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雪濤
蔡小川 攝
在雙雪濤的筆下，豔粉街是一個散發着強烈的文學氣質的地方。《平原上的摩西》裡，人物命運在豔粉街不可逆轉地交彙、引爆；《光明堂》《走出格勒》中，豔粉街則是故事得以生長的空間。
對于作家本人來說，那是一個始終在記憶裡散發着熱氣的場所。“豔粉街在我心裡是很潔白的，雖然實際它可能很髒。”以文字和虛構的力量，他攜讀者一次次重返那片文學的原鄉，帶我們去解讀從豔粉街、從更廣闊的東北發來的訊息。
“豔粉街在我心裡是很潔白的”
口述/雙雪濤
采訪/孫若茜
01.
豔粉街是一個偉大的事實
豔粉街是我虛構的場域，在這一點上我和許多人沒有共識，這裡頭包含了虛構者的狂妄和虛構者的弱小。狂妄是因為書寫記憶就是創造記憶，或者說創造屬于自己的精神真實，弱小是因為确實很多事情忘記了，而且随着年齡的增長，虛構的記憶侵占了真實的記憶，兩者層巒疊嶂，不可細究。
是以看到豔粉街在王兵的紀錄片（《鐵西區第二部分：豔粉街》）裡出現的第一個鏡頭，我的眼淚就“唰”地下來了。那是另一個豔粉街。雖然也經過了遴選，但是那是偉大的事實，客觀的，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員，街上是泥濘小路，一進屋就沒了太陽，總有幾個人在街上閑晃，人在白天也能喝得醉醺醺，站在破副食店門口一聊就聊上半天，無所事事。
我大概是在10歲的時候，1993年前後，從沈陽的一個繁華商業街的胡同搬到了豔粉街，市裡最落魄的一個區域。那時候我們不說“豔粉街”，提起來都說“胭粉”或者“胭粉屯”，裡面有很多閑雜人等，我的鄰居大概有小偷、詐騙犯、碰瓷兒的、酒鬼、賭徒，也有正經人，但是得找。總之，在那個環境裡，會看見各種各樣的人，和後來一樣。
那時我有個鄰居，整了一條白色的京巴，把狗塞在别人三輪車底下，車一開，狗就“汪”一聲跳出來，倆大眼珠子向外瞪着。“完了完了，你把我狗壓了。”他專門訛那些過來賣菜的農民，讓他們賠個二三十塊錢，或者至少也得給整個煙抽。外來的農民總還是幹不過城裡的地痞，不是因為身手不行，是因為陌生感，就像我剛來北京也不敢和人吵架，是以他總能成功。後來這條狗都跟着練成了，隻要車一發動就跳得老快了，從來沒受過傷，出來的時候還一拐一拐的，絕對是表演藝術家。
有一陣我們住在街拐角的一個房子裡，那是個直角彎，經常會有車剮破别的車，兩個人就打起來了。我經常在那個拐角裡面，看着外面的人打架鬥毆。有一次一個人把我們家門推開，闖進屋裡抄起爐鈎子就走。可氣的是，我家的門鎖老修不好，是以有一陣隻要外面傳來吵鬧聲，我就用手把門從裡面拽住。是拽了一次還是每次都如此，我記不清了。
溜冰場、撞球廳、遊戲廳這三個地兒也老有打架的，沖突一般都是因女孩兒而起。溜冰場我不去，從小溜冰就不行，撞球廳又去不起，那是逗大孩子玩兒的地兒，遊戲廳我倒去過幾次，裡面烏煙瘴氣，我們管那兒叫“大型兒”，用大型遊戲機玩兒《街霸》，有人還專門把遊戲币掏個眼兒，拴根繩兒，扔裡邊兒玩兒一把再給拽出來，再往裡塞。我去得比較少，因為爸媽管我嚴，他們都比較正派、老實。實話說，我這點上遺傳了我爸，人多的地方不愛去。
沈陽市鐵西區勞動公園裡下象棋的老人
老實人生活在豔粉街，其實是有點兒格格不入的。我爸棋下得好，是以還算有點兒威望，很多人專門來找他下棋。不知道是因為閑人多還是怎麼着，在我小時候，象棋在東北特别興盛，街頭有好多象棋攤兒，一般都和修車的或者配鑰匙伴在一起。大冬天，六七十歲的老頭穿得倍兒嚴實，拿個暖水瓶在那兒一蹲蹲一天，感覺他們身體老好了，我蹲一會兒兩隻腳就沒知覺了，人家沒事兒。這些棋攤兒水準還都挺高，不像北京的棋攤兒，話太多，精力都花在嘴上。隻不過我爸這威望滲透不到别的領域，這也是好事兒，保持了局部的單純。
02.
