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有自己的生命，它就像一個人，既随和又自尊。——餘秋雨
抗日戰争期間，有無數的無辜人民失去了生命，他們或許隻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或許是正在為國家奉獻自己力量的戰士。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一位為了國家和人民犧牲的小烈士。他叫宋振中，人們給了他一個親昵的稱呼叫小蘿蔔頭。他的父母均是地下工作者，是以，他們一家被稱為“一門三烈”。
1941年底，隻有八個月的宋振中随母被捕入獄，由于監獄中生活艱苦，他嚴重缺乏營養，發育不良頭大身小，是以獄中的難友們都稱他為“小蘿蔔頭”。
在敵人的監獄裡，他沒有機會上學，當時監獄裡有一位同樣被抓進來的地下黨員羅世文，由他來教導他知識，後來羅世文犧牲，黃顯聲将軍自告奮勇當了他的老師。黃顯聲将軍是張學良将軍上司的東北軍53軍副軍長。他反對蔣介石打内戰，是一位愛國抗日的将領。“西安事變”後，黃顯聲将軍不顧個人安危，到武漢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1938年被國民黨特務抓了起來。除了教國文和算術，還教他國術和俄語。因為年齡小，行動相對自由，宋振中成為了獄中為難友們傳遞消息的“小交通員”，他做了許多成年革命者不能做的工作，為打倒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勞，是我國、乃至世界上最小的烈士。雖然見識不多，但年幼的他深知愛國二字有何意義。
就這樣一位年幼無辜的稚童，究竟誰會忍心痛下殺手呢？此人就是楊欽典。
楊欽典，1918年出生于河南一個貧農家庭，為了能夠活下去當了兵，也是個貧苦家庭出身，為了有口飯吃他才當兵，1940年4月考入胡宗南辦的西安軍校七分校教導團；1942被分到胡宗南部的一個騎兵部隊，成為一名騎兵，期間被蔣介石挑選為警衛團的警衛。
不久，楊欽典又從西安調防到四川，被配置設定到交警總隊特務隊任班長，并一度擔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國民黨政要的安全警衛。
1948年，楊欽典被派到歌樂山集中營内擔任白公館看守班班長，負責看守關押在白公館内的重要“犯人”。被關押的宋绮雲、許曉軒等都是善于從内部攻破敵人心理防線的高手。他們發現楊欽典出身貧苦，當兵的初衷隻是為了混口飽飯，是以，就找機會“感化”他。
他們給他講形勢，談道理，開導楊欽典不要替蔣介石反動政府賣命，要站在勞苦大衆一邊，棄暗投明。陳然、王樸、羅廣斌、周從化等30名共産黨員和“民革”幹部被關押到白公館後，也全力教化楊欽典。楊欽典确實有回應，開始在他的職權範圍内為他們傳遞口信、交換書報，還延長放風時間，盡力給予友善。
但是在新中國誕生前夕，他奉命參與了暗殺愛國将領楊虎城及家人、随從的罪惡行動，當時他得到指令要斬草除根，面對這個他平時極其熟悉時常逗着玩的無辜孩童，他滅絕人性，用雙手卡住小蘿蔔頭的脖子，與另一名特務合力殺害了這個年幼的生命。
“11·27”大屠殺後，當晚11時，因渣滓洞出現緊急情況需要增援，白公館僅留下楊欽典、李育生二人看管沒來得及殺害的19個人……緊要關頭，楊欽典打開牢門放走了羅廣斌、任可風、毛曉初、鄭業端等19位志士。
1949年11月30日下午，重慶解放第二天，在羅廣斌的帶領下，楊欽典到重慶市警察局登記自首。
根據羅廣斌等人的證言，證明其在關鍵時刻“将功補過”，對其寬大處理不予追究，還準備把他安排在重慶市警察局工作。
楊欽典表示想家，政府根據他的意願，給了他一筆路費，讓他平安離開了重慶。
十年動蕩期間，他再次因曆史問題被判20年，關押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1982年，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查明，撤銷判決，對他不予追究，自此便回到河南老家務農。
但他回家後發現妻子患病而亡，兒子也因為他的原因丢了工作，深深地感到自責和愧疚。
自此，楊欽典在親屬的陪同下，多次前往重慶緬懷先烈。雖然他很不想提及當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為了後人能夠牢記曆史，得到教訓，還是現身說法，把自己的“黑”“紅”人生和他知道的仁人志士的事迹講給青少年學生和遊人，為社會和人民盡一份自己的力。
被楊欽典釋放的羅廣斌，後來因撰寫小說《紅岩》而聞名。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如果沒有楊欽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館剩下的19個人會全部被殺死，那麼獄中黨組織血和淚的囑托就不可能被儲存下來。是以楊欽典最後的義舉，應該說對儲存這些曆史資料以及了解大屠殺的真相，客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段曆史，如果當初楊欽典沒有将功折罪，我們可能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後來激勵幾代人的小說《紅岩》也不可能面世。不過“如果”也僅僅是如果，是以各位看官們你們對楊欽典的所作所為又怎樣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