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憑，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客席教授，澳門科技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前言：宗族發展三種類型
李延壽編撰的《北史》，雖然列入二十四史之中，卻因采用家傳體例而屢受學界诟病。然而，家傳體例恰恰符合十六國、北朝至隋朝的社會形态，能夠反映分布各地的華夏人民在戰亂頻仍的狀況下結成家族與宗族而輾轉遷徙的過程，其實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廣泛表述各地的他姓宗族之後，李延壽特設《序傳》于終卷，集中而翔實地表述自家祖先活動的蹤迹，進而弘揚了隴西李氏的曆史貢獻。在那洋洋一萬五千餘字中，浸透着李延壽崇敬先賢、熱愛故裡的情懷，如今讀來依舊令人感懷。
澳門大學
關于隴西李氏，早在20世紀中葉就因唐朝皇室的源流問題而引起讨論，其中的糾結已為衆知，此處不複悉數。20世紀之末，隴西李氏再度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張書城教授廣征博引，探索源流脈絡；張金龍教授辨析真僞，獲得真知灼見。21世紀之初，隴西李氏依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王義康教授論述其兩番興盛亮點，劉可維教授擇其一房支脈精确考證，均形成紮實成果。本文旨在借助上述研究成果，以隴西李氏為例而舊話重提，用以探索中古宗族發展的規律。
《北史》中記載的大量宗族，大多經受了社會長期動蕩的曆練。它們的發展經曆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其一，因武功強勁而崛起，因攻戰失利而衰頹；其二，因政治發達而隆興，因權勢更替而敗廢；其三，因堅守學行而生生不息，因傳承文化而繁衍成為世家。第一種類型為數衆多，第二種類型數量不少，第三種類型難能可貴。當然，其間也不乏兼曆兩種或三種類型者，隴西李氏就是完全經曆過上述三種發展類型的宗族。
由于隴西李氏名聞天下，有關其早期活動的文獻相當豐富，除《北史》卷一百《序傳》外，還有《魏書》卷九十九《私署涼王李暠傳》、《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舊唐書》卷七十三《李延壽傳》、《新唐書》卷七十《宗室世系表》及卷一百二《李延壽傳》、《通志》卷二十八《氏族四》以及大量的碑銘等。在這些常見的資料中，都隐含着曆史的規律。如《舊唐書·李延壽傳》文字最為簡潔，僅僅用“隴西著姓，世居相州”八個字，就概括了李氏宗族隆興于西陲而興盛于中原的煌煌曆史。又如《北史·序傳》，内容精詳而條理清晰，所述李氏宗族的曆史，既有武功的開拓，也有文治的進取，還有學行的追求；既有慘痛的悲劇，又有值得探讨的教訓，還有應該堅持的經驗。由此可見，李延壽特設《序傳》以歌頌自家先祖，不僅僅出于私心，更因為李氏宗族确實是曆盡風雨而成為文化世家的典範。
不過，隴西李氏枝繁葉茂，可以曆數的頭緒頗多。李弇的一系支脈作為重點研究對象，這是因為其間雖然經曆曲折卻又連貫承續的緣故。該系支脈的承續順序為：01.李弇—李昶—李暠—李翻—李寶—李承（姑臧大房）—李虔—李曉—李超—李大師。02.李弇李昶李暠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錫李虎李昞唐高祖李淵（古代官方文獻能查到的，最早的隻有查到十六國時期前涼武威郡李弇家族）。本質上，姑臧大房中的李大師和李淵乃是同輩。
唐朝李氏皇族始祖 李弇
以下為行文的友善，簡稱為李弇宗族或李氏宗族。李弇宗族曆經反複的殘酷戰亂，卻總能頑強發展，從河西走廊的南端跋涉至其北部的盡頭，又從西域東來平城，再從雁北南下中原，颠沛流離半個中國而不折不撓，毫不間斷地生息十代後裔，勾畫成綿延不絕的發展軌迹。這條軌迹不僅與西晉十六國北朝相始終，而且隋唐以後繼續繁衍。值得注意的是，李弇宗族遷徙的經曆，既是本身文化傳承的過程，通過縱向的文化傳承而接受精神的洗禮，進而獲得升華；也是文化傳播的過程，通過橫向的文化傳播而擴大影響，進而為西部與中原的文化交流作出曆史貢獻。
一、武裝流民投奔涼州
李弇之祖李雍曾在兖州所轄濟北和徐州所轄東莞任職太守，李弇之父李柔則轉移到西部的雍州所轄北地郡任職太守，這番自東向西的大轉移為李弇進入河西走廊埋下契機。《序傳》中有關李弇的經曆記載如下：“柔生弇，字季子，高亮果毅，有智局。晉末大亂，與從兄卓居相國晉王保下。卓位相國從事中郎。保政刑不修，卓率宗族奔于張寔，弇亦随焉，因仕于張氏，為骁騎左監。”李弇與從兄李卓生逢中原戰亂之際，他們依附于時任西晉相國的司馬保門下。司馬保是西晉宗室，受封南陽王，曾任秦州刺史、大司馬、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等職位，于建興三年（315）二月進位為相國。是以，李卓任相國從事中郎的時間應該在建興三年二月之後。司馬保雖然位至相國，但是他的盤踞地在秦州，當時秦州的治所在天水郡的上邽縣。
河西走廊三巨頭：姑臧、神鳥、小張掖
東晉太興二年（319），前趙劉曜定都長安，司馬保遂自稱晉王與之對抗。不幸，第二年即太興三年（320）五月，上邽發生饑荒，晉王所屬部衆内讧，司馬保被部将張春等人殺死。事變之後，司馬保的部衆潰散，一部分逃往位于上邽西北方向的涼州。對此，《晉書》卷八十六《張寔傳》中有所記載：“會（司馬）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此句與上引《序傳》所言“（司馬）保政刑不修，卓率宗族奔于張寔”之語可作互證，表明李卓、李弇兄弟從屬于這批由司馬保帳下投奔涼州的逃亡者，他們抵達的時間應該在太興三年五月之後。其時涼州被張寔的前涼政權盤踞，治所在姑臧。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李卓投奔張寔并非個人行為，也非僅僅與李弇的聯手，而是“率宗族”的集體舉動。
司馬保
宗族是構成古代漢族社會的基層組織，由若幹家族組成，家族則由若幹家庭組成。由于家庭以血緣相結合，是以家族乃至宗族也以血緣作為維系的紐帶。從家庭經家族到宗族，雖然血緣關系呈現為漸次疏遠的狀态，但是與家族以及家庭相比，宗族組織在規模上具有優勢。那些龐大的宗族往往由衆多家庭組成，能夠相對強勁地應對複雜的社會環境。是以，在戰亂的年代，孤獨的家庭和零星的家族往往處于不堪一擊的弱勢，而人多勢衆的宗族則不僅能夠擔負抵禦外敵的責任，而且具有組織生産和聯絡社會的功能，于是宗族就成為人們避免流離失所和轉屍溝壑的蔭庇組織。
