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監聲名敵指揮，隔河降表最先馳。赤崗事與滹淪異，勿問中朝沒字碑。”這首《詠史》詩寫宋朝的一段史實：“靖康之恥”，有作者以新朝勝利者的眼光，嘲笑漢族一代皇帝的低能、軟弱，批判在國難關頭的投降行徑。
“都監”指耶律餘睹，本是遼國之臣卻投降金國，又向金主倡言伐宋，被在用為元帥右都監。宋徽宗的低能表示在受金國使者之騙，以耶律餘睹為内應。
而讓金國使者代轉的“密信”為金帥所得，招緻金兵以此為由興師問罪，南伐宋地。一時宋朝廷中主戰主和兩派争議不定。
宋徽宗被迫傳位給太子趙桓，是為欽宗。欽宗竟遣使與金軍議和，接受屈辱的條件，獻降表求和，不但割地賠金，不尊金主為“伯大金皇帝”，自稱“侄大宋皇帝”。
納蘭性德認為，宋朝皇帝的寡廉鮮恥，超過了遼滅晉之恥，可悲矣，“靖康之恥”！
“赤崗與滹沱異”句，指五代末年，契丹滅後晉之戰，晉将杜威兵敗而降，契丹主至赤岡，後晉百官迎契丹主，左衛上将軍安叔千獨出宣說胡語。
契丹主說：你們沒有文字嗎？但你鎮守雄州時已表示過投降，我沒有忘記。安叔千拜謝，呼躍而退。這種隻有承諾沒有文書記錄的投降受降，即“沒字碑”。
但後晉是戰敗而降，與宋朝的自取滅亡是不同的。“滹沱河”沿岸地區是金兵與宋軍交戰的主戰場，與“隔河降表”都喻“靖康之恥”。此句強調北宋的滅亡與後晉的敗降不同，“勿問中朝沒字碑”。
《宋史·徽宋紀》：“迹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甚私智小慧，用心一編，疏斥正士，押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狷薄巧侫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亡國咎由自取，亡國之因是白底黑字寫在史書之上，深銘于曆史的恥辱柱。
《文心雕龍·情影》篇說：“蓋風雅之興，克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詠史詩必因吊古傷時成詩，納蘭性德這二十首《詠史》詩，可謂“吊古傷時”的佳作。
當代有些學者認為，比起清初的詩人詞人，如吳梅村、陳維崧、朱彜尊等，納蘭性德的詞作思想内容是比較單調，主要是抒寫個人的哀怨與悲戚，從中很難看到驚心動魄的社會場景和豐富多彩的生活畫面。
但是當我們的研究進入他的詩歌創作，會看以“詩言志”與“詞寄情”是納蘭性德文學創作的兩翼，而詩歌創作對曆史興亡、曆史人物的評價以及社會生活的反映，都比他的詞作更為廣闊和深刻。
這些不僅表現在《詠史》二十首，還表現在諸如《效江醴陵雜拟古體詩》二十首、《拟古詩》四十首、《西苑雜詠和荪友韻》二十首、《寄征人語》詩十三首，以及《又柳枝詞》八首和《上元竹枝詞》組詩等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