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北魏墓葬胡俑的粟特人象征

大同北魏墓葬胡俑的粟特人象征

《文物世界》 2005年06期 張志忠

2000年夏秋,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1]的發掘是繼司馬金龍墓[2]、方山永固陵[3]之後又一次重要發現,出土了為數衆多的胡俑,尤為重要的是一批伎樂雜技俑,人物特征鮮明,衣着新穎華麗,對于研究北魏平城時期絲綢之路和東西方貿易、經濟、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近年來,随着太原隋代虞弘墓[4]、西安北周安伽墓[5]的發現和科學發掘,展現出一幅幅人物形象生動,體貌特征鮮明的中亞粟特人風俗畫卷,為認識和研究粟特民族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提供了形象生動的實物資料,通過比較研究對于了解和認識北魏平城時期墓葬出土的胡俑形象,起到了積極的幫助作用。

一、面貌與服飾上的粟特人象征

北魏平城時期墓葬出土胡俑的數量不多。是以,對于其體形、面貌和服飾特征一直不甚清楚。以至有人把北魏墓葬中出土的鎮墓武士俑。兇猛霸悍的造型,深目高鼻的形象作為胡俑的象征。其實,這隻是北方少數民族的形象,被人為誇張醜化的結果,不是我們要描述的中亞或西亞人的形象。真正的胡人俑,1965年司馬金龍墓曾有出土。衆多的伎樂雜技胡俑出土于雁北師院北魏墓葬。

雁北師院宋紹祖墓[6]出土4件胡人俑,位于墓室回廊東部,出行儀仗兩側似呐喊或鼓吹,為出行隊伍助威。人物面部表情略有差異,體貌特征卻極為一緻,高額頤窄,濃眉深目,鼻梁高挺,頭戴黑色圓形小帽,身着華美豔麗的圓領窄身緊袖對襟長袍,其上編織不同花紋圖案。領、袖、前襟和下擺着不同顔色鑲邊,裝飾不同花卉紋樣。腰系黑帶,足蹬黑靴,大部分袍面胯下開衩，前部小肚突出，略顯下墜，與此相對應，後面臀部明顯上翹。雁北師院 M20出土胡人俑7 件，均位于墓室前部，外圍是8個跽坐式樂俑，手持不同樂器，姿态各異，作表演狀。中央為長袖甩動的舞俑，從體貌特征及着裝看，額頤寬廣，鼻梁适中，頭戴黑色鮮卑帽，身着左衽交領長袍，均系漢人、鮮卑人或北方少數民族，即蒙古人種。中間站立動作不同的伎樂胡俑和令人叫絕的頂幢雜技胡俑表演，因其擔當角色不同，形體姿态和面部表情各異，但其體貌特征和服飾卻是一緻的。均為高額窄頤，濃眉深目，鼻梁高挺，頭戴黑色圓形小帽，身着圓領窄袖長袍，點綴色調相近的團花圖案。袍面胯下開衩，圓領、袖，下擺及開權處鑲邊着不同顔色，腰束帶，足爵黑靴。與宋紹祖墓出土胡俑唯一的差別是，衣服沒有采用對襟形式，仔細對照司馬金龍墓出土的胡人俑，不難看出與上面描述相同的體貌和裝飾特征。

以上胡人俑都具有中亞、西亞民族人種特征，人物結構合理，設計逼真，裝飾紋飾繁缛，色彩豔麗，制作工藝複雜，具有相當的難度。

綜觀這些胡人俑無論奏樂與雜技表演者，皆深目高鼻、高額窄頤，頭戴圓形小帽，身着圓領窄袖長袍，具有典型的西域人種特征。西域居陽關、玉門關以西，包括波斯、部善、且末、于阗、車師、焉耆、龜茲、疏勒、粟特諸國。據《漢書·西域傳》;"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聲，然大同，自曉相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髯。"《北史·西域傳》載∶"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可知胡人俑形象源自高昌以西諸國，即現在中亞、西亞一帶。若以胡人俑所着圓領窄袖長袍等服飾，與今出土的西域諸國人物服飾資料作對比，可以看出胡人俑與圖像中的中亞人物更為接近。

