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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文明的曆史，起源于中東的兩河流域——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所在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在這裡，第一次出現了農業，出現了冶金術、文字和城市，影響深遠直至今日。
但這一高度發展的、世界上最先進的地區，在從古代文明向古典文明的轉變中，卻變得落後了。相反，是更為邊緣的地區後來居上，例如印度、中國和歐洲。在公元前500年，人類的“軸心時代”出現時，最閃耀的是中國的百家争鳴、古希臘的哲學家以及印度的釋迦牟尼。在人類的古典文明時期，通過對冶鐵術、鑄币和字母表的有效利用，中東落在了其他文明的後面。
而從公元1500年開始，一場源自歐洲的技術革命戰勝了其他所有的文明，并強行将它們聯合成為一個差不多是世界範圍的社會。西方人以“海洋”代替了“草原”，作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後通過輪船征服四海，統一了整個有人居住以及可以居住的地球。六百年以來至今，是歐美文明盛行的時代。
在曆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中，介紹了這一“遏制領先法則”：在轉變時期最成功的社會，要想改變和保持其領先地位恰恰是最難的；一時領先未必永遠領先。
用一句中國的大俗話來說就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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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地球上的活動範圍，是由技術發展的水準決定的。技術越原始，活動範圍越有限；技術越先進，活動範圍越廣闊。例如隻是掌握一項鑽木取火的技能，就能讓人走出非洲，出現在西伯利亞這樣寒冷的地方。
從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埃及文明衰退、古羅馬帝國崩塌之後的一千年裡，技術革新的偉大中心是中國。1620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心悅誠服地贊歎了中國偉大發明帶來的改變：
“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面，其次在戰争方面，最後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态，并由此産生無數變化。以緻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物産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
除了三大發明，造紙術傳入歐洲，取代了羊皮；馬镫傳入歐洲，使得穿戴沉重铠甲的騎士得以産生；胸帶挽具傳入歐洲，使馬能全力拉東西，而不會像原來在頸環挽具下被自己勒死……跟這些發明相比，絲綢和瓷器都顯得無關緊要。
是以雖然早在哥倫布之前四個世紀，北歐的維京人就發現了美洲；但1492年哥倫布登陸“新大陸”之後，歐洲開始了對美洲、澳洲、亞洲和非洲勢不可擋的入侵。歐洲以大航海時代揭開了人類近代史的序幕，并一直強勢持續至今。
與其相對照的是，公元1433年——哥倫布登陸美洲差不多六十年前，鄭和在第七次下西洋的返航途中病逝，自此中國的航海事業戛然而止。如果明朝能像西方一樣保持向域外擴張而非實行海禁，今天的世界一定不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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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曆史是沒有如果的。在西方産生了爆炸性影響的技術發明，在中國卻并沒有翻起什麼水花來。中國的儒家文明根深蒂固，高度發達的同時造就了高度的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印刷術用于傳播八股和理學，而不是域外的新觀念新思潮；火藥加強了皇帝的統治，而不是給新興的商人和市民階層以力量；指南針在下西洋之後，并沒有像西方一樣用于探險和貿易。
“遏制領先法則”在無聲無息中發揮着作用。傳統文化為中國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穩定性，使得中華文明成為四大文明中，唯一一個從未斷絕持續至今的文明——然而這種穩定，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對于變化的拒斥。是以隋唐其實是秦漢的延續，而明清又是唐宋的延續。一千五百年來，看似改朝換代，實質并無改變。
是以雖然新技術和新發明産生于偉大的中國，但作用卻被老舊的統治吞噬了，絕不可能産生如歐洲一般的爆炸性作用。從鄭和下西洋結束到哥倫布登陸美洲這六十年間，明朝推行海禁政策，之後更進一步發展到清朝的閉關鎖國，直到鴉片戰争的炮聲響起。
中國錯過了這六十年，于是也就錯過了接下來的将近六百年。正是國家結構上和向外推動力的根本差異，使中國在1433年這一人類文明的轉折點，把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人。
認清這一背景，才能開始閱讀《全球通史：1500年之後的世界》。曆史之是以重要，就是因為可以以古鑒今。雖然人類往往從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訓，就是根本無法吸收任何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