東漢末年災患不斷，引發黃巾起義和軍閥混戰，統一的社會局面遭到破壞，人們被迫轉移到安定的地區，中原各地不時出現移民運動。西晉取代曹魏以後，社會短暫統一，人民稍獲喘息機會。可是，他們剛剛返歸舊廬，正待複興家園，就爆發了八王之亂。八王之亂招緻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部族南下，在五胡騎兵的沖擊之下，中原普遍出現較漢末規模更大、遷徙距離更遠的移民運動。大量的漢族人民逃離家鄉而成為流民，前往雖然偏遠但卻安定的邊疆區域。為了在途中互相扶持和救濟，流民群體大多以宗族為單元而轉輾遷徙。從那個時期的正史記載來看，漢族流民的遷移路線有以下幾個大的方向：南渡長江，前往下遊的三吳、中遊的湘鄂、上遊的巴蜀；北出句注，經雁門，抵河套；東進太行，徙入燕山、遼河之間；西越隴山，沿河西走廊奔波，經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遠達西域。上述遷徙路線都伴随着長途跋涉的辛苦和不可預測的危險，其中西越隴山的路線是最遙遠的，也是最艱難的。
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序傳》所言李卓的“率宗族”三個字看似簡單，卻含義豐富。首先，李卓所率的宗族正是西晉末年翻越隴山的一支流民。其次，李卓在司馬保帳下能夠獲得相國從事中郎的職位，主要原因是他率領着自家的宗族，因為将這支宗族吸納就能夠增加司馬保的實力。最後，應該注意到，李卓投奔前涼之後随即被任為骁騎左監；骁騎左監是典型的武職，這表明李卓率領的宗族不但具有相當數量的青壯年，而且還配有相應的武裝。倘若上述推測不錯，這支不容忽視的宗族，正是李氏此後能夠在河西走廊立身發達的強勁支柱。
逃亡到姑臧之後，李氏宗族的力量獲得持續穩定發展，這可以從繼李卓之後李弇依舊受到前涼重視的事實看出。李弇原本在晉王司馬保的帳下和前涼張寔政權之中均無職位，因為他的身份隻是随從李卓的宗族成員。但是在張寔之子張駿當政之後，李弇便脫穎而出了。
張駿于東晉太甯二年（324）嗣位，至永和二年（346）去世。他統治前涼二十餘年，不僅占據了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區，而且境内穩固安定。《晉書》卷八十六《張軌附張駿傳》記載：“駿有計略，于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禦文武，鹹得其用，遠近嘉詠，号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甯歲。至駿，境内漸平。又使其将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于是西域并降。”前涼的國力能夠達到全盛狀态，與張駿善于引用人才分不開。是以，李弇有幸受到張駿的特别器重，《序傳》記載：“弇本名良，妻姓梁氏。張駿謂弇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孫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弱年立功，啟中興之業，吾方賴卿，有同耿氏。’乃使名弇。曆天水太守、衛将軍，封安西亭侯。卒，年五十六，贈武衛将軍。”李弇被張駿看重，竟然将他比作東漢開國名将耿弇而寄予厚望，為其易名且委以方面大員的重任。史載李弇的任職是天水太守、衛将軍，張駿的意圖顯然是讓李弇經營他所熟悉的位于前涼東南部的上邽一帶。李弇沒有辜負張駿的期望，這可以從他生前受封安西亭侯和死後獲贈武衛将軍的現象看出。
如此事實，不僅證明李弇是治理一方的幹才，也表明他依舊率領着一支強勁的武裝隊伍，而這支隊伍的骨幹仍應是長期随從李卓兄弟的宗族子孫們。換而言之，李弇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依賴流民武裝的支援。
二、經營敦煌建國西涼
李弇的發迹為後裔的發展着了先鞭，不過宗族的隆興則是半個世紀之後的事，其間尚有一番跌宕。
李弇之子名昶，《序傳》稱他“幼有名譽”，《新唐書》卷七十上《宗室世系表上》則記載他曾任太子侍講。李昶本應是一位頗有希望成才的青年，可是不幸于十八歲時早逝。李昶死後留下遺腹而誕的兒子李暠，由其祖母梁氏親加撫育。孤兒寡婦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然而李暠非但沒有夭折，居然還茁壯成長起來，這當然與其背後有強勁的宗族蔭庇與支援密切相關。
伴随李暠的成長，河西走廊的政治形勢也發生着巨大變化。前涼于東晉太元元年（376）被前秦敗滅。淝水之戰後前秦崩潰，苻堅舊将呂光趁機攻占姑臧，于太元十一年（386）建立後涼政權。東晉隆安元年（397），呂光舊部段業背叛後涼，在張掖建立北涼政權。在此期間，李暠經曆過多少世事的磨砺已難知曉，但是他的心中卻潛藏着大志。《序傳》記載：“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小字長生，簡公昶之子也……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騧黃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呂光之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昭王為效谷令。”“位極人臣”之語雖然出自郭黁之口，其實正中李暠心懷。亂世是英雄輩出之際，機會終于降臨到李暠頭頂，他被北涼段業任用為效谷縣令。效谷為自古通往西域的要隘，漢晉以降一直隸屬于敦煌郡。效谷雖然是北涼領地，但是距離其中心張掖甚遠，處于段業難以控制的狀态。是以，出任效谷縣令後，李暠客觀上具有了自立的據點，而李氏宗族也有了紮根的土壤。
呂光建立鸠摩羅什寺
可以想見，此時李暠率領的宗族勢力，已經不弱于李卓、李弇兄弟寄身晉王司馬保和前涼張氏政權之時，但是其本質上依舊是一股握有武裝的流民集團。這樣的武裝集團可以被封建軍閥利用而逞強一時，卻難以永久維持其實力。要想保持實力強勁，就必須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漢族傳統以農業生産為主業，賴以生存的第一要素是土地，人們隻有與土地密切結合，才能夠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才能夠生存和延續。簡而言之，作為流民武裝部伍的李氏宗族，隻有依托在一定範圍的土地上，才能夠繁衍壯大。而此時天賜良機，遠在河西走廊西北的效谷具有大片适于耕作的良田，成為李暠發轫的根據之地。
