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于19世紀80年代的中法戰争，是晚清軍事曆程中罕見的亮點。
在這場戰争中，中國方面損失慘重：經營多年的福建水師被法國艦隊在馬尾港内全殲，屈指可數的國有軍工企業福州船政局幾乎盡毀。但在其他方向，台灣守軍雖然遏制了法軍深入，但危如累卵；而在中越邊境要沖鎮南關（今廣西友誼關），清軍擊潰了法國遠征軍一部，迫使法國政府放棄軍事解決，回到談判桌前。
戰後中法簽署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又稱《中法新約》）：清政府放棄了對越南的宗主權，承認法國與越南簽訂的各項條約有效，撤退駐越軍隊，開放中越邊境口岸，并承諾在關稅上給予法國商人特别優惠；法軍撤出台灣澎湖。
通過該條約，法國基本拿到了戰前向中國方面索取的權益，正式将大部分中南半島納入其殖民帝國體系。中國曆史對此評價說：西方列強從此打開中國西南門戶，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度進一步深化。
時人曰：（中法戰争）“法國不勝而勝，吾國不敗而敗”。
一、雞肋之戰
關于這場戰争，首先指出，中法雙方其實沒有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
越南雖然算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一員，北部還曾屬于中國版圖，但該地遠離中原王朝核心區，不能有效轄制，最後還是聽任其遊離出漢家體系。曆代王朝隻是出于天下共主的虛榮，接納他們作為藩屬國。
中國藩屬制度特别奇葩，除了一些禮儀任務，藩屬國幾乎不需要對宗主國盡任何義務。由于皇帝喜歡打腫臉充胖子，慣例是對進貢要加倍回贈，是以藩屬國不僅沒半點用，還構成極大經濟負擔。
當法國照會中國要求“保護”越南時，清政府雖然明确表示不予承認，卻同意就此進行談判。潛台詞就是，越南給你沒啥，但你就不能顧及一下我面子嗎？
如果法國能像英國人那樣立足經濟利益，在外交上圓滑一些，其實完全沒必要打這一仗。
二、洋人邊将也是禍害
中法雙方走到兵戎相見，很大程度上跟法國遠東殖民當局的本位利益有關。
歐洲殖民者都是相當放飛自我的。這也好了解，殖民地跟本土大多遠隔重洋，聯系一次最快也要一個月以上，真要事事請示，那什麼黃花菜都涼了！是以按照慣例本土都會授予殖民當局很大自主權，甚至包括一定程度的發動戰争授權；而殖民當局也就習慣拿雞毛當令箭自作主張了。
時至19世紀晚期，科技雖然有了大發展，但遠端通訊問題尚未明顯改善。當時最便捷的通訊工具是有線電報，但顯然沒有從法國本土直達遠東的線路，最多也就中轉拍發到埃及，然後還是要用低效的郵船送達。法國本土想對遠東殖民當局發什麼指令，沒有一個月是不可能到位的——法國艦隊7月中旬進入馬尾，8月下旬才翻臉，就是在等指令。
僅從經濟利益看，戰前法國已經控制了大半個越南，物産豐富的成熟農業區已盡在掌握，北方多山地區其實相對低價值，不必急于攫取。至于說在廣西方向打開中國西南門戶，那是想多了，該地區地形崎岖不便深入，隻有廣州才是合适的橋頭堡——後來法國搶占的租借地也是雷州半島的“廣州灣”（今湛江）。20世紀初法國主導修建了滇越窄軌鐵路（昆明至越南海防），但長期貨運量甚小，沒能攫取可觀利益。
真正通過控制中越邊境口岸獲益的是教會，主教神甫們進入中國傳教友善了不少。
但是殖民當局要做業績，不然猴年馬月才能升官？是以他們忽悠了法國政府，軟磨硬泡弄來了援軍。
艦隊一到就由不得本土了，遠征軍将領同樣有建功立業需求，很容易和殖民當局形成同盟，擴大事态無可避免。于是開弓沒有回頭箭，無法實時掌握前方情況的法國政府，就這樣被綁架着投入一場不必要的戰争。
三、李中堂的“慫”
站在清政府的立場，真心不想打這一仗。
當時已經不是1840年了，滿清中樞不再那麼昧于大勢，對中法實力對比還是有所了解的。而長期負責“夷務”，很清楚自己“裱糊匠”本質的李鴻章更有清醒認識。
才初步邁入近代化的中國，顯然不能與早已登堂入室的法國同日而語，雙方資源投放能力有天壤之别。法國固然遠隔重洋萬裡運兵勞師遠征，清軍要在中越邊境部署重兵也不輕松。法國正規軍組織程度，絕對甩綠營、團練乃至半新不舊的淮軍八條街，真打起來幾乎是碾壓性優勢。關鍵是就算走狗屎運打赢了又如何？沒半毛錢收益，卻要花費無算白花花的銀子。
是以李鴻章根本不想打，一心避戰，慫。但這不是他自己就能做主的，他需要說服上司同僚，在這之前他還得盡量拖着法國人。
李鴻章對形勢判斷沒有問題，他畢竟是那個時代最有見識的中國人。他的弱點是怵洋人，總想打“痞子腔”蒙混過關，殊不知戰争不是一方不想打就一定打不起來的。
四、“清流”們的“怼”
李中堂腰杆子軟，滿清政府一樣不硬，在他們多次遭到洋人毒打後，更不敢“輕啟邊釁”。
但當時中國朝野對法國觀感很差。主要是因為法國人講究“價值觀”，長期以天主教保護人自居，攫取殖民利益時總不忘加入傳教條款。這恰恰是清政府最讨厭的，19世紀中晚期中國教案頻發，多數原因是互相缺乏了解，但與天主教會過于強勢的傳教方式也是有很大關系。而法國人正是其中最跳的角色——天津教案時法國領事豐大業槍擊通商大臣崇厚那個流氓樣，絕對能讓滿清大員們記恨幾十年。
