰，作為盟主，切實擔負起維護東洋和平的責任。從該文看，“中國睡獅說”在當時的日本有一定影響力。

甲午戰争前後，使用“中國睡獅”這種表述者并不止尾崎一人。日本侵占旅順後，1894年11月15日的《東京日日新聞》刊載了《今後的對清政策》一文。該文開篇寫道：“清國的陸海軍如此缺乏戰鬥力，清國的行政幾乎不能統管吏民，它勢必土崩瓦解，四分五裂。不久，歐洲國家一定會趁勢制造各種口實，瓜分獅子。”從行文看，以獅子喻中國，已為日本廣大讀者熟知，故該文沒有作專門解釋。大隈重信在其《日支民族性論》一書中也有相近的說法：甲午戰争的結局暴露了支那的真面目，它根本不是沉睡的雄獅，而是一隻“斷氣已久、四肢冰冷的老獅子”。大隈是這段曆史的親曆者，熟悉當時的社會輿論，從其文字表述看，将中國形容為“睡獅”是當時日本人的“常識”。吉野作造亦有追憶：“維新後我們不再尊敬這位早先引進文物制度的老師——支那，隻因其擁有武力故難以輕侮。但通過這次戰争，就連這點體面也被悲慘地剝落了。西洋人稱支那為沉睡的雄獅是錯誤的，獅子已患疾而死。”大隈、吉野的著作出版稍晚，他們的說法可作為甲午前後出現“中國睡獅說”的輔證。

作為一種話語，甲午戰争前後，采用“睡”與“醒”這種拟人手法來形容中國所處的社會狀态，比較常見。日本當時廣為流傳的小冊子不乏類似說法。竹越與三郎的《支那論》用專門章節反駁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強調無論中國覺醒與否都是一種威脅，極力主張發動戰争除掉這一禍患。竹越誣蔑稱，支那人種如山賊般侵略成性，日本“最大的危險，即清國大為覺醒之日”。荒尾精的《對清意見》與尾崎的觀點如出一轍，認為不必為中國“覺醒”之說恐懼疑慮，因為“現在的清國政府根幹已朽而不可複生，其枝葉尚存，這不過是一時之春，恰如殘紅之點綴。其命脈遠在三十年前已枯竭，如今惟苟延殘喘而已”。究其實質，無論認為中國處于“沉睡”，一旦“覺醒”會形成威脅，還是反對“覺醒說”，主張中國處于老朽、垂死狀态，均是為侵略中國制造聲勢。就此而言，“中國睡獅說”有其産生的土壤。

值得重視的，還有大澤龍于1898年2月在日本發表的《支那論》一文。該文明确寫有“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于眠獅”，發表時間也早于梁啟超的《動物談》。本文稍後作專門分析。

由上可見，在1899年梁啟超發表《動物談》之前，“中國睡獅說”對于日本人而言已不陌生。

有理由認為，作為政治宣傳家，寄居日本的梁啟超對這一與自己祖國利害攸關的說法不會沒有耳聞。他可以通過書報、交遊等多種途徑獲知這一說法，其中不排除他曾注意到《太陽》雜志刊發的文章。

《太陽》雜志是明治時期日本影響最大的綜合性刊物，1895年1月由日本著名出版機構博文館創辦。甲午戰争爆發後，博文館積極參與戰事報道，研判中國的政治局勢及戰争走向，為日本侵華制造輿論。前述荒尾精的《對清意見》、尾崎行雄的《支那處分案》，即由博文館出版。

該雜志在中國有一定知名度。徐維則《東西學書錄》稱：“欲知各國近政，必購閱外報。英之《泰晤士報》及路透電音，日本之《太陽報》《經濟雜志》，于各國政要已具大略。”《太陽》雜志，清末多以《太陽報》譯之。該刊創辦不久，即引起包括梁啟超在内的新派人士的注意。《湘報》《知新報》《嶺學報》《農學報》《東亞報》等，均曾刊載過譯自《太陽》雜志的文章。梁啟超、黃遵憲等人于1896年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聘請日本人古城貞吉主持“東方報譯”專欄，前後發表譯文六百多篇。其中，《論英國外交》《地球大局之動力》等五篇文章注明譯自《太陽》。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東走日本，與《太陽》雜志的聯系增多。梁啟超在日本所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在辦刊風格、體例乃至内容上，學習和效法《太陽》，并轉載了《太陽》的多篇文章。梁啟超還接受了《太陽》編輯部負責人岸田質軒的訪談。1899年1月起，《太陽》雜志将梁啟超撰寫的《戊戌政變記》等文編譯為日文連載，并以中文形式直接發表了梁啟超撰寫的《論支那與歐洲國體異同》《清國憲政之前途》等文。雙方還互贈雜志，梁啟超自《清議報》創刊，一直将該刊贈送給《太陽》編輯部，對方也以《太陽》回贈。

