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自己的生命，它就像一个人，既随和又自尊。——余秋雨
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的无辜人民失去了生命，他们或许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或许是正在为国家奉献自己力量的战士。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位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的小烈士。他叫宋振中，人们给了他一个亲昵的称呼叫小萝卜头。他的父母均是地下工作者，因此，他们一家被称为“一门三烈”。
1941年底，只有八个月的宋振中随母被捕入狱，由于监狱中生活艰苦，他严重缺乏营养，发育不良头大身小，所以狱中的难友们都称他为“小萝卜头”。
在敌人的监狱里，他没有机会上学，当时监狱里有一位同样被抓进来的地下党员罗世文，由他来教导他知识，后来罗世文牺牲，黄显声将军自告奋勇当了他的老师。黄显声将军是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53军副军长。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是一位爱国抗日的将领。“西安事变”后，黄显声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到武汉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1938年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除了教语文和算术，还教他武术和俄语。因为年龄小，行动相对自由，宋振中成为了狱中为难友们传递消息的“小交通员”，他做了许多成年革命者不能做的工作，为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小的烈士。虽然见识不多，但年幼的他深知爱国二字有何意义。
就这样一位年幼无辜的稚童，究竟谁会忍心痛下杀手呢？此人就是杨钦典。
杨钦典，1918年出生于河南一个贫农家庭，为了能够活下去当了兵，也是个贫苦家庭出身，为了有口饭吃他才当兵，1940年4月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1942被分到胡宗南部的一个骑兵部队，成为一名骑兵，期间被蒋介石挑选为警卫团的警卫。
不久，杨钦典又从西安调防到四川，被分配到交警总队特务队任班长，并一度担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的安全警卫。
1948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内的重要“犯人”。被关押的宋绮云、许晓轩等都是善于从内部攻破敌人心理防线的高手。他们发现杨钦典出身贫苦，当兵的初衷只是为了混口饱饭，所以，就找机会“感化”他。
他们给他讲形势，谈道理，开导杨钦典不要替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命，要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弃暗投明。陈然、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30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被关押到白公馆后，也全力教化杨钦典。杨钦典确实有回应，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他们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尽力给予方便。
但是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奉命参与了暗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家人、随从的罪恶行动，当时他得到命令要斩草除根，面对这个他平时极其熟悉时常逗着玩的无辜孩童，他灭绝人性，用双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与另一名特务合力杀害了这个年幼的生命。
“11·27”大屠杀后，当晚11时，因渣滓洞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增援，白公馆仅留下杨钦典、李育生二人看管没来得及杀害的19个人……紧要关头，杨钦典打开牢门放走了罗广斌、任可风、毛晓初、郑业端等19位志士。
1949年11月30日下午，重庆解放第二天，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
根据罗广斌等人的证言，证实其在关键时刻“将功补过”，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还准备把他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
杨钦典表示想家，政府根据他的意愿，给了他一笔路费，让他平安离开了重庆。
十年动荡期间，他再次因历史问题被判20年，关押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查明，撤销判决，对他不予追究，自此便回到河南老家务农。
但他回家后发现妻子患病而亡，儿子也因为他的原因丢了工作，深深地感到自责和愧疚。
自此，杨钦典在亲属的陪同下，多次前往重庆缅怀先烈。虽然他很不想提及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为了后人能够牢记历史，得到教训，还是现身说法，把自己的“黑”“红”人生和他知道的仁人志士的事迹讲给青少年学生和游人，为社会和人民尽一份自己的力。
被杨钦典释放的罗广斌，后来因撰写小说《红岩》而闻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如果当初杨钦典没有将功折罪，我们可能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后来激励几代人的小说《红岩》也不可能面世。不过“如果”也仅仅是如果，所以各位看官们你们对杨钦典的所作所为又怎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