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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的晚唐詩學觀及影響

晚唐詩學在宋代開始形成。作為一代文壇宗師,歐陽修的晚唐詩學觀是宋人晚唐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歐陽修關于晚唐詩的說法有二,均見于他晚年所作的《六一詩話》。其一雲:“鄭谷詩名盛于唐末,号《雲台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其二雲:“唐之晚年,詩人無複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樸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樸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複傳矣。餘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雲:‘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雲:‘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盡管歐陽修關于晚唐詩的看法不過寥寥數句,卻包含了相當豐富的内涵,涵括了“晚唐”之名、晚唐詩風和晚唐詩批評等幾方面的内容,并且在當時和後世的晚唐詩學中産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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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之名

詩學中的“晚唐”之名,大約在北宋中後期出現。在此之前,已有許多與之相關的說法,歐陽修所說的“唐末”和“唐之晚年”是其中的兩個。“唐末”在宋初出現,是當時論詩的常言,歐陽修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使用這個詞,并無獨異之處。有獨異之處的用語是“唐之晚年”,該說法最早見于歐陽修壯年時所作的《朋黨論》中,他在晚年作《六一詩話》時,沿襲了“唐之晚年”的用法,大約正是從這個用法中衍生出了後來的“晚唐”之名。

“唐之晚年”的說法對後人的晚唐詩論述産生了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有的論者沿用這個說法而内容有所變換,比如張耒把“唐之晚年”的代表詩人,由作詩重視構思和“鍛煉”的周樸,置換為“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的孟郊和賈島。周樸與孟郊、賈島雖都刻琢苦吟,但從他們在後世的知名度來看,孟郊、賈島遠勝于周樸。歐陽修與梅堯臣在長達二十年的詩歌唱和中,頻繁以韓愈和其門人孟郊、賈島自比,并影響了蘇轼,催生了著名的“郊寒島瘦”之說,孟郊和賈島成為當時談詩者的話頭。就此而言,作為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把刻琢苦吟的代表從周樸置換為孟郊、賈島,也就不足為奇了。南宋中後期,“永嘉四靈”學習姚合、賈島等人,其詩被稱為具有晚唐詩風。此後,賈島、姚合被歸為晚唐詩的代表,南宋的劉克莊和宋元之際的方回持此類議論最多。相比之下,周樸逐漸不為人所知,到清代乾隆年間李懷民撰《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時,列賈島為“清真僻苦主”,而周樸則已不入圖。有宋一代,論及晚唐詩的代表,絕大多數人均以賈島為代表,追溯起源,則輾轉與歐陽修有關。

有的論者如清人彭端淑在引用歐陽修之說時,直接将“唐之晚年”置換為“晚唐”。還有許多論者撮述“唐之晚年”而得出“唐晚”之說,在宋人楊萬裡《朝天集》、方嶽《深雪偶談》、姚勉《雪坡舍人集》乃至明人郎瑛《七修類稿》中皆有此說法。更有甚者如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衍生出“入晚唐”“不特晚”“不止晚”“晚唐之尤晚者”等說法,充分發揮了“唐之晚年”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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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詩風

歐陽修列舉的晚唐詩風有兩種情形,一種是以鄭谷為代表的俗白易曉,一種是以周樸為代表的重視構思和“鍛煉”。

歐陽修的晚唐詩學觀及影響

在歐陽修看來,鄭谷詩的佳處在于有意思、多佳句、易于了解,故可教小兒,短處在于詩格不甚高。“晚唐”之說興起後,“格卑”的論斷便由評價鄭谷而擴大化,成為整個晚唐詩壇的标簽,這是宋人的普遍看法。比如,孔平仲謂“唐末”以白居易為代表的詩老妪能解,近于鄙俚,其說跟歐陽修一樣,皆就詩歌在文字方面的俗易淺近而論。蔡居厚也說,“晚唐詩句尚切對,然氣韻甚卑”,但其說已由着眼于文字之俗轉變為批評文字之工巧。這種轉變與當時論詩講究文字工拙的風氣有關,這就涉及歐陽修所說的第二種晚唐詩風,也就是作詩重視“鍛煉”。

關于晚唐詩風講究構思和“鍛煉”,是更為著名和影響深遠的說法。歐陽修的這一看法在當時及後來皆有響應,而且成為主流意見。比如,以歐陽修門人自居的劉攽說,“唐人為詩,量力緻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其意與歐陽修論周樸近似,但所論已由晚唐詩人擴充為整個唐代詩人。沈括也說,“所謂旬鍛月煉者,信非虛言”,推而廣之,他把“鍛煉”當作所有詩人作詩之法,而唐人尤其如此。後來南宋張镃引沈氏此說時将“旬鍛月煉”寫為“月鍛季煉”,這一有意或無意的轉寫正說明,在張镃看來,沈括之說取自歐陽修。等到以黃庭堅、陳師道為代表的江西詩派在詩壇蔚為大觀時,他們講究“點鐵成金”和“活法”的詩法大行于世,比之講求構思和“鍛煉”的晚唐詩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楊萬裡作詩曾取法晚唐詩和江西詩派,極誇晚唐詩“鍛煉之工”,故周必大稱道楊氏,“凡名人傑作,無不推求其詞源,擇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間,歲鍛月煉,朝思夕維,然後大悟大徹,筆端有口,句中有眼”。對比歐陽修所說的“月鍛季煉”、沈括所說的“旬鍛月煉”和蔡居厚所說的“日鍛月煉”,周必大一變而為“歲鍛月煉”,苦吟的時間更為久長,也更切合賈島自陳“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作詩經驗。是以,對于晚唐詩之“鍛煉”,他們是深為心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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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詩批評