下面來看一下西安北周安伽墓發掘簡報對石榻圍屏雕刻人物是怎樣描述的:頭戴虛帽,身着紅色圓領緊身對襟長袍,領口、前襟、袖口及下擺飾紅彩,腰束帶,腳蹬黑靴。相同的描述達10餘處之多。太原隋代虞弘墓簡報也有相似的描述,如人物黑色短發,深目高鼻,身着一件紅地白花的圓領窄袖長袍,下擺為白色和綠色寬邊,腰系白色革帶,足蹬一雙黑色長筒靴。另外據墓志,墓主人安伽來自中亞粟特地區的安國,石榻圍屏的圖像内容展示了粟特祅教美術的宏大場面;隋代虞弘官職為薩保,掌管來華外國人事務,石椁的雕像也具有明顯的粟特美術特征。而大同北魏墓葬出土胡人俑的面部特征,如圓形黑色小帽,罩住短發,深目高鼻,和虞弘墓石椁上刻畫的人物極為相似,身着圓領窄袖對襟長袍,領口、袖口和下擺飾不同的色彩,則與安伽墓石榻圍屏刻畫的粟特人服飾相同。據《北史·西域傳》康國條下記載:“丈夫剪發,錦袍……,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俑,所着服飾,圖案新穎,色彩豔麗,應該是模仿織錦彩繪的結果。通過資料對比結合文獻分析,初步認為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俑,具有中亞地區粟特人的特征。

二、粟特人進入平城的曆史背景

粟特國在蔥領以西,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自張骞通西域,西漢設立西域都護府,絲綢之路日益暢通,中西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号稱“世界商人”的中亞粟特商人通過絲綢之路,大批湧入玉門關興販貿易。據容新江先生《隋及唐初并州的薩保府與粟特聚落》一文[8],從魏晉時期開始,由于商業上的原因和粟特本民族受厭嗒、突厥、大食等勢力的侵襲,迫使大批粟特人向東遷徙。他們有的進入漠北突厥汗國,有的入仕北魏、北齊、北周和隋唐各級機構,有的則一直以商業民族的形象活躍在中國社會中。粟特人随處而居,形成聚落,一部分人繼續東行,形成新的聚落。北朝到隋唐的中央政府對粟特聚落的控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北朝早期,大多數聚落不受政府限制,有關的記載也就很少。由于大多數粟特人信奉傳統的襖教，是以聚落中往往立有襖祠，薩保即成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領。北朝中期以後，政府為了控制這些胡人聚落，設薩保府管理，并把薩保納入中國的官僚體制當中，薩保被視為流外官員，專門由胡人首領擔任。

大約公元三四世紀，粟特商人"多詣涼土販貨"，并在這裡駐足停留，進而形成聚落，作為貨物貿易的中轉站。北魏太延五年（ 439年），太武帝拓跋毒出兵河西，克姑臧 涼州），俘獲了大量的粟特人。同年十月，"車駕東還，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P這其中應包括為數不少的粟特人。此後由于部善"閉斷魏道"，緻使"西域不通者數年".直到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诏聽焉。"O從這條記載可以看出，當時在北魏境内粟特人的數量很大，而且經過近20年與漢、鮮卑民族之間的雜居相處，大多數已經适應了當地的生活和生産方式，粟特王雖用重金贖取，仍有相當多的粟特人留了下來，大同北魏墓葬出土大量的胡人俑可以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雁北師院北魏墓葬中，5座磚室墓集中分布，自北而南依次排列，墓葬結構、随葬器物相同，其中宋紹祖墓和M2出土的陶車、陶馬、陶牛和陶俑等制作及造型都極為一緻，應為家族墓地。據墓志，宋紹祖為敦煌郡人，官爵為幽州刺史、敦煌公。魏晉以來，宋氏一直是敦煌的大姓，拓跋焘平北涼，以宋鵬為首的不少宋氏家族成員遷徙至平城，并且多被委任以要職，加以重用，宋紹祖可能就是此時來平城的。敦煌郡屬涼州，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玉門關以東，是絲綢之路重要的貿易通道。東漢以來就成為"華戎所交易都會"。十六國時期，西涼武昭王李皓遷都酒泉，從敦煌一次性遷出 2.3萬戶，其中居住的粟特人不下百戶12。南北朝時期更多的粟特人輾轉或聚集于此，從事貿易的同時，與當地居民建立起了良好的關系，他們的傳統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着當地居民的生産和生活方式，随着遷往平城，把這種異域風情帶到了北魏内地。據《魏書》記載，司馬金龍原配妻子為隴西王、太尉源賀之女。帶耳室的墓葬形制和随葬的大批甲器具裝等騎兵陶俑，展現了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的喪葬習俗，墓中出土的胡俑和平城其他北魏墓葬所見的胡人俑，反映了他們與粟特人之間的聯系。