《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敦煌郡”條下引師古注曰：“效谷，本漁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為縣名。”可見，早在西漢統治時期，效谷就是農耕地區，且因居民“勤效得谷”而成為縣級行政建制。西漢以後，從下文所引地志可以看出，效谷縣的建制一直被儲存下來，說明它在漢晉四百年間始終是宜于農墾的區域，經過漫長的歲月而未改變，這樣的自然條件當然适合以種植谷物為主業的漢族流民移居。李暠出任縣令以後，李氏宗族就自然獲得植入效谷寶地的機會，終于能夠擺脫疲于奔波的命運了。遺憾的是，由于相關的史料阙如，我們隻能從作為李氏宗族代表的李暠後來在政治事業上的興旺狀态，以及他在手令誡諸子書中表述的滿懷信心，推想其經濟基礎的積澱應該不薄。
李暠政治事業的隆興，是從據有敦煌郡開始的，《序傳》記載：“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中從事敦煌索仙等以昭王溫毅有惠政，推為甯朔将軍、敦煌太守。昭王初難之。會宋繇仕于（段）業，告歸，言于昭王曰：‘兄忘郭黁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昭王乃從之。尋進号冠軍将軍，稱藩于業。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将軍索嗣構昭王于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而西。昭王命師擊走之。”李暠被推為敦煌太守，表面原因是治理效谷縣務“溫毅有惠政”，實際上還是因為他掌控着一支強勁的宗族勢力，這可以從李暠命師擊走北涼右衛将軍索嗣所率騎兵的事實看出。對于李暠擊退索嗣騎兵的情節，《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的記載更加細緻：“于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張）邈、（宋）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索）嗣奔還張掖。”關于李暠派去擊破索嗣的部伍之組成史乏紀錄，但是率領這支部伍的将領卻寫得清楚。這支部伍的率領者，首先是李暠的次子李歆（字士業），其次是其第三子李讓，則二人所率部伍的骨幹無疑就是李氏宗族子弟。這支李姓子弟兵居然能夠擊敗北涼派遣來交戰的騎兵軍隊，可見實力不弱。依靠宗族的強勁，正是李暠的勢力能夠很快突破效谷一縣之地而擴張至敦煌全境的根本原因。
關于敦煌的情況，《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記載：“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莽曰敦德。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西漢武帝朝設立敦煌郡是為了安頓屯墾戍邊的移民，是以當地居民基本上是漢族百姓。西漢時期敦煌郡下轄六縣，這些縣治其實就是那些屯墾戶的聚居點，效谷在其中排列第三位。通過漢族移民及其後代的辛勤勞作與護衛，敦煌郡一直延續下來。王莽統治時期改稱敦德，仍舊保持建制。東漢時期恢複敦煌舊名，《後漢書》卷二十三《郡國志五》記載：“敦煌郡，六城，戶七百四十八，口二萬九千一百七十。”該條之下注引《耆舊記》曰：“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東漢時期敦煌郡已經成為漢族與少數民族交界地區的“都會”，其下管轄仍為六縣，效谷縣依舊居中，排列第三位。西晉時期敦煌郡規模擴大，《晉書》卷十四《地理志上》“涼州”條記載：“敦煌郡，漢置。統縣十二，戶六千三百。”西晉敦煌郡統轄12座縣邑，戶數也較後漢時期大增。效谷縣排列居中而靠前，位列第五。
雖然上述地志所載的戶數和口數的精确度值得推敲，但其呈現上升的趨勢應該可信。西晉時期敦煌郡戶數的增長，與此前三國時期經營管理的加強密切相關。《三國志》卷十六《倉慈傳》記載：“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随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該傳注引《魏略》曰：“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趙）基為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滀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耧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複不訾。故燉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于（倉）慈，至于勤恪愛惠，為下興利，可以亞之。”由上述可知，通過管理得當和引進先進生産技術，敦煌郡在曹魏時期已經形成社會生産與生活的良好環境。是以，後來出現西晉時期敦煌郡規模擴大和戶數增加的現象就不奇怪了。
西晉末年社會動亂，流民成群出現，于是中原人口銳減，邊地戶數更加增長。敦煌郡的移民也再次猛增。《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記載：“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辟者亦徙七千餘戶。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可見，就在李暠來到敦煌之前不久，曾有接近二萬餘戶移民遷入敦煌郡。
利用良好的客觀環境下，李暠在曹魏和西晉治理者的基礎上繼續推行“溫毅”的“惠政”，是以受到敦煌護軍郭謙、沙州治中索仙等當地勢力的擁護，遂使敦煌郡成為李暠施展宏圖的适宜平台，具體表現就是建立起漢族移民政權。這個政權史稱為西涼國。《序傳》記載：“于是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昭王為大都督、大将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依窦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内，建元号庚子，追崇祖考，大開霸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備置僚宷。”建立政權之後，李暠繼續開疆拓域，推行農墾，發展經濟，以鞏固新興政權的統治。《序傳》接着記載：“廣辟土宇，屯玉門、陽關，大田積谷，為東讨之資……（庚子）五年改元為建初……是歲，乃自敦煌徙都酒泉……于時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乃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昭王（李暠）以緯世之量為群雄所奉，兵無血刃遂啟霸業，乃修敦煌舊塞。”鞏固政權之後，李暠将國都遷徙到酒泉，形成向河西走廊中部拓展的态勢。