你可以把豔粉街當作我的美國西部
《豔粉街》那個紀錄片非常真實。雖然裡面也有王兵創作的成分，拍什麼不拍什麼，選擇本身就是他的一個創作，但畢竟它是直接從生活中來的。甚至那些在鏡頭裡前前後後走過的人我看着都特别眼熟。
我特别怕在裡面看到自己，心裡非常忐忑，是以隻看了個開頭就不敢再往下看了，到現在也沒把它看完。那種血淋淋赤裸裸的真實真的挺吓人的。因為它離我蠻近的，甚至已經進到我的内部了。特别近的東西，就叫“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吧，這個片子就是那個“來人”。有時候，真的挺害怕看見那種真實的，怕我腦海裡的東西被粉碎掉，我覺得它還是儲存在我的記憶裡好一些。
好像閱讀會給人錯覺，其實我的小說裡正面寫豔粉街的東西并不多，故事發生在豔粉街的很少。在《光明堂》和《走出格勒》裡豔粉街算是一個主體，其他的好像隻是提到一個細節，或是一個場景，像《平原上的摩西》裡就隻有一個診所。
對于豔粉街的描述，《走出格勒》裡有挺長一段：
清晨的街道上布滿了垃圾，隻有一個獨眼的環衛勞工打掃。他年過花甲，老是用那隻沒瞎的眼睛審視着那些清晨時候下班的妓女，她們大多挎着鑲有閃閃亮片的皮包，穿着高跟鞋，有的搖搖晃晃，已經醉了，妝容花在臉上，有的抽着煙卷，眼睛快要睜不開，急匆匆地趕回出租屋去睡覺。
路上常有人打劫，劫匪一般都是附近職業中學的高年級學生，他們的專業是水案或者修理汽車。他們在褲兜揣着折疊刀，三五個一夥兒，在拐角或者樹後面出現，把你拉到胡同裡，打你兩拳，然後開始搜你的身上。我記不清自己被搶了多少次，按道理說，他們如果能夠資訊共享的話，搶劫我這樣的孩子是十分沒有效率的，我兜裡沒有一分錢，腕上也沒戴手表，隻有書包的書和一個生鏽的文具盒。
可惜在那個行當裡，總是有新人加入，他們不認識我，他們需要錢去買遊戲機的币子或者給自己喜歡的女孩兒買八王寺汽水。我已經習慣站在他們面前，自己主動把衣服脫掉，讓他們看清楚之後再把衣服穿上。這樣既能避過一些拳腳，還能節省時間，防止遲到。
這是我2013年寫的，我現在回看，感覺确實是充滿了虛構的，但是我也有點說不清哪些是虛構了，剛才我說我辨不清記憶的真假就是這個意思。
我寫了大概幾十篇小說，隻有這一兩篇發生在豔粉街，為什麼還給人留下這麼深的印象？我也不知道。身邊的朋友也跟我問起過關于豔粉街的事兒，他們很好奇，覺得那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場域。可能是人談論什麼都需要一個把手，尤其是不知怎麼開頭的時候，豔粉街就承擔了這個功能。
對我來說，它可能有點兒像美國西部。你可以把豔粉街當作我的美國西部，它是一個一些規則并不是特别好用的地方，一個比較自由的地方，一個比較底層的地方，但它是以而産生了活力。它是一個由罪惡的和善良的、維護秩序的和一些破壞秩序很多東西交織在一起的地方。對我自己來說是這樣，它就像是我的一個正午小鎮，但實際上它也許就是一個平淡的棚戶區。
誰要是相信作家的話誰就比我還要幼稚，因為我從來不覺得小說應該有民俗上的意義，但它應該是比較有光彩的存在吧。它是有活力的、鮮豔的，是可以被書寫、被塑造、被虛構的，它給了我這麼一個機會。這和它本身存在的那種客觀的樣貌肯定有關系，它的蕪雜和它的藏污納垢，它被主流社會排除在外，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
它天然具備的氣質特别适合被改造成一個文學的王國。我形容它是鮮豔的，但其實它可能是灰突突的，就像紀錄片裡那樣。我寫的東西和這部紀錄片的反差很大。在一個小說裡追求真實，它就會丢失真實，這是肯定的。承認小說的虛構才會得到真實，這是一個辯證法。
03.
