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對于西方來說是一場勝利，但對于利害切身的蘇聯人民來說卻是一場災難。關于蘇聯解體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新聞公開性改革”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自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入主克裡姆林宮以來，面臨着嚴峻的國際國内形勢。作為蘇聯新生代上司人，他渴望有所作為，力圖對蘇聯社會進行一場全方位的深刻改革。
在經濟改革遇到困境之時，戈爾巴喬夫又企圖從政治方面尋找新的突破口。于是，一場浩大的政治改革運動開始了。
為實作所謂的政治理想，戈爾巴喬夫提出政治“民主化”的口号，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新聞輿論領域的“公開性”政策。這一政策伴随着戈爾巴喬夫走完了他作為蘇聯末代上司人的最後時間。
所謂的“政治公開性”，最早見于俄羅斯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政策時期。到了戈爾巴喬夫統治時期，“公開性”進一步深化，成為其上台後主要推動的一項基礎性國策。
1986年2月，在戈爾巴喬夫及其親信雅科夫列夫的策劃下，蘇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謂的“公開性”問題。不過，相較于列甯時期“有限的，有原則”的公開性，戈爾巴喬夫倡導的“公開性”就變得無所顧忌了。
在戈爾巴喬夫那裡，“公開性”成了政治民主化、透明化的代名詞。他認為“公開性”應讓蘇聯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遺忘的人物和曆史空白點”。在此種口号的掩護下，到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公開性一度演變為揭露蘇聯國家曆史陰暗面的工具，他們利用現行政策的縱容甚至還僞造歪曲曆史，給蘇聯社會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惡果。
“公開性”當然好，可一味地沒有節制地公開隻能讓蘇聯社會陷入恐慌。
據資料記載，蘇聯政府為紀念列甯、捷爾任斯基、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等人的曆史功績，曾在莫斯科市中心樹立起他們的塑像以供人們瞻仰。而等到戈爾巴喬夫宣布新聞輿論“公開性”改革開始後，在那股否定蘇聯曆史的狂潮裡，這些象征着崇高理想的塑像被打翻在地，有的甚至被人損壞的面目全非，遭到瘋狂地攻擊和抹黑。
這是所謂的“公開性”嗎？簡直與暴徒的所作所為不相上下。
對于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改革所造成的惡果，原蘇聯中央意識形态部部長卡普托有切實的感受。卡普托曾多次講道：“公開性在黨内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然而當這個口子一打開，就完全合不住了。所有的報道沒有一點真實性和社會責任感，他們成了西方攻擊蘇聯的工具。”
正如卡普托所說得那樣，“公開性”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權力口子一開，就徹底關不上了。沒有人會願意為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買單，哪怕是雅科夫列夫之流也趨于名利限制，無法對江河日下的蘇聯新聞界做出明确規定，這是蘇聯後期的悲哀！
新聞改革曾是戈爾巴喬夫推行的“公開化”、“民主化”的重要視窗。可令人扼腕的是，這種新聞改革走上了邪路，或者說從一開始大方向就是錯的，它最終背離了蘇聯國家的原則，導緻社會輿論失控。
按常理來說，黨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根本準則，也是蘇聯國家新聞體制的核心。然而，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推行的新聞改革工作不僅沒有堅持這一點，反而明令廢止政府部門對新聞工作的“幹涉”。
為加強對所謂“公開性”工作的上司，戈爾巴喬夫專門選任親信雅科夫列夫擔任蘇聯中央宣傳部長，負責新聞領域的改革工作。
不久，戈爾巴喬夫又親自提拔他為新聞領域的負責人，主管蘇聯意識形态工作。雅科夫列夫一上任就對蘇聯新聞上司班子進行大幅度調整，排斥維護黨和國家利益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将戈爾巴喬夫的親信安插在新聞學界的各個上司崗位，進而達到掌握新聞輿論的目的。
這實際上抛棄了新聞工作的國家原則，緻使蘇聯各地新聞部門上行下效、陷入混亂，助長了西方輿論對蘇聯的攻擊。
1990年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甚至通過《新聞出版法》，為蘇聯的“自由化”傾向大開綠燈。該法律規定，國家機關、政黨、組織和年滿十八歲的公民都有權創辦輿論工具。這使得反對派掌握輿論工具逐漸合法化。僅在當年10月，蘇聯社會就湧現出700多家報刊。當然，這些報刊的出現可不是為了維護蘇聯政府的統治，他們主要的任務是支援蘇聯各地的“民主派”和“自由派”。
千裡之堤，潰于蟻穴。在蘇聯群眾處于思想混亂、不明真相的情況下，新聞輿論的失控動搖了人們的國家主義信念，最終引發了蘇聯社會各種沖突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