綜上，可以斷定，第一，早在梁啟超之前，“中國睡獅說”已經出現。第二，不排除1899年4月之前梁啟超曾接觸過《太陽》等報刊所載關于“中國睡獅說”的文章。可見，将“睡獅說”歸結為梁的發明創造，與曆史事實不符。

三

為進一步确認“中國睡獅說”是不是梁啟超的“發明創造”（僞造），或者說梁啟超是否故意假托外人，我們有必要重新閱讀和分析梁啟超的三篇代表性文章。這三篇文章是主張梁啟超發明“中國睡獅說”的學者所依據的核心史料。

第一篇，《保國會演說》。據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該文初為梁啟超1898年4月21日在北京召開的保國會第二次集會的演說辭，成文分别發表于同年5月31日刊行的《國聞報》第209号、6月9日的《知新報》第55冊和7月5日的《湘報》第103期。梁啟超在文中提出一個說法，英人烏理西謂中國如佛蘭金仙，雖處于安寝，但終有将醒之時：“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國先睡後醒論》，英人烏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國陸軍統帥）謂中國如佛蘭金仙之怪物，縱之卧則安寝無為，警之覺則奮牙張爪，蓋皆于吾中國有餘望也。”這句話雖沒有明确提出“中國睡獅”，但與之有一定關聯。那麼，這句話是梁啟超自造，還是另有出處？對此，石川已有考證：這一說法源自王學廉所譯的《如後患何》一文。《如後患何》英文刊于英國1898年1月1日的《國運報》，譯文載于同年3月22日的天津《國聞報》。對比梁文與王的譯文可知，石川的考證可信。這說明，梁啟超言而有據——源自英人，而非梁本人的創造。

第二篇，《動物談》。該文刊于1899年4月30日《清議報》第13冊的“本館論說”欄目。内有：“哀時客隐幾而卧，鄰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為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丁曰：‘吾昔遊倫敦，倫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卧無生動氣。或語餘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内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餘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研究者認為這是最早出現“睡獅”二字或“睡獅”意象的文章，前文已述，此時日本報刊關于“中國睡獅”的表述已不寡見。至于“曾紀澤謂之睡獅”一句，其實也非梁啟超的演繹或假托。

在此之前，維新派所辦中文報刊《知新報》于1898年5月1日刊登有《日人大澤龍論中國情勢》一文。該文不僅有“眠獅”二字，而且出現了“曾紀澤嘗比支那于眠獅”的說法。贅引于下：

說者曰：“支那政府猶抱不療之痼疾，雖國手大家，不能治之。而其人民，又如遊惰而及于暮年者。希其攘臂奮起，革舊圖新，無異于百年而待河清焉。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于眠獅，當時泰西諸國未究其實，鹹謂為然。洎乎甲午之役，連戰連敗，支那之真面目，暴露于中外。于是曩之畏而逡巡者，遂争先脅之，如英俄法德是也。今使我日本助支那以抗諸國，譬如扶垂死人上角場，徒勞而已，何益之有，适足以速其死也。況日本亦不後于諸國，不如得分一杯羹之為愈也。”嗟乎，是果何言哉。如斯說，則仿于強盜者也。夫泰西諸國皆強盜也，以近事論之，如德之據膠州，即其明證。

該文的主題是論述甲午戰後中國的局勢及日本的對策。結合上下文可知，作者并不同意“說者曰”，不贊同日本與西方列強一起瓜分中國。在他看來，日本需要施中國以援手，通過助力中國的改革，達到掌控中國的目的；否則，若聽任中國遭泰西列強宰割分食，日本在中國之經營遂不可成，“豈止不可成，異時豺狼無餍之求，一轉瞬而加于日本頭上，亦未可知也”。作者的思想與大隈重信所提倡的亞洲主義相近，反對中國分割論，主張從長計議，先保全中國。該文不僅印證了甲午戰争前後日本輿論界已出現“中國睡獅說”，而且指出“曾紀澤嘗比支那于眠獅”，當時泰西諸國鹹謂為然。這再次表明，在梁啟超以前，的确已出現“中國睡獅說”。