涼州
西涼國統治下的基本群衆是先後遷居其地的漢族移民；支援這個政權的骨幹是李氏宗族以及下文将要述及的與李氏聯姻的宗族，處于該政權頂層的是李暠宗室。與李暠的隆興同步，李氏宗族不僅在效谷縣的土地紮下根柢，後裔興旺生息，進而繁衍至敦煌以及更加廣袤的地區，形成諸多支族大房。《新唐書》卷七十上《宗室世系表上》記載：“暠字玄盛，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十子：譚、歆、讓、愔、恂、翻、豫、宏、眺、亮。愔，鎮遠将軍房始祖也。其曾孫系，平涼房始祖也。翻孫三人：曰丞，姑臧房始祖也；曰茂，敦煌房始祖也；曰沖，仆射房始祖也。曾孫曰成禮，绛郡房始祖也。豫玄孫曰剛，武陵房始祖也。”這裡所列僅限于由李暠宗室衍生出來的大房，此外還應有衆多其他李氏宗族的支族也在繁衍發展。
要之，在社會陷入長期戰亂的情況下，由于宗族組織的規模較大，便于蔭庇成員和率領遷徙，也利于在新的聚居地點組織生産和安頓生息，進而獲得繁衍與發展，進而分蘖成更加旺盛的宗族。其中，具有經濟實力和武裝勢力的宗族，就會成為地方茂族，或因枝繁葉茂而被稱為大房。李弇這支宗族的發展曆程正是這樣的典型事例。所謂李氏“隴西著姓”，至李暠時期實至名歸矣。
三、逃亡伊吾遷徙平城
在接近西域的河西走廊西北境，由漢族建立的西涼國傳承了李暠及其二子李歆、李恂兩代三主，堅持時間長達22年，最終于北魏泰常六年（421）被河西王沮渠蒙遜滅亡。考察西涼之國運，可以概括為，因李暠的開拓而興盛，因其子李歆的殺伐而失敗。關于此情，《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子士業傳》中有所記載：“士業（李歆）聞（沮渠）蒙遜南伐秃發傉檀，命中外戒嚴，将攻張掖。尹氏固谏，不聽。宋繇又固谏，士業并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渎澗。蒙遜自浩亹來，距戰于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後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複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複戰，敗于蓼泉，為蒙遜所害。”關于尹氏太後勸谏李歆的情況，在《晉書》卷九十六《列女·涼武昭王李玄盛後尹氏傳》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涼武昭王李玄盛後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玄盛之創業也，谟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為太後。士業将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雲何輕舉，窺冀非望！蒙遜骁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将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将亡。’士業不從，果為蒙遜所滅。”李歆不自量力且不聽勸告，一意孤行而窮兵黩武，最終斷送了父輩辛勤建立的政權。這正應了本文前言所謂宗族發展類型中的第一種情況，因攻戰失利而衰頹是其結果。
李家政權雖敗，但李氏宗族猶在。經過數十年的經營，李氏宗族已經通過聯姻、共事等方式與諸多他姓宗族結合起來，在河西走廊的西北部形成盤根錯節的勢力。前文中出現的李弇夫人梁氏的外家、李暠之後尹氏的外家以及曾經推動李暠建立政權的晉昌太守唐瑤，就是與李氏宗族共命運的宗族。是以，李氏宗族猶有複興的機會。《序傳》記載：“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晉昌太守翻（李暠第六子）之子也。沈雅有度量，骁勇善撫接。遇家難，為沮渠蒙遜囚于姑臧。歲餘，與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其遺衆之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禮接，甚得其心，衆皆為之用，每希報雪。”國破家難之後，李暠之孫李寶等一度被囚系于北涼國都城姑臧。此後歲餘，李寶得到機會，與舅氏唐契一同逃亡伊吾，進而臣服于柔然。
唐契的父親是唐瑤。唐瑤就是當初“移檄六郡”擁護李暠的北涼晉昌太守。唐契之弟名和，在《魏書》卷四十三《唐和傳》中有記載：“唐和，字稚起，晉昌冥安人也。父繇（瑤），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隴西李暠于敦煌，以甯一州。李氏為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攜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叢集眾二千餘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為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來降（北魏），為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于高昌。”《序傳》與《唐和傳》均記載，随從唐契、唐和兄弟與李寶逃亡伊吾的部衆約為二千餘家。此二千餘家無疑是唐、李兩姓宗族組成的聯合集團。該聯合集團投奔蠕蠕之後，唐契被委封為伊吾王，竟然未以原西涼王孫李寶為首腦。由此可以判斷，在此聯合集團中占居主體者已非李氏宗族，而是唐氏宗族，這或許是由于李氏人數較少的緣故。簡言之，此時的李寶及其宗族處于依附他族的地位。不過，李氏宗族的苗裔畢竟被儲存下來，而其命運之轉機也還存在希望。
