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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南:略談曆史上的絲綢之路——這是對東西方的雙向饋贈

鄧小南:略談曆史上的絲綢之路——這是對東西方的雙向饋贈
鄧小南:略談曆史上的絲綢之路——這是對東西方的雙向饋贈

絲綢之路的開通和維持,對東西方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都有很多的貢獻。

——鄧小南

下面我們講第二個問題,雙向的文化饋贈。絲綢之路基本是一個東西向的,是以這個“雙向”指的是東向的和西向的文化饋贈。

首先我們來說東向。絲綢之路的開通和維持,對東西方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都有很多的貢獻。之前我們也說了,這條路主要是商路。但是,當時各國之間的政治往來和文化交流,也都是通過這一條路。是以包括一些藝術形式、科技知識、宗教信仰等,實際上都是通過這一條路,從西邊傳到中國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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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這一條路上,其實我們會看到,有很多運送進來的所謂的“舶來品”。比如大宛地區的汗血馬,就是通過這一條道路進入中國的内地。當然也有像金銀器、玻璃制品等。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唐代的金銀器,品質最好的其實都是外來的。在唐代以前,對于金銀器的制作是受到青銅冶煉技術的影響的。而這個非常細緻的金銀器皿的制作工藝在西方早就成熟了。是以這個工藝都是在唐代以後,通過絲綢之路才傳入中國的。還有一些我們日常比較熟悉的胡瓜(黃瓜)、胡麻、胡桃、胡椒、胡黍(高粱)、胡蘿蔔、波斯菜(菠菜)、安石榴(石榴),以及一些新的葡萄品種等,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内地的。

是以我們會看到,這一條道路上有很多物質方面的物品交換,也正是在這些物品交換的帶動下,絲綢之路的沿線在當年成了一個貨币的特區。我們在絲綢之路沿線的一些北方地區,發現了很多來自波斯(現在的伊朗)薩珊王朝的銀币和來自拜占廷帝國的金币。由此可以說明,絲綢之路上的這些商賈,在進行貿易往來時,經常用到薩珊的銀币和拜占廷的金币。不過,有意思的是,有考古學家比較了在中國内陸發現的拜占廷金币,發現其中将近40%的金币都是假币。也就是說,那個時候人們做假币的技術就已經很成熟了,是以這些假币就混在這些真的金币裡面,在當時一起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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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粟特人是非常特别的一個民族。中世紀早期的東西方貿易,是由一些特别的商業民族擔任中間媒介的。這些商業民族擅長遠端貿易,在語言、溝通技巧、經商的理念和技巧上都很出色,這就使他們善于在各大民族之間遊走。比如說當年他們在漢地政權、吐蕃政權、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國的邊緣地帶遊走。他們就類似于活動在歐洲、地中海、紅海這一帶的猶太人。這些粟特人也是以一些特殊的宗教紐帶,互相連接配接在一起,以聚居的方式一起長期生活在中世紀世界闆塊的縫隙之間。

粟特人在中國古代的史籍裡面有一個說法,叫“昭武九姓”(《新唐書》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為昭武九姓),或者叫“九姓胡”。為什麼叫“昭武”?其實作在大家的解釋也不太一樣。有一種解釋是說,他們是從甘肅的昭武地區遷到中亞的兩河流域去的,但是學界也并不都接受這種說法。而“九姓”呢,其實不見得真是九個姓,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裡,說到“九”就是表示很多的意思,是以這個“昭武九姓”就是說有若幹的姓氏。“昭武九姓”的故鄉是以中亞地區的兩河流域為主,在這些地方散落着一些綠洲,這些綠洲上有一些小國,比方說康國、安國、曹國、石國、史國、米國、何國等。這些人在外面活動時,就以他們國家的稱号作為漢語的姓氏。安祿山的姓氏“安”其實就表明他來自安國,他的父親是粟特人,母親是突厥人。按照當時的說法,他被稱為“雜種胡”,就是兩個胡人配在一起的。而史思明也是粟特人。另外,五代時有個政權叫後晉,它的開創者叫石敬瑭,他的姓是“石”,也是因為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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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也有特别的生活方式,他們在絲綢之路的很多地區,都留下了足迹。我們現在在唐三彩裡看到的一些胡人形象,有一部分指的就是粟特人。可以說,粟特人是文化彙聚的中介和标本。唐代的時候,說到“胡”這個字,往往就是特指粟特人。

在唐代,胡旋舞是非常流行的舞樂形式,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過來的。唐朝對于外來的文化都是相容并蓄的,是以胡旋舞這樣的外來文化藝術形式,在當時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比如,李白在其詩作裡,曾多次提到過胡姬(胡姬就是來自粟特的女性)。他寫道:“胡姬貌如花,當垆笑春風。”白居易的詩作《胡旋女》裡,也提到了胡旋舞,說楊貴妃和安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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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其他的藝術形式,比如佛教的藝術形式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中國内地。佛教的藝術形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混血的文明,比較典型的就是犍陀羅藝術。犍陀羅藝術實際上是一種希臘化的佛教藝術,有強烈的希臘藝術的色彩,當然也跟波斯、印度這樣的文化藝術類型糅雜在一起。佛教傳入中國,大體上有兩條路:一條從海上來的,一條從陸地上來的。實際上,當時的佛教基本上就是沿着陸地上的絲綢之路從西向東傳到内地來的。是以我們會看到,我們國家的石窟寺藝術基本上都集中在西北地區。

玄奘去天竺取經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當年玄奘離開長安,踏上絲綢之路的時候,其實相當于是偷越國境的,因為當時的絲綢之路是不允許一般人去走的。是以他出去的時候,其實是一站一站走的,走得很艱難。不過等他傳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公元640年,侯君集已經打下了高昌,當初的吐魯番(現在的新疆)那一片就都變成了唐代的屬地。是以他的返途相對來說比較順利,甚至還有很多官員到長安城外去迎接他。以上就是絲綢之路上從西向東的物品、文化的傳入情況。

導師

鄧小南:略談曆史上的絲綢之路——這是對東西方的雙向饋贈

北京大學曆史學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是宋史、唐宋婦女史、官僚制度史。主要學術成果包括《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課績·資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側談》《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唐宋女性與社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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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牛亞傑

稽核:高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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