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葉文津表面上是一名《新中國報》的記者，實際上是留日歸來的愛國青年。1941年，葉文津接受委派，擔任社長袁殊（地下黨員）的助理。他利用辦報作掩護，在随後的四年中，先後出任東亞聯盟上海分會秘書、僞上海市公用局科長，周旋于日僞上層，營救了大批我黨人員。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葉文津利用第三戰區司令官部駐滬辦事處的名義，接收了日本海軍5輛軍用卡車，雷管槍支，炸藥五百餘箱，一次性直接送達新四軍駐地。不久之後，葉文津故技重施，用同樣的方式接受日軍物資，向新四軍輸送了一百九十餘挺機槍、大量的手槍、軍用無線電台。
葉文津前後多次輸送的軍需物資加起來，足夠新四軍在江南、江北持續作戰很長時間。累計總輸送物資重達50噸，折合價值超過“一萬兩黃金”，為我軍諜報戰線上的一等功臣！然而在解放六年之後，葉文津卻突然被捕，罪名是“背叛祖國，出賣民族利益”。由于受到潘漢年案的牽連，加上身份始終不能得到證明，一直被關押。直到1980年2月才平反，同年即去世，被追認為1937年入黨的人員。
一、在“刀尖上跳舞”
葉文津生于1916年，東莞道滘人。早年曾經留學日本，在那裡葉文津經同學介紹，認識了我黨人士夏衍。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夕，留日中國學生在當地受到歧視，内心忿忿不平。夏衍的到來，給留日中國學生打開了一扇報效祖國的大門。葉文津從此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暗中認定要扭轉中國衰敗的局面，必須依靠共産主義精神。随後，葉文津在夏衍的幫助下，暗中加入了我黨。
由于從一開始，葉文津就被組織上作為特工進行秘密培養，是以他入黨的事，在黨内也隻有極少數的幾個人知道。這就為他解放後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筆。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葉文津在上海組織“留日學生救亡會”，在報上發表愛國進步文章。後來他又接受組織上的安排，前往香港，在《新中國報》與《東亞與中國》等報刊、雜志當記者。
在任職《新中國報》記者期間，葉文津借辦報缺乏資金為由，向日本駐港領事館騙取“辦報津費”5000元，暗中送到我黨人士手中，幫助在港地下黨員及家屬維持生活。後來葉文津往來于滬、港之間，周旋于日軍高層之中，先後擔任了“東亞聯盟上海分會”主任秘書、“僞上海市公用局科長”。他利用職務作為掩護，營救我黨被捕人員。
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葉文津利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駐滬辦事處的名義，先後兩次大規模、有計劃地接收了日本海軍的軍用物資。因為他長期在日僞部門供職，絲毫沒有受到日本人的懷疑，最後日本人竟然主動将這一批物資搬運到了他的卡車上。
葉文津兩度手執“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關防，帶着五名新四軍駕駛員，大搖大擺地穿過了國民黨的封鎖線，直接将軍火送到了新四軍的前線駐地。前後共計向新四軍輸送槍炮彈藥、軍用電台、望遠鏡等軍火達到50噸以上，價值超過一萬兩黃金。新四軍前線指揮員回信感謝他說：這一批物資，足夠前線作戰使用二、三年。
二、内戰時期的“愛國商人”
1946年，葉文津被派往東北從事地下工作。因東北地下組織遭到破壞，他奉命掩護張為先、潘漢年和董慧南下北平。到達北平之後，葉文津下塌和平飯店，向李克農同志彙報了工作。之後停留在廣州，往返于穗、港之間，從事進出口貿易，為情報工作暗中籌備。
在這一段時間，他借助希臘籍船舶，通過香港向中國北方戰區運送大量的汽油、柴油和鋼鐵、造币紙張。與此同時，在香港擔任裕通行經理期間，葉文津還隻身潛入敵營，策反了一名國民黨空軍上尉江富考，駕駛美制巨型運輸機起義。并且還策動國民黨東莞自衛大隊陣前起義，并親自進行陣前指揮。帶領三百多人的國民黨部隊，出城接受我軍的改編。
自葉文津在港從事商貿後，隻要是組織有需要，不管面臨多大的困難，運送軍火、運送汽油、紙章、最後甚至運送政要，葉文津總是能漂亮地完成任務。
三、含冤入獄終得昭雪
解放後，葉文津懷着對新中國的憧憬，毅然放棄了在香港的舒适生活，回到内地，當一名基層普通的記者，卻不料在1955年突然被捕入獄，而罪名是“背叛祖國，出賣民族利益”！葉文津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個罪名，因為一旦承認自己是“漢奸”，就很難向那些當年與自己一同戰鬥過的同志們交代！最後他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在被關押12年之後，他出獄了，但是因為入黨時間的問題，他隻得“聽侯處理”。
随後，葉文津終于等到了結果，他身上的“漢奸”污名是清洗了，可是結果他又被當成了國民黨團級以上幹部，進行了“寬大處理”，真是讓葉文津感到十分無奈。直到1980年，葉文津的反複申訴，起了高度重視，最高人民法院終于替他平反、恢複了名譽。不過就在同一年，他就因為心髒病發作去世了！
結語
諜報英雄是最難當的，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時期，我黨有一大批像葉文津這樣的奮戰在一線的諜報人員。為了工作，他們必須取得敵人的信任，是以表面上和敵人“同流合污”，讓人難辨真僞。葉文津三十年代入黨，出入狼窩、舍身飼虎，一生在刀尖上跳舞，為我國的抗日戰争、解放戰争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最為難得的是，解放後葉文津不求高官厚祿，放棄在香港的優越環境，回到内地，甘當一名最最普通的記者。隻可惜他一生際遇坎坷，得到平反之後，旋即就與世長辭了。直到他死的這一年，他的身份才得到最終的确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