不僅如此，筆者還認為，作為維新人士，梁啟超完全可能讀過登載在維新派報刊《知新報》上的這篇文章，甚至可能讀過大澤龍發表在日本報刊上的原文。此前有學者分析，《知新報》所刊登的大澤龍這篇文章，“可能因為語境或翻譯的問題，曾紀澤的說法變成了‘曾紀澤嘗比支那于眠獅’”。經核實，《知新報》所标注的出處“譯西三月二十号日本《中外時論》報”并不準确。該文原發表于日本《中外時論》第2号，時間為1898年2月10日，原題《支那論》，原文為中文而非日文，不需要翻譯。《知新報》轉載時為使語句順暢改動了個别文字，曾紀澤一句原為：“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于眠獅。當時泰西諸國，未詳其事情，以曾氏之論為真然。”從文章内容看，大澤龍對中國維新運動較為了解，似與維新人士有一定聯系。

第三篇，《瓜分危言》。該文連載于1899年5月20日、5月30日、6月8日、8月6日《清議報》第15、16、17、23冊的“本館論說”欄目。與本論題相關的文字，集中見于第一章“論中東戰争以前各國經營東方情形”。該章寫道：“瓜分之事，西人言之既數十年，而至今未見實行。守舊之徒，因不複信有是事，遂頑睡不醒，以至于今日。”各國保全此頑睡不醒之中國數十年，遲遲沒有瓜分，其原因何在？梁啟超認為英國對中國的誤判是其原因之一，故在第二節“英國未能深知中國之内情”予以重點分析：英國人數十年來對華采取保全而非瓜分政策，恩威并濟，買中國之歡心，令中國人信之而不疑，進而得以獨力全握中國之商利。“而其是以布此政策者，冀中國之可以成立，可以自存也，冀中國之軍事稍振，可協力以抵俄人之南下也。其故皆坐未深知中國腐敗之内情，以為此龐大之睡獅，終有蹶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于今日……故自中日戰後而局面一大變，自去年政變後，而局面更一大變。”正是以該文為依據，石川等學者反複強調：英國人稱中國為“睡獅”，是梁啟超第一次說出來的；“包括英國人在内，此前的确沒有人稱中國為‘睡獅’”；中國即睡獅的說法，是梁啟超想象和創造出來的。然而，對照前引《東洋的危機》和《日人大澤龍論中國情勢》等文可知，不僅“中國睡獅說”非梁啟超的想象和創造，而且“英國人稱中國為‘睡獅’”這種說法，也并非梁啟超首倡。

通過解析上述文本，可得出結論：第一，梁啟超之前，日本報刊已載有“西方人說中國是睡獅”“曾紀澤說中國是睡獅”等說法。第二，梁啟超是據其所見所聞而作的轉述，隻不過沒有注明出處而已，并不存在“加工轉化”“發明創作”或故意假托外人、僞造的問題。第三，日本報刊所載文章的觀點來自何處，以及“中國睡獅”是由英國人還是由曾紀澤率先說出的，目前尚難以判斷。

既然“中國睡獅說”非梁啟超的發明，此前日本報刊已登載過“英國人稱中國為睡獅”之類的文字，那麼，1900年以後中國人言說“睡獅”，其資訊來源應有多種管道：可能來自梁啟超等中國人的言論，也可能來自日本人甚至西方人的報刊輿論等。研究者将其完全視作基于梁啟超的發明顯然不能成立，認為是中國人出于某種目的而故意假托西方人亦缺乏充分的證據。

四

梁啟超發明“中國睡獅說”為何不能成立，還可以從研究者所運用的理論方法上尋找原因。

衆所周知，曆史研究總是在某種指導思想或價值觀念下進行的，不可避免地受主觀因素制約。即便實證性研究，所謂“用史料說話”，同樣離不開價值判斷和理論預設。因為，史料無論多麼豐富，也并不等于系統的曆史知識。在組織和解釋史料、由史料上升到史實和史學的過程中，曆史學家的理論思維和科學方法起了關鍵作用。主張梁啟超發明“睡獅說”的學者，程度不同地存在理論方法上的缺陷。