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河西王沮渠蒙遜之子沮渠無諱被北魏大軍敗降，太平真君三年西涼國的世仇沮渠氏勢力被迫撤離敦煌，李寶趁機率衆自伊吾南歸。《序傳》記載：“屬太武遣将讨沮渠無諱于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南歸敦煌，遂修善城府，規複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太武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四品已下，聽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将軍、并州刺史，還除内都大官。”返歸敦煌之後，李寶一方面努力修葺舊都，試圖複興祖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派遣其弟李懷達向北魏太武帝奉表歸誠以求庇護。太平真君五年（444），李寶抵北魏國都晉谒太武帝，被拜為外都大官，但結果他和家人均被留在平城。李寶家族被迫與生活在敦煌的李氏宗族分離，這顯然出于北魏王朝拔除地方割據勢力的政策。
李寶在敦煌重建西涼國的願望徹底破滅，意味着李氏宗族的複興必須另辟途徑，而不能憑借武裝流民重建政權的方式了。
四、身任梁棟德洽家門
幸而，遷徙平城的李寶及其子孫頗能适應新的政治環境。他們被移植到平城之後，經過一段韬光養晦，竟又發達起來。
李寶生有六子，除第五子公業早卒外，後來都在北魏王朝就任要職。長子李承，受賜爵位姑臧侯，官至龍骧将軍、荥陽太守；次子李茂，襲父爵敦煌公，曆任長安鎮都将、西汾州刺史、光祿大夫等職；第三子李輔，解褐中書博士，曆任司徒議曹掾、鎮遠将軍、颍川太守等職；第四子李佐，曆任常山太守、懷州刺史、相州刺史、荊州刺史、兼都官尚書等職。
從李家諸兄弟的任職，不難看出東遷之後李弇後裔從武職将領轉向文職官員的趨向，這樣的變化與北魏王朝中期的政治政策從征伐為主轉向以文治居重的大形勢是相應的。由于适應了形勢的需要，李家兄弟漸漸成為在異族王朝突顯的漢族新貴，他們之中最傑出的是李寶第六子李沖，他被史家譽為“身任梁棟，德洽家門”的“一時之秀”。李沖生逢文明太後與孝文帝大力推行改制的太和年間（477—499）。太和改制是包括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思想意識形态在内的一場規模恢宏的變革，它廣泛總結了五胡十六國至北魏中期各民族政治、經濟與文化交融的成果，成為漢末以降在中國北方廣闊範圍内弘揚中華文化的運動。李沖抓住時代機遇，積極向拓跋統治者介紹漢族文化的精華，促進了北魏新制度的建立。例如，對當時及後世影響深遠的基層行政組織三長制，就是李沖依據經典文獻提煉出來的。不僅如此，在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的大潮流推動下，孝文帝率領數十萬各族軍民于太和十八年（494）将國都從平城遷往洛陽。深谙傳統文化的李沖被孝文帝委以營構之任，擔當起新都的規劃者，為洛陽恢複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
李沖先後得到文明太後與孝文帝的寵幸，擔任過中書令、尚書仆射等尊貴要職。李沖的女兒被孝文帝選為夫人，寵臣加外戚的身份使得李沖之家尤其顯赫。可貴的是，在權勢隆重的情況下李沖猶能夠維護家族的相親友愛，《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記載：“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阋。及沖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内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别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也。”不僅如此，李沖還能關心姻族和鄉闾之中的貧困者，《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又記載：“沖家素清貧，于是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闾，莫不分及。虛己接物，垂念羇寒，衰舊淪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
李沖“虛己接物”地對待親屬，熱情關心族人的整體發展，對于和諧宗族是有益的舉動。而且，李沖還通過聯姻的方式将自家與北魏皇室及中原的世家大族聯絡起來，借以擴大李氏宗族的社會影響。于是，随着北魏政權的南遷，經過李沖這一輩人的努力，李氏宗族不僅在中原紮下根柢，并且發展成為顯赫的門閥士族，跻身于一流的世家大族。
禍兮福所倚，李寶被迫東遷，雖然改變了李家将軍門庭的風格，卻給後輩提供了政治上發展的機遇，進而使其宗族重新興盛。不過應該看到，李寶的後代能夠順應北魏形勢，獲得政治上的大發展，其獲益的要領在于自李弇至李寶等前輩早就積累起武功加文治的素養。
如前所述，李弇本名良，前涼國主張駿命他改名為弇，理由之一是期待他仿效東漢名将耿弇以建功立業。在《後漢書》卷十九《耿弇傳》中，記有一段光武帝劉秀誇獎耿弇的話語，茲引述如下：“昔韓信破曆下以開基，今将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将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于信也……将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耿弇曾在劉秀規劃平定河北與齊地之前建言建策，又在剿滅彭寵、張豐、張步等割據勢力之中建立功勳，是以受到劉秀的表彰。在這段表彰之語中，耿弇被比作西漢高祖劉邦手下開國功臣韓信。可見，在劉秀看來，耿弇是像韓信那樣武勇與韬略兼具的将帥。由此也可見，在張駿的心目中，李弇并非平庸的武夫，而是具有謀略和志向的将領。李弇能夠給張駿留下如此良好的印象，說明他平時已經表現出既勇且智的素養。
李弇智勇兼具的素養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其後裔。如果說，李弇展現的尚屬武勝于文的素質，那麼到他的孫子李暠這一輩就轉向文武并行雙修了。《序傳》記載：“（李暠）遺腹而誕，祖母梁氏，親加撫育。幼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長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李暠幼時就愛好傳統文化，是以通曉經史，長于鑽研文章的義理。李暠長大以後才學習武藝，不過他學習的武藝并不是單純地練習功夫，還要誦讀孫、吳兵法。孫、吳兵法雖是軍事著述，但其中還包含着豐富的文治韬略。可見，李暠後來能夠成功地組建西涼政權，不是僅憑宗族武裝勢力，還依靠着由傳統文化養成的施政韬略。
