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丨 梁豪：楊绛，作為唯一的意義

楊绛，作為唯一的意義

文丨梁豪

有的人似乎打一開始便給人年長持重的印象，身骨清癯，發梢瑩白，對物質似無所感，對知識滿懷敬畏，嘴角永遠逗留着一抹認真、精緻而從容的淺笑。楊绛正是這樣一種形象，哪怕在二十多歲時已憑系列散文和短篇小說在文壇初試啼聲。

以這般“大衆印象”翻閱《喜智與悲智》一書，我的一大觀感是，至少某種意義上，呂約是在苦心孤詣地打破我們的此類先見乃至成見，就以文本細讀這種耐心、缜密、靜定如純手工藝般的研究方式——一種打破成見最牢靠、最不意氣用事、最潤物無聲的方式。

首先，身為文學創作者、從業者的楊绛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不管是否遭受冷落，缪斯就是缪斯，一個熠熠發光的存在，她可以不需要任何他人的依傍、攙扶亦或注目而獨自閃耀。具體表現，從體裁到風格，由觀世至察幾，由記憶至夢境，盡在呂約的抽絲剝繭中，進而，盡顯楊绛的喜智與悲智。其次，楊绛很年輕，或者說年輕過，哪怕少年老成。其中以早年的戲劇創作為突出代表。不論是三部喜劇裡的啼笑皆非，還是悲劇《風絮》中的瘋魔成活，都痛快彰顯出在兩性情感、人格心理、家國道義上，楊绛腦筋急轉彎般靈動的思維能力和點石成金的形象化能力；而其晚年作品如《洗澡》《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等，縱然姿态是回望的、總結性的，卻毫無沉沉暮氣，聲調之铿锵，咳唾而成珠玉，與前期的文風和志趣有着高度的延續，甚至更為澎湃與搖曳。

照片裡的楊绛總是含笑的，文字裡，楊绛實在真心懂得何為笑，她深知笑裡的五味雜陳、世态炎涼。某種程度上，由楊绛的作品看出去，那些字裡行間中淅淅瀝瀝的笑意，比魯迅來得沖淡，比錢鐘書顯審慎，比張恨水要落地，比林語堂更無為而有所為。

笑的背後是鎮定自若的魂。從小說、散文、戲劇創作到翻譯和研究論著，誠如楊绛自述，無外“随遇而作”。正因為這份“業餘”和從心，包括自稱“無中生有”的小說在内的作品，縱然跨越不同年代及其風尚的召喚，均可謂出乎其性、其情、其智。時局大變、劇變之際的那份“不變”，我以為是因為本身實則在變，體裁的切換，重心的傾側，隐與現的考量，它是一種微觀的調試和休整，而且餘地很大，就因這種閃轉騰挪涵蓋在同一個屋檐下——在現實意義上“我們仨”那有愛的小家，在象征意義上則是勤思善辨、博觀約取的“大我”，一個擁有強大定力和自身運作原理的“小宇宙”。是以，楊绛文筆内外的綿延是有機的、活泛的，不添加、無殘留，真真性情文章。

楊绛的語言同樣給人一種“不願與人群失散”的感覺。從文法到遣詞，一概不設迷障，不用假嗓子，不起高調也不佶屈聱牙，無論是小說、随筆散文還是戲劇，都是要讓讀者舒适而暢然地抵達、貼緊作者的用意。但這并不意味着語言僅僅隻是手段，作為目的的語言恰在語言進行的過程當中。脫腔而味存，這是進階而絕難的語言功力。在這裡，語言是水，開出半塘荷花，養活一池活魚，肮髒的歸肮髒，靓麗的自管靓麗，全都在了這裡。偶有風過，起波瀾而不驚。你耐心去看吧，這無形無色的水，實在也是一番動靜相宜的上好景緻，配得上呂約的總結：“其語體融貫古典與現代、雅言與俗語，達到文質和諧、雅俗相生之境，實作了語言的曆史連續性與創新性、普遍性與個人風格的統一。”當中若隐若現“五四”的文學語言傳統、古典文學傳統、西方文學傳統和民間口語乃至宣傳語傳統，它妙就妙在“融”（共時）與“貫”（曆時）上，似乎有迹可循，卻又無迹可求。

我從來不相信有完人，同樣也不信有無瑕的作品。那麼，為何我們會去讀，甚至反複閱讀一些作家的作品，讓遺憾的歸遺憾，讓迷戀成其為迷戀？原因恐怕在于，某種無可替代的東西深藏其間，而它竟與我們自己的生活和心境息息相關，這便是文學最為神奇、瑕永不掩瑜的地方。

(來源《文學報》)

梁豪1992 年生，現居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文學碩士。小說見于《人民文學》《山花》《天涯》《青年文學》《芙蓉》《西湖》《作品》《青年作家》等報刊，詩歌和評論文章見于《詩刊》《小說評論》《當代作家評論》《文藝報》《文學報》《中華讀書報》《今日中國文學》（美國）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