三、樂舞中的粟特人因素

南北朝時期中亞粟特人的聚居地分裂為九個國家，以康國、安國等最為著名，俗稱"九姓商胡"。他們大多喜歡音樂，擅長歌舞，并借助北方民族的力量大批湧入北朝諸地， 西域及粟特音樂和歌舞随着其足迹進入内地。據《隋書·音樂志》記載∶"自後魏平馮氏,通西域,因得其伎,後漸繁其聲,以别(列)于太樂。”也就是說,太武帝拓跋焘時,粟特中的安國樂已傳入北魏平城,并被列為宮廷音樂。此外,還記錄了有關安國樂的一些内容,其中樂器有箜篌、琵琶、笛、箫、筚篥和鼓等。關于宮廷伎樂,當時的文獻也有一些記載,但仍不能知其詳。而這時皇家主持開鑿的雲岡石窟,具有鮮明的國家政治色彩,在一些洞窟雕鑿了衆多的伎樂天形象。如第9窟,俗稱音樂窟,為前後窟室。前窟雕鑿的伎樂天,手持各種西域樂器,雕刻精美,裝飾華麗,反映了北魏宮廷的樂舞具有濃重的西域民族音樂的色彩。

雁北師院M2北魏墓葬,伎樂胡人俑環繞于雜技胡俑周圍,作伴奏狀,胡俑均為站立演奏,手持的樂器,可能為木制,已朽失,但從手式大體可以看出所持的樂器有琵琶、笛、箫等。外圍為頭戴鮮卑帽,身着鮮卑侉的伎樂俑,人物形象為典型的北方民族,手式與胡人樂俑相似或相同,說明其所持的樂器也大緻一樣,但其姿勢都是跽坐式,反映了兩者演奏方式的差别。前者形式自由活潑,與北周安伽墓石榻圍屏、隋代虞弘墓石椁雕刻的樂舞人物形象十分相似,手持的樂器也相同,均為站立表演,形式活潑多樣,不拘泥場地和空間,随時随地可以進行演出和娛樂。從諸多方面看,雁北師院M2的伎樂胡俑表演可以說與其一脈相承。是以,我們認為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伎樂胡俑,在音樂方面有許多粟特樂或者是安國樂的因素。

此外,演奏西域或安國樂舞的場景,也經常出現在北朝時期墓葬的其他出土文物中,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石雕柱礎,四角刻有四個伎樂,手執樂器皆為西域樂器。河南安陽北齊範粹墓[13]出土的橘黃釉扁壺,造型為北方少數民族,從生産工藝看是當地的産品,塑造了一幅完美的西域樂舞圖,不但為西域的樂器和舞蹈,人物的體貌特征和服飾,均為典型的西域地區人種特征。說明此時民間的樂舞表演已普遍流行西域或安國的音樂,反映了西域胡人大量進入并于内地聚居的事實,中亞粟特人隻是他們中的一部分。此後固原南郊發現的隋代史射勿墓[14],土葬而沒有棺木,随葬品與漢族或北方少數民族墓葬不同,展現出許多粟特葬俗的特點。而唐初并州薩保府的設立和存在,進一步證明自北魏至唐粟特人由少到多,由邊遠地區到内地的遷徙和形成聚落的發展過程。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比較和研究,使我們對大同北魏平城時期墓葬中出土的胡人俑有了大概了解，并初步推斷其為中亞地區粟特人的象征。其對于研究東西方民族之間的商貿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進而認識粟特民族從遷徙、聚居到與漢民族互相融合為一體的發展曆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目前這方面考古材料仍顯單薄，故難以作出準确定論。權且作抛磚之舉，冀求引起專家和學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