李暠對于傳統文化的重視，也可以從他與河西著名大儒劉昞相處的事實看出來，《魏書》卷五十二《劉昞傳》記載：“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昞後隐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皓（暠）私署，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皓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皓。皓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皓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化三略》，并行于世。”李暠不但“好尚文典”，而且愛護從事傳統文化著述的專家；劉昞能夠研習成為儒學大師，與李暠的熱誠鼓勵是分不開的。當然，這段記載同時也表明，李暠對于傳統文化具有相當深刻的了解和體驗。
李暠遺腹而誕，由祖母梁氏撫育成人。他的良好文化素質的養成，與梁氏的悉心教育是分不開的。而這位梁氏，就是前文已經提到的李暠祖父李弇的妻子。當初，張駿命李弇改名之時，還有一條理由，就是他的名與妻的姓發音一樣，這會對于此後親家之間的交往有所妨礙。張駿是前涼國主，以他的身份而言，既知道李弇之妻的姓，又建議李弇改名以免忌諱，可見李弇的妻丈家必非平常小戶，定是傳統大家。是以，梁氏能夠擔負起孫子李暠的培養教育責任，使他自“幼好學”傳統文化，就不足為奇了。
有梁氏這樣的祖母，才會有李暠這樣的孫子。有李暠這樣的酷愛傳統文化的祖輩，于是就有了李寶以及李承、李沖等傳承文化的孫輩和重孫輩。如果說，生活在敦煌的李暠尚屬于文武雙修者，那麼在平城和洛陽生活的李氏子孫們就大多轉化成為修讀經史的文職官員了。由此看來，雖然李寶及其後裔被迫遷離了河西，但是不幸之中卻蘊藏着曆史的契機，因為經此曲折途徑，傳統文化不但自然而然地傳承下來，而且形成回環式的交流。實際上，北魏太武帝取得河西走廊以後，大量河西士族與群眾陸續東遷，他們背負着河西的财富與文化來到北魏國都，推動了在平城發生的民族大融合與文化大交流。而李氏宗族成了積極參與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參酌上引《劉昞傳》可知，李暠“好尚”的文典，雖然當時儲存于河西，其實本來是源自中原的儒學經史。可以想見，這些傳統文獻，經過劉昞等河西儒學家之手整理後，便有了兩種前途：其一，繼續在河西傳承；其二，通過象李寶這樣的家族而流傳到平城，後來随着北魏國都南遷洛陽而傳回中原。随着時代的發展，河西傳統文獻的兩種前途都深深地影響了後世。誠如陳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樣，隋唐制度淵源有三，河西文化為其一源。不過，經過如此曲折傳承的文化，雖然源自于中原，卻已不同于原本；換而言之，它既是漢族傳統文化，又不同于原先的漢族傳統文化。因為，這樣的文化，既已受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的文化之熏染，又摻入了那些生活在邊地的傳承文化者的經驗與體會、思索與了解。是以，當它再度與一直儲存在中原的漢族傳統文化相融彙時，就會影響和豐富舊的傳統文化，使之适應于新的政治形勢、經濟方式和社會環境。李氏宗族的傑出成員李沖，能夠以漢魏典章作藍本，為北魏王朝制禮作樂，并孕育出諸如三長制等行政制度，進而為太和改制運動推波助瀾，就是典型的例證。
依仗權勢的興盛，李氏宗族不但顯赫于北魏朝廷，而且很快融入中原社會，成為一流的士族。尤其是李沖，能夠在北魏太和年間大有作為，與他受到北魏最高統治者的青睐是分不開的。然而，李沖政治地位的顯赫也引起了李氏宗族成員的顧慮，甚至連他的二兄李茂都感到擔憂。《序傳》記載：“（李）茂性謙慎，以弟沖寵盛，懼于盈滿，以疾求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中山，自是優遊裡舍，不入京師。卒年七十一，谥曰恭侯。”李茂的态度不是孤立的，李沖的長兄李承之子李韶也曾有過不安。《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記載：“始沖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緻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李茂和李韶的憂慮并非沒有道理，隻是由于孝文帝朝北魏政治比較穩定，他們的顧慮沒有應驗。不過，李氏兄弟之間卻漸漸沿着政治與學行兩個不同方向分道揚镳了。
北魏後期，靈太後當政，紛争四起，災難終于降臨到李沖的子孫。李沖的長子李延寔，在孝莊帝朝以元舅之尊居于高位，卻也因為有此高貴身份而喪身。《魏書》卷八十三下《外戚·李延寔傳》記載：“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仆射沖之長子。性溫良，少為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将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為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爾朱兆入洛，乘輿幽絷，以延寔外戚，見害于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李延寔性情“溫良”，且在朝廷能夠虛心讓爵，仍不免因身為外戚而遇害。
李延寔之長子李彧，尚孝莊帝姊豐亭公主，與皇家親上加親，自然尊貴無比，但也難避災禍。《魏書》卷八十三下《外戚·李延寔附李彧傳》接着記載：“（李）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骠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輕薄無行。爾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李彧被殺，事出有因，但也與他“任俠交遊，輕薄無行”而招忌相關。功名利祿來得太輕松，便忘記了祖宗創業的不易，不得善終成為必然。
這真是應了本文前言所謂的宗族發展的第二種類型，李寶後裔因政治發達而隆興，也因權勢更替而敗廢。
五、研考史學克成大典