人生就是在逐漸地把自己燒沒了的過程
我的思維方式是比較唯心的，應該是從“我”出發，我的想象世界是比較重要的，我生活在這個裡頭。
比如《光明堂》的開頭就寫，一個叫廖澄湖的人畫過一張豔粉街的地圖。但如果真想拿我的小說按圖索骥，其實是不可能的。有一位學者寫過一篇文章，推敲了我小說裡的地理，他說我繪制了一幅南轅北轍的導覽圖，真實的豔粉街位于沈陽市内五區中最西邊的鐵西區，而《平原上的摩西》中豔粉街卻被寫在城市的最東頭。裡面寫到的一個與書中案件直接相關的地點“南京街和北三路的交口”，用他的話說是“混亂空間方位的城市地理表述。”
書鬼 攝
其實我基本上都是随便寫的，我把它寫準有什麼意義呢？在小說裡，從來沒有什麼必須是準确的，不能虛構的。真假在小說裡是一個原命題。承認小說是假的，這是作者和讀者之間達成的一種契約，讀的過程中讀者可能會忘記，越來越感覺不到是誰創造了它們，直到讀完之後才檢討過來這是一個作品，這是令作者值得驕傲的。
身邊的朋友基本沒有對我的作品給出過這方面的回報，他們從不會覺得我寫的事情是真的，也許他們會看到一些熟悉的地名，會想“我就住北二馬路上”，或者“南三馬路就在我們家門口”，但小說的腔調和氛圍隻會讓他們覺得讀的是一個小說。在這一點上，我身邊的這些朋友，包括普通讀者要比以研究小說為生的人幸福。當然有時候幸福和求真知是沖突的，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那些在我的小說中反複出現的元素很多也都是不存在的，比如我特别喜歡大火和湖。火這個東西有種什麼樣的感覺呢？燒，然後就沒了，其實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在逐漸地把自己燒沒了的過程，對不對？但如果是一個質地好的木料，剩下的灰燼也是很幹淨的。
湖水也是特别好的一個意象，一大片水，一個分隔出兩個世界的大平面，不僅僅是地平面以上和以下的差別，是水中和世界的問題，我特别喜歡這個。湖水還可能變成冰面，有的湖甚至能全部凍透，從湖面到湖底形成一個大冰坨。但是《光明堂》裡面寫到的那個豔粉街上的影子湖我其實已經記不得了，隻記得那個地方是有水的，但是不是一個湖，還是一個什麼形狀的水域，不記得了。是以說，所有的藝術都是一種催眠。
《光明堂》裡寫的小教堂，在豔粉街裡其實也并不存在，但我覺得它可以在那裡出現。我之是以覺得它們可能存在，覺得豔粉街是鮮豔的，是因為豔粉街裡雖然也有人對生活破罐子破摔，但絕大多數的人還是在謀求幸福的，即使他們并不是在用其他人慣有的方式，比如說他們會詐騙，或者碰瓷，還有其他什麼方式，但有些人還是在謀求自己生活的正當性。豔粉街沒有那麼特殊，它并不是一個完全獨立于城市之外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如果它讓人覺得非常特殊，那也是因為我的寫作産生了誤導，這裡頭我得跟豔粉街曾經的居民道歉。
勞工村裡的老人
人們對豔粉街有一些刻闆印象，就像是人們對東北的思考也是簡化後的，比如抖音，比如穿貂，現在誰還穿貂啊？我記得豔粉街裡有一個老爺子，他家比别人家都大，裡面有好幾套房子。老爺子又瘦又高，脖子上挂着大金鍊子，養着幾條大狼狗，天還沒那麼熱的時候他就光着膀子，有人推車過來賣辣椒，他拿起生的就咔咔吃起來，擱那兒一坐就是大地痞的感覺。但他的兒子好像是在魯迅美術學院學雕塑的，這讓我印象挺深的。
我對豔粉街還有兩個特别深刻印象，其中一個是冬天，東北老是冰天雪地，但房間裡熱氣騰騰。熱的東西在内部，冷的東西在外部，外冷内熱，這個對應經常在我腦子裡出現。我經常會寫一個人在冬天走了很長時間的路，帽子一摘，嘩，熱氣就騰地起來了。豔粉街在我心裡是很潔白的，雖然實際它可能很髒。一下雪它就變得潔白，那種潔白是曾經存在于某一個瞬間的，之後很快就又泥濘了，變髒了。
屋裡的窗子上總是有冰花的，熱氣騰騰的。桌子上有一個蓋簾兒，打開之後是包子和饅頭，嘩地一下，熱氣噴出來。進屋的人把鞋上的雪跺一跺，把手套和帽子上的雪抖一抖，臉凍得通紅，胡子上都是冰碴，但帽子一摘裡頭全是汗，然後就開始吃飯。另一個畫面是在夏天，一個年輕人穿着一件白色的襯衫，坐在一棵大樹底下捏泥塑。但是實際上，那個學雕塑的人從來沒回過豔粉街。
在我心裡，這兩個場景特别真實，比真實存在過的還要真實。那個捏泥塑的少年,就被我寫成了《光明堂》裡的人物廖澄湖。他不是真實的，但強烈地存在在我的腦海裡，我不知道那種樹蔭底下的專心緻志是怎麼出現的，但它卻對我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我也想做一個那樣的人。
98年前後，在豔粉街拆遷之前，我們搬了出去。後來《平原上的摩西》導演和劇組來看景，我陪他們回去看過。那裡已經成了一大片居民樓，有小廣場，還有噴泉，有老人坐在路邊曬太陽。我也看到了一條白色的京巴，但是它表情呆滞，似乎不會表演，隻是趴在一個老人的腳邊，一動不動，是啊，為什麼要受苦呢，既然我們的記性這麼不好。
（原文刊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14期，
本文為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