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斯特拉罕稍作休整後，包其三又接受了新任務。1919年3月10日，阿斯特拉罕爆發了由當地資産階級、哥薩克、白軍颠覆組織共同發動的叛亂，幾天内被中國支隊平息。然而，在阿斯特拉罕碼頭，幾名中國戰士在與數倍于己的叛軍交鋒中不幸犧牲。其中，戰士劉發烈誓死不向叛軍投降，将最後一顆子彈射進自己的心髒……
此時，中國支隊減員嚴重。盡管補充了大約三十名中國籍漁場勞工和港口裝卸工，但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在阿斯特拉罕，他們同另一支中國隊伍被整編為第三十三師師部直屬獨立中國連。1919年5月1日，連隊開往頓河前線。頓河地區被解放後，他們轉戰庫班。
出征前的阿斯特拉罕共産主義支隊
1920年夏天左右，中國連再次擴編為中國營，成為高加索勞動軍的第十東方國際營，包其三擔任營長。兩年前，包其三帶領中國支隊在格羅茲尼與白軍厮殺百日，如今他們又回來支援這座已經回到蘇維埃政權手中的“石油城”。當時，必須立即組織恢複石油生産和運輸，可這裡的五口油井從1917年底被敵人破壞後就開始燃燒，到1920年已經燒了兩年半。
為完成《中國戰士同志》寫作，諾沃格魯茨基和杜納耶夫斯基曾專程拜訪格羅茲尼一位七十多歲的老石油勞工阿姆巴爾祖莫夫。老人在近四十年以後還清楚地記得，在采油場的勞動隊伍裡見到過一小隊中國紅軍，其中一位指揮員俄語說得很好，非常英勇、靈活，也很有頭腦。他們共同想辦法撲滅了油田大火。
1921年2月結束在格羅茲尼油田的任務後，國際營傳回弗拉季高加索，深入山區，清剿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殘餘武裝。由于任務艱巨，而國際營戰士不夠，包其三帶着一名戰士從格羅茲尼直接前往剛從孟什維克統治下解放的格魯吉亞，在那裡的華工中進行宣傳。經過号召，一百五十多名華工加入紅軍。當年春天，包其三和戰士們一起回到弗拉季高加索，在新成立的北高加索山區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組建起契卡第一中國獨立支隊，他再次出任隊長。包其三帶領這支隊伍，在北高加索山區同殘匪進行了不懈鬥争，為鞏固當地蘇維埃政權做出重要貢獻。
油畫：《蘇俄内戰中的紅軍騎兵》
山區共和國蘇維埃政府在鑒定中對包其三和中國支隊給予高度評價：
包其三指揮的支隊雖然物資得不到保證，遠離後方，忍饑挨凍，但毫無怨言，在北高加索山區出色完成了無數次戰鬥任務。不管是殲滅零星散匪，或是打擊裝備良好的白匪軍，他們都是真正的國際主義戰士的典範，都是保護勞動人民權利的忠誠衛士的典範。
1922年1月上旬，這支隊伍接到了在蘇俄内戰南方前線的最後一項任務，前往羅斯托夫州首府頓河畔羅斯托夫。那時，這裡的白軍、無政府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肆無忌憚，成群結隊恐吓市民。每當夜幕降臨，居民都提心吊膽。有天晚上，嚣張至極的匪徒在市中心廣場的兩座建築物間竟然拉出橫幅，上寫“早上是你們的，晚上屬于我們”。在包其三提議下，全城實施戒嚴，中國支隊輪流巡邏。他們被授予權力，在街上可以對襲擊者當場開槍。大約兩個月後，頓河畔羅斯托夫恢複了平靜和秩序。
蘇俄内戰名将亞基爾、布瓊尼和圖哈切夫斯基
由于國内戰争基本結束，蘇維埃俄國轉入和平勞動、恢複國民經濟時期。1922年3月，中國支隊接到解散指令。戰士們有的希望留下參加建設，有的準備回國。後來，一些人如願傳回祖國；另一些人複員，分散定居在弗拉季高加索、納爾奇克、車臣、印古什、巴庫、哈爾科夫、符拉迪沃斯托克、撒馬爾罕等地。例如，楊新鄉後來留在弗拉季高加索（蘇聯時期，這座城市改名為奧爾忠尼啟則），1936年退休後住進該市養老院，直到1952年4月23日去世。宋赤山選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居住，他成為警察，最後晉升為上尉。