活生生的事例促使李氏宗族中遊離出一些頭腦清醒的成員，他們并不期望政治地位的劇升，卻熱衷于避世“優遊”。随着社會動亂的加劇，這樣的成員也逐漸增多。他們力避政治的态度，促使李氏宗族的門風轉向于專注文化素養的修煉，李承的孫子李曉就是這樣的典型，《序傳》記載：“曉字仁略，太尉（李）虔之子也。少而簡素，博涉經史，早有時譽，釋褐員外散騎侍郎。爾朱榮之立孝莊，曉兄弟四人，與百僚俱将迎焉。其夜，曉衣冠為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曉乃攜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李曉生逢北魏末世，命運遂多乖蹇。武泰元年（528年），契胡首領爾朱榮乘亂攻入洛陽，随後在河陰肆意屠戮鮮卑王公與漢族官僚。李曉的三位兄長都死于河陰之變，李曉攜諸子侄僥幸脫逃免災。《序傳》接着記載：“天平初遷都于邺，曉便寓居清河，依從母兄崔 鄉宅。 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居焉。時豪右子弟，悉多驕恣，請托暴亂，州郡不能禁止。曉訓勖子弟，鹹以學行見稱，時論以此多之。曉自河陰家禍之後，屬王途未夷，無複宦情，備在名級而已。及遷都之後，因退私門，外兄範陽盧叔彪勸令出仕，前後數四，确然不從。”北魏在内耗與外争中分裂成東、西兩魏。東魏立都于邺城，李曉随從東遷之後卻未投靠朝廷，而是徑直投奔清河大族母兄崔淩，借寓其家鄉宅。此後，李曉有感于河陰之變造成的家禍，不但自己不去鑽營政治，而且訓勖子弟們将心思專用于學行。所謂學行，即展現文化素養的學術和德行。此後，因為李氏子弟大多“學行見稱”，是以受到輿論的贊揚。通過倡導學行，李曉後裔雖然不能像李沖時代那樣飛黃騰達，卻能夠獲得長久平安。《舊唐書》與《新唐書》皆雲李氏“世居相州”，所指就是從李曉延續下來的一支宗族。這表明李氏宗族憑借學行而在中原社會獲得普遍認可，并是以發展成為文化世家。李曉後裔的經曆符合本文前言所謂宗族發展的第三種類型，因堅守德行而生生不息，因傳承文化而繁衍成為世家。
從長遠看，個人、家庭乃至宗族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家道興旺之時，理應憑借文化為社會作出貢獻；家道衰落之後，更應放寬眼量，堅持文化修養，以維系親族，共創新的前程。李氏由寄人籬下發展成為曆代居住相州的世族，而且受到社會的尊重，靠的既不是武功強盛，也不是政治地位，而是文化素質優秀。可見，雖然武功可以迅速建功立業，政治能夠順勢開拓進取，但是隻有優秀的文化素質才是宗族繼世長存的可靠保障。所謂優秀的文化素質，就是李曉倡導的“學行見稱”，它不止于學術精進，更在于德行高尚。繼承李曉倡導的學行，李氏後輩們不斷身體力行，其中既具有德行高尚者，也不乏學術精進者。
李曉次子李超便是德行高尚之士。北齊末年，晉州白馬城遭到北周大軍圍攻，此時任北齊晉州别駕的李超表現出堅貞的情操。《序傳》記載：“及周師圍晉州，外無救援，行台左丞侯子欽内圖離貳，欲與仲舉（李超之字）謀，憚其嚴正，将言而止者數四。仲舉揣知其情，乃謂之曰：‘城危累卵，伏賴于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中止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危急，旦夕不謀，間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于公何如？’仲舉正色曰：‘仆于高氏恩德未深，公于皇家沒齒非答。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欽懼洩，夜投周軍。”侯子欽見李超秉性忠義，執意抵抗敵人，隻得狼狽地連夜投奔北周軍隊。旋而，晉州終因守城兵力單薄而被攻破，李超成為俘虜。但由于李超品行堅貞，反而獲得敵方的敬重，他便利用機會勸說敵将對殘敗之城施以“德澤”，以圖保全受難之民。《序傳》接着記載：“周将梁士彥素聞仲舉名，引與言其議。士彥曰：‘百裡、左車，不無前事，想亦得之。’見逼不已，仲舉乃曰：‘今者官軍遠來，方申吊伐，當先德澤，遠示威懷，明至聖之情，弘招納之略，令所至之所，歸誠有地，所謂王者之師，征而不戰也。’士彥深以為然，益相知重。”危難當頭，李超不失高風亮節，嚴厲斥責通敵行徑；兵敗之後，李超能顧全大局，曲意保全殘破之城和落難百姓。如此高尚的德行，不僅在當時受到敵方的敬重，而且事後會成為教育後代的榜樣。因為以文化治家而熏陶出來的高尚德行，是有益于宗族複興的長遠舉措。
北齊滅亡之後，李超無意與北周合作，情願歸還鄉裡。隋朝取代周朝之後，李超又屢屢以消極的态度辭卻官職。《序傳》記載：“（李超）以琴書自娛，優遊賞逸，視人世蔑如也。會朝廷舉士，著作郎王劭又舉以應诏。以前緻推遷為責，除冀州清江令。未幾，又以疾還。後以資使，授帥都督、洛陽令。彭城劉逸人謂仲舉（李超之字）曰：‘君之才地，遠近所知，久病在家，恐贻時論。具為武職，差若自安。’仲舉曰：‘吾性本疏惰，少無宦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樹耳。’竟不起。終于洛陽永康裡宅。時年六十三，當世名賢，莫不傷惜之。”就像父親那樣，李超是一位品性正派而不謀權勢的士人，他一直無意于政治而樂意于琴書。李超的德行為子孫樹立起正面榜樣，但對于他們的仕途卻會造成負面影響，是以李超的子孫就隻能以文史見長了。
李超的長子名大師。隋朝末年各地農民紛紛起義之際，李大師在窦建德帳下任職。《序傳》記載：“及窦建德據有山東，被召為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師，因送同安公主，遂求和好。使畢，還至绛州，而建德違約，又助世充抗王師于武牢。高祖（李淵）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尋平，遂以譴徙配西會州。”李大師曾為窦建德出使唐軍，以求和解。不料事後窦建德卻違反和約，李大師遂遭受李淵遷怒而受拘留，事後他被徙配西會州。
關于西會州，在《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一》“靈州大都督府關内道”條有所記載：“會州上，隋會甯鎮。武德二年讨平李軌，置西會州。天寶元年改為會甯郡。乾元元年複為會州。永泰元年升為上州。”該《地理志》該條下又記載：“鳴沙，隋縣。武德二年，置西會州，以縣屬焉。貞觀六年，廢西會州……”綜合這兩條記載可知，唐朝于武德二年（619）設定西會州，州治位于隋朝的會甯鎮，州下轄有鳴沙等縣；貞觀六年（632）廢除西會州，将它一度改為會甯郡，此後又改名為會州。西會州接近涼州的治所姑臧。世間人事似乎真有緣分，李大師的先祖李弇逃亡涼州，曾被前涼國主張駿看中而在姑臧發迹；李弇的後裔李大師徙配涼州，竟然也被當時在姑臧主政涼州的楊恭仁召見而受到禮遇。《序傳》記載：“大師既至會州，忽忽不樂，乃為《羇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日與遊處。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并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将拟《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仁家富于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當初，張駿器重李弇，是因為前涼政權需要軍事人才；嗣後，楊恭仁看重李大師，則是受其文賦的感染。逃亡者李弇依靠武功，徙配者李大師憑借文才，二人竟然各遂所願，前者得到官位，後者有了讀書機會。原來，楊恭仁家中富于藏書，酷愛讀書的李大師得到了“恣意”閱讀的良機，真是不幸之中萬幸。