是以李鴻章的說服工作很艱難，朝廷中以張之洞、張佩綸為代表的“清流”勢力反對尤力。
現在有觀點認為，清流們對國際形勢毫無了解，純粹出于黨争排斥李鴻章的意見。
這種觀點不是沒有根據，但以偏概全。
二張一些判斷确有拍腦袋之嫌——比如他們道聽途說法國兵敗割地賠款，便想當然以為法國必然内憂外患無力持久，殊不知普法戰争已過十餘年，法國早賠付完畢并還清相關貸款，重整旗鼓上路。他們又受左宗棠西征勝利鼓舞，盲目相信“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卻沒有看到左公如何戰戰兢兢步步為營，曆盡千難萬險才取得差強人意的結果。
但他們陣營中有曾紀澤，當時中國最好的外交官，沒有之一。曾紀澤駐外多年，長期往來于英法，見識廣博，有他把關不至于出現原則錯誤。當然，曾紀澤也可能把個人情緒帶進了公事，當年他家老爺子曾文正公處理天津教案弄得幾乎身敗名裂郁郁而終。
其實“清流”的主張并不是一定要跟法國人幹一場，而是不輕易退讓。正所謂“能戰方能和”，愛好和平要建立在備好棍子和工兵鏟的基礎上。不做準備一味慫，隻能讓敵人更驕橫蹬鼻子上臉得寸進尺。
二張對全球形勢認識不足，但他們也是在官場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老運動員，在把握人心上方面并不差——利益訛詐洋鬼子并不比中國人強。這在立意上就高于李鴻章。
五、兩何無奈何，兩張無主張
清流在現代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是張佩綸。
《清史稿》記：（光緒）十年，法人聲内犯，佩綸謂越難未已，黑旗猶存，萬無分兵東來理，請毋罷戍啟戎心，上韪之。诏就李鴻章議，遂決戰，令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佩綸至船廠，環十一艘自衛，各管帶白非計，斥之。法艦集，戰書至，衆聞警，谒佩綸亟請備，仍叱出。比見法艦升火，始大怖，遣學生魏瀚往乞緩，未至而炮聲作，所部五營潰，其三營殲焉。佩綸遁鼓山麓，鄉人拒之，曰：“我會辦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鄉，猶飾詞入告。
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張佩綸抵達福建後事是積極籌劃抗戰的。他曾主張用沉船阻塞閩江口，使法國艦隊不得侵入，這本來純屬防務調整，但朝廷卻認為有挑釁之嫌，明令禁止。結果法艦長驅直入，形成敵對艦隊戰前同泊一港的奇觀。
即便如此張佩綸也保持着高度警惕，馬江之戰中福建水師諸船都曾啟航開炮——船用蒸汽機需經數小時升火積蓄蒸汽才能帶動螺旋槳，而炮彈火藥作為管制物資也不可能随時置于炮位，可見一直處于枕戈待旦狀态。海戰失敗完全是因為雙方實力相差太遠，法軍又背信棄義發動突襲——法酋孤拔故意将最後通牒遞交到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而不是閩浙總督何璟或會辦福建海疆事張佩綸，何如璋既非封疆大吏也沒有朝廷授權當然無法回複，當然隻能緊急聯系上級，而孤拔不待收到回複即開始炮擊。
是以張佩綸事前應對上并無不妥，事中不過是自我保護轉移，并非逃避。以當時形勢，哪怕是左公親至，也很難做得更好。
戰後張被革職流放，主要原因是政敵攻讦——“兩何無奈何，兩張無主張”（另一張為福建巡撫張兆棟）的“謠言”之精巧，絕非鄉間紳民能作。
六、乘勝求和
後來李鴻章收留了前途盡毀的張佩綸，還将愛女許配其為續弦——他們的孫女就是大名鼎鼎的張愛玲。
有人據此以為，這是張向李認錯，李寬宏大量予以包容。這完全是腦補加戲！李中堂愛才不假，張佩綸盡心輔弼也是實；但他從未否定自己，不過是他們翁婿擱置這段公案，不作結論。
從某種意義說，如果不是李鴻章避戰思想幹擾，朝廷能放手讓張佩綸搶先阻斷航道，福建水師也丢不了。
李鴻章“慫”論于戰有害，但戰後收尾卻盡顯裱糊匠本色。
一段時間來，國人對李鴻章“乘勝求和法人必不妄求”論調批評頗多。細掰起來，李鴻章做得并不太差。鎮南關大捷固然難得，但卻有僥幸因素，很大程度是老将馮子材憑個人能力擊潰法軍，不能說明清軍戰鬥力占優。而且法國已大舉增兵，實力已遠遠超過馮子材部，如果再戰勝負猶未可知。此時福建水師全軍覆滅，法軍在台灣也占據絕對優勢，實際上中國處于劣勢。
不過有些人為了給李鴻章貼金，一味尬吹說：法國還想再戰掙回面子，全靠中堂手腕圓滑，才挽回大局不緻糜爛。這就過火了，李鴻章的長項在于大局底定後出面收場，他對世界局勢的了解，加之善理繁劇的細緻，讓他能夠找到一個相對有利的收官方式。但也僅限于此。
李鴻章雖然領兵征戰多年，但一直沒打過逆風仗，是以他缺少曾國藩左宗棠乃至曾國荃的韌性或者說狠勁，這也是北洋集團通病。别看現在有些文人把李鴻章、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等人死命吹捧，如果李鴻章等人真有經天緯地的大才，中國近代史會糜爛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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