1919年9月至1922年在中亞地區軍事行動
包其三則再次被委以重任，帶領九名戰士前往現位于中亞國家烏茲别克斯坦的撒馬爾罕。接下來的兩年裡，他指揮穆斯林騎兵營，同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巴斯馬基匪徒進行了數十次作戰。1923年5月，他被召回莫斯科。離開前，撒馬爾罕市革命委員會為表彰他的功績，贈給他一隻金表，上面刻有“贈工農蘇維埃政權的英勇捍衛者，在與巴斯馬基匪徒戰鬥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包其三同志留念——撒馬爾罕市革命委員會主席團”。由于在中亞的赫赫戰績，包其三被授予“紅旗勳章”。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撒馬爾罕
撒馬爾罕，中亞曆史名城。70多年前，諾沃格魯茨基和杜納耶夫斯基曾到那裡尋訪。為他們提供線索的是包其三在俄國的女兒。在弗拉季高加索時，包其三與俄國姑娘葉甫根妮娅·巴拉耶娃結婚，她是中國營政委博格丹·巴拉耶夫的妹妹。妻子随包其三來到撒馬爾罕，并在那裡安家，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包其三被召回莫斯科時，母女倆留在撒馬爾罕。女兒結婚後，才攜母親遷到高爾基市（現為俄聯邦下諾夫哥羅德）市郊。
在撒馬爾罕，為了辦理撫恤金，巴拉耶娃把手頭有關包其三的所有證件，包括委任狀、通行證、獎狀和調遣令等，都交到撒馬爾罕市社會保障科。兩位作家便是順着這條線索，在社會保障科找到了關于包其三的資料卷宗。由此，這位英雄的很多經曆終于合乎邏輯地串聯在了一起。
有關包其三在撒馬爾罕活動的檔案檔案
離開中亞前，包其三的人生履曆、戰鬥經曆基本上是完整和清晰的。然而，他離開中亞後，有關他的記載戛然而止。此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說法，給這位蘇俄内戰的傳奇英雄增添了神秘色彩。
俄羅斯社會團體“記憶”公布的包其三生平及照片
說法一：在俄國的妻子和女兒，對包其三1923年以後的事一無所知。她們得到的消息是，包其三1924年回到祖國，并在此後的革命戰争中犧牲了。前面提到《紅軍指揮官包其三與他的無畏部隊》一文作者馬科耶夫也說，包其三在（蘇俄）内戰後回到中國，率領中國紅軍的一支部隊，最後犧牲在戰場上——而具體是何時何地，已經無從考證，“也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同志們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包其三回國後的命運”。俄羅斯《北奧賽梯報》稱：“……隻知道科斯佳（包其三）後來在中國度過。”
說法二：2004至2005年間曾有中國媒體報道稱，包其三就是曾任中東鐵路公司監事會少将監事、後于1924年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的楊卓。當時，楊卓的孫子楊剛以史料為據，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家殇—奉俄外交與哈爾濱楊卓事件之謎》的書，認為包其三就是楊卓。據該書記述，奉系軍閥張作霖1927年初以“通俄”罪名突然處決了中東鐵路公司少将監事員、死前一直擔任其蘇聯事務顧問的楊卓。楊卓這位中國東三省著名的“俄國通”被殺，震動很大。當時，官方拒絕對此做出具體解釋，“楊卓事件”遂成曆史懸案。2005年，中國刑警學院教授趙成文以刑事相貌學鑒定兩人的曆史照片，判定楊卓和包其三系同一個人。就在這一年，包其山後代與楊卓後代還取得聯系，并于2008年3月在拉脫維亞首都裡加見面。