從對拿破侖的質疑，發展到對梁啟超的肯定，論者在研究思路上有類似于顧颉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之處。顧氏研究的是上古的傳說，這裡探讨的是近代的傳說，盡管時段不同，均關系到中華民族精神及其形成，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建構和認同，關系到對曆史和曆史知識的認識等重大問題。王汎森在《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書結語中說：“顧颉剛的‘層累造成說’有一個相當突出的特質，這個特質是：他把‘層累’看成是有意造僞的結果，而不是自然累積而成的。”人的有意造僞與自然累積，或者說主觀與客觀、虛像與實相，是曆史研究必須加以全面對待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是辯證統一的整體，如果畸輕畸重，或專講一面忽視一面，必然會遊離于曆史真相之外。

筆者以為，在理論預設上，主張梁啟超發明“睡獅說”的學者受文化建構論等新文化思潮的影響，有模仿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和顧颉剛“層累造成說”之嫌，多少帶有懷疑并解構在中華民族形成問題上所達成的曆史共識之傾向。有的學者雖聲稱要超越本質論程式（essentialist），但在客觀上卻又滑向了文化主義。他們過分看重“中國睡獅說”的人為因素，而忽視了即便是人為提出的思想學說，也有其客觀性；誇大了梁啟超等少數精英在民族共同體形成和民族精神重鑄中的作用，而輕視了民族共同體形成和民族精神重鑄的社會基礎；過度懷疑此前“睡獅說”的傳承性和穩定性，乃至将衆口相傳的說法視為某人有意的僞造或發明。研究者在理論預設上的這些偏差，直接影響了他們對史料的解讀。

在方法論上，研究者使用了“默證法”，但沒有嚴格遵守默證的“規矩”。曆史研究在多數情況下無法直接從史料中得出答案，需要借助于邏輯推理。“默證”是上述諸文所運用的主要推理方法。什麼是“默證”呢？張蔭麟有明确的定義：“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曆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曆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法國學者瑟諾博司（Ch.Seignobos）指出，“默證”源自日常生活中的諺語“如果它是真的，我們該聽說過”，而該諺語隐含着一個普遍性命題——如果所謂某事件真的發生了，就應會有一些提到它的文獻存在。“默證”之成立有嚴格的限定條件，“必須每件事實都被觀察到，被書面記錄下來，并且所有的記錄都被儲存着”。然而實情是，曆史上絕大多數事實都沒有書面記載，即便有記載，很多載籍亦已亡佚。故在多數情況下，默證不能有效。瑟氏特别強調，默證隻有在其所隐含的條件完全具備時，方可予以應用。

以此衡量，上述研究者在史料上沒有、也不可能做到竭澤而漁，在推理上嚴重超出了“默證”所允許的限度。與上古史比較，近代中外文史料何其豐富，而且種類繁多，不限于公開發行的報刊、書籍等。近代史研究者經常會面臨資料太多、如何有效地加以篩選利用的難題。上述研究者聲稱利用網際網路技術查閱了相關資料庫，“查閱了資料庫”似乎意味着在資料方面擁有了話語權。然而事實是，即便資料庫内收錄的材料，由于編碼、檢索等技術方面的原因，也常會出現查找不到的情況，何況目前沒有一個資料庫做到了應有盡有的收錄。是以，研究者所運用之“默證”，能且僅能說明作者個人在他所掌握的資料中沒有發現1899年之前有“睡獅說”，而不能說明他所掌握的材料之外沒有人提及。當依據某一個或數個資料庫遂認定“睡獅說”為“無”，為“最早”或“第一”時，此種做法已不合邏輯，混淆了推理與證據的界限，所得結論往往似是而非。

誠如劉家和所指出，“默證法從來就不是一種安全的論證方法。”即使嚴格遵循“默證之适用限度”，它為曆史研究所提供的也不是堅實可靠的證據，而仍舊是一種邏輯推理的結果，且是運用消極的推理方法而得出的結果。在資料庫普及的當下，“默證”有被泛化和濫用的傾向。上述研究再次提醒我們，運用“默證”之法不可不慎之又慎。

簡言之，任何一種曆史叙述都不可避免從某種先見出發，但若對先見缺乏足夠的警省和批判，先見可能會淪為偏見。筆者認為，梁啟超發明“中國睡獅說”這一觀點之是以不能成立，除史料方面的局限，研究者在理論方法方面也有其缺陷，明顯存在以論帶史、邏輯不周嚴等問題。

作者張昭軍，系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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