李大師“披覽”群書的目的，是要模拟《吳越春秋》，撰寫一部囊括十六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曆史著述。經過鑽研，李大師逐漸建構起著述的架構；但也由于心懷著史的理想，他對于仕途再無興趣了。《序傳》記載：“居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大師複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歸至京師。尚書右仆射封德彜、中書令房玄齡并與大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惟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于是俶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修書。貞觀二年五月，終于鄭州荥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可歎人生歲月有限，李大師未能如願以償。
幸虧李大師的第四子李延壽，以文史見長，能夠繼承父親的事業。《新唐書》卷一百二《李延壽傳》記載：“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禦史台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于本國詳，佗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是以改正，拟《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甯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祯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删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新唐書》在盛贊《北史》“删落釀辭過本書遠甚”的同時，頗因當時“不甚稱其書”而為李延壽鳴不平。《舊唐書》史臣也對李延壽著史之功給予高度的評價，在其卷七十三《李延壽傳》的文末稱贊道：“李延壽研考史學，修撰删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誠如兩部唐書所贊，李大師與李延壽的成就堪與司馬遷和班固等史學巨擘相比拟。他們父子相承，編撰成《北史》和《南史》，該著全面勾勒出十六國、南北朝以及隋朝之際的曆史軌迹與衆生之相。這兩部史書都被後世列入中華傳統二十四史之中，而李大師與李延壽也成為流芳千古的史學大家。
《北史》《南史》二書相比，前者又較後者更佳。這是因為，身經十六國、北朝至隋朝的李弇及其後裔幾乎都在北方生活，特别是這兩部書的策劃者李大師與執筆者李延壽對于北方的社會世态體會得最為真切。在《北史》全篇之中，最精彩的篇章是李延壽為自家宗族撰寫的《序傳》，而《序傳》之中更引人的部分則應數對于李弇宗族的描述。這是因為，李延壽不僅在該部分用力更勤，而且筆尖飽含着熱愛親人的深刻情意。
宗族是組成社會的單元，要了解某個時代的社會，就應該了解那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宗族，以利從中總結出其内在的發展規律。筆者特意選讀《序傳》，而且尤其中意于有關李弇宗族之内容，正因這個緣故。
結語：文化傳承文明傳播
李氏宗族枝繁葉茂，本文僅從《序傳》中抽取從李弇傳承十代至李延壽的一系支脈加以探讨。李弇宗族飽經漫長歲月洗禮，雖屢曆颠沛卻堅持不懈，終于從飽經曆練的将軍門庭脫胎成為學行儒雅的文化世家。李弇宗族的遷徙經曆表明，堅持昌明的法寶，既不是武功，也不是權勢，而是學行。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實在是治家治族的真理。
李弇宗族的曆史中，有諸多值得探讨的内容，比如移民與遷居地的結合問題，又如宗族組織的社會作用問題，尤其是文化的傳承與文明的傳播問題。
晉末至唐初的三百年中，有數不勝數的流民在遷徙，李弇宗族是跋涉得最遙遠的。這支宗族的成員曾經遠抵古代西域的東端，在目睹邊地的景緻中體驗過異族的文化。他們的血液中，浸透着華夏的傳統文化，又在一代接一代縱向傳承的過程中不斷汲取着來自異地異族的新鮮文化。
晉末至唐初的三百年中，有數不勝數的移民紮根于邊地新區，隻有少數能夠重新傳回中原，李弇宗族則在曆經曲折之後來到中原；再度傳回中原的移民，大多沉寂世間，隻有個别興盛昌明，其中佼佼者就是李弇宗族。這支宗族的成員往中原帶回了儲存在河西走廊的傳統文化。這樣的文化，雖然本源于中原，卻已飽含着移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以及對周邊各民族文化的體驗。它在中原橫向傳播開來之後，就會促進中華文明的整體升華。
推開來看，正是自古以來衆多宗族的遷徙活動，造成了如今中華文明的豐富多彩。李弇宗族則是為此而着力推動的典型例證。
附言：本文是筆者于2018年10月11日在甘肅武威召開的《涼州文化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讨會》上的發言。隴西李氏名聞天下，武威舊地為十六國北朝時期隴西重鎮姑臧，李氏在本地的名聲更是老幼鹹知，學界熟谂。這次到武威開會，以隴西李氏中的支系李弇宗族為題，試圖從文化傳承的角度重新審視它的曆史意義，這樣做頗有弄斧之嫌。不過，讨論“一帶一路”涉及的曆史問題，隴西李氏是避不開的重點，也正好可以作為向當地學者請教的好課題。于是，作此抛磚之舉，期待諸位賢達多多指正。
本文原載于：李憑|李弇後裔的遷徙經曆與文化傳承——《北史 序傳》讀後
史料中頻頻出現的涼州是啥地方，《涼州詞》為什麼是武威獨有的？
前涼、西涼為什麼會受到李世民的肯定？原因就在甘肅武威涼州姑臧的尹夫人台
《廣韻》雲：陰姓出武威。武威陰铿為李白偶像，五涼隋唐多有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