歐陽修将“李杜豪放之格”與“唐之晚年”之人如周樸的“月鍛季煉”作比較,隻是顯示兩種詩風的不同而未有高下之分。李杜與晚唐詩人的對比,後來成為一種模式。比如,劉克莊說,“郊、島輩旬鍛月煉而成者”,“與杜公相颉颃”的岑參“談笑得之,辭語壯浪,意象開闊”。至于清人王士祯所說,“予嘗觀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嵬瑣,不複自振,非惟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更是直接模仿了歐陽修将李杜與晚唐詩人進行比較的思路。

李杜與晚唐詩人的對比,在歐陽修看來隻是風格的不同,并未妨礙他對二者各有贊賞。但這種比較後來演變為“杜甫與晚唐”的對舉模式,包蘊着詩學價值等級高下之意,後世論者往往取杜甫而棄晚唐。李杜與晚唐詩人二進制對立的批評模式,由黃庭堅所建立。他在給趙伯充的信中寫道:“學老杜詩,所謂刻鹄不成猶類鹜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其弊若何?”作為江西詩派的鼻祖,黃庭堅的這一說法很有分量,響應者不少。比如,曾學江西詩派的陸遊便說:“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氣死豈埋蓬蒿。晚唐諸人戰雖鏖,眼暗頭白真徒勞。”“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疾。及觀晚唐作,令人欲焚筆。”作為江西詩派殿軍的方回,更是批評“晚唐詩千鍛萬煉”,卻隻知“色相聲音”,頗為拘束,不如師法杜甫的江西詩派,更遠不如杜甫。是以,面對江西詩派、晚唐詩人和杜甫時,所當取法的對象不言自明。方回還以賈島詩為例,批評“晚唐詩多先鍛景聯、颔聯,乃成首尾以足之”。換言之,“晚唐下細工夫,作小結裹”,與之相反,“盛唐律,詩體渾大,格高語壯”。元人牟巘感歎“世之為晚唐者,不鍛煉以為工,則糟粕以為淡。刻鹄不成,詩道日替”,正是掇拾歐陽修、黃庭堅的觀點而成說。

江西詩派之後,代之而興的“永嘉四靈”帶動了晚唐詩風的盛行,産生諸種詩弊,論詩者又傳回李杜尤其是杜甫,要求以之為法。持論激烈者在主張以杜為法的同時,還以晚唐詩為戒,如陳著便說,“莫向晚唐中入局,須從老杜上加鞭”。即便是喜愛和學習晚唐詩之人,也在不廢棄晚唐詩的同時,以學杜甫為主。比如,陳鑒之贈人詩雲:“今人宗晚唐,琢句亦清好。碧海掣長鲸,君慕杜陵老。”承認晚唐詩“琢句”和“清好”的優點,其“琢句”對應的是歐陽修謂“唐之晚年”詩人“月鍛季煉”之說;第三句用杜甫《戲為六絕句》“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鲸魚碧海中”,對應歐陽修謂李杜“豪放”之說;末句卒章顯志,認為受詩者應師法杜甫掣鲸碧海的雄壯之風。陳必複也說:“餘愛晚唐諸子,其詩清深閑雅,如幽人野士,沖澹自賞,要皆自成一家。及讀少陵先生集,然後知晚唐諸子之詩,盡在是矣,所謂詩之集大成者也。不佞三薰三沐,敬以先生為法。雖夫子之道,不可階而升,然鑽堅仰高,不敢不由是乎勉。”這段話雖含有晚唐詩與杜甫高下等級不同之意,但未否定晚唐詩的價值。察其意,陳必複初時愛晚唐詩,後來讀杜詩而知山外有山,于是努力師法杜甫。

至宋末,嚴羽提出以李白杜甫作為盛唐詩人群體的代表,要求“以盛唐為法”,“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由此發展出将盛唐與晚唐對照并尊盛黜晚的論述架構,建構起了唐詩學分期批評中最重要的批評模式。後來不管是元人楊士弘,還是明人高棅,在初、盛、中、晚唐四期之說中尊盛黜晚,都遵循了嚴羽在唐詩學分期批評中建立盛唐與晚唐二進制對立的批評模式并将其絕對化的做法。而追溯其來源,這一批評模式正是在歐陽修以李杜和晚唐詩人對舉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歐陽修的日常生活與文學創作研究”(FZW008)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編輯:黃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