包其三和楊卓
說法三：2005年俄羅斯社會團體“記憶”與俄總統檔案館聯合整理、公布了一批解密檔案，即“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員簽署的處決名單”，俄文拼寫的“Пау-Ти-Сан”（包其三）是其中之一。名字後面，隻有簡單的幾行文字：
1887年出生于中國，中國國籍，聯共（布）黨員。基輔聯合指揮官學校翻譯。居住地為莫斯科蘇維埃街9号20室。1925年11月10日被捕。1926年4月19日，被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格别烏）以“反革命恐怖活動罪”判處死刑。1926年4月23日，在尤茲卡娅醫院被槍殺。葬在莫斯科。1991年10月18日，根據俄羅斯聯邦《關于政治鎮壓受害者平反法》予以平反。
莫斯科第二十三臨床醫院正門
為尋訪包其三的人生“終點”，我在初冬的一天下午來到了位于莫斯科市什維瓦雅山丘之上的尤茲卡娅醫院，現在它叫第二十三臨床醫院。從1918年開始，該醫院劃歸“格别烏”所有。那時，這裡不僅給契卡人員治病，還承擔秘密處決犯人的任務。據統計，1921至1926年，這裡共處決、埋葬了九百六十九人。進入庭院，我看到一座1999年豎立的“政治迫害者”紀念石。紀念牌匾上按字母順序刻有一百零三名受害者的姓名，Пау-Ти-Сан——包其三的名字赫然出現在第二列第十八位。
1999年豎立的“政治迫害者”紀念石及牌匾
在整個追訪過程中，我越來越傾向于判斷認為那份所謂“判決書”其實隻是一種障眼法，包其三實際被秘密派回中國執行任務。《北奧賽梯報》就稱：“關于科斯佳（包其三）這方面的材料，或許仍然被标注着‘秘密’而儲存在聯邦檔案館中……很可能受蘇聯情報部門派遣。”不僅如此，如果包其三被蘇聯政府以“反革命恐怖活動罪”判處死刑并在1991年才被“平反”的話，那麼前面兩位《中國戰士同志》和《沿着包其三的足迹》作家兼記者怎能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如此高調宣傳？從此次追尋“蘇聯紅軍的中國軍團之謎”過程中，我領教了蘇俄、蘇聯以及俄羅斯檔案管理工作的嚴謹和檔案材料的豐富，很顯然有蘇聯官方背景的兩人又怎能對包其三被“處決”事實一無所知？！當然，傾向于這一結論，也折射我心中的一種祈願——英雄落幕，理當在戰場。
關于包其三在蘇聯的後人，并未因其所謂“反革命恐怖活動罪”受到牽連。包其三與葉甫根妮娅的女兒喬埃利亞諾爾，一頭黑發，與父親長得酷似。她畢業于醫科大學，嫁給了一名海軍水手、後來的二等艦長伊戈爾·西比裡亞科夫，育有嘉莉娜和艾拉兩個女兒。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們舉家從中亞遷回到伏爾加河畔，再到高爾基市……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俄羅斯人并沒有忘記包其三和他的中國營。在包其三和他的同志們曾經戰鬥過的弗拉季高加索，每年都有不少人前往那座建于1960年4月的紀念碑祭掃；在中國營成立一百周年的2018年，北高加索的《北奧塞梯報》分别在1月和4月以“來自中國的猛虎”“包其三的煙鬥”為題向後人介紹來自中國的國際主義戰士……
文/韓顯陽
素材來源/韓顯陽
責編/林風
編輯/千裡、海哲
插圖/千裡
統籌/南客
來源：破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