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曆史階段被稱作是人類兩大文明軸心之一的時代。自東周紛亂到大秦一統，這長達五百餘年的風雲史中，在刀光劍影，群雄逐鹿的烽煙下，卻孕育出了諸子百家這一影響華夏文明數千載的文化思想。
毫不誇張地講，時至今日乃至以後，我們所遇到的任何一種問題，都可以重新傳回到先秦時期，去百家諸子的學說中尋求解決問題的一些思路。
今天，我們就談談春秋戰國時期所形成的主要思想體系以及為何隻有法家的思想最後脫穎而出，并深受諸侯青睐？
那時候，
在當時百家争鳴的大時代下，最為世人所熟知的便為“九流之家”，即儒、墨、道、法、縱橫、陰陽、名、農、雜，如果再加上兵家、醫家和小說家的話，就是俗語“九流十二家”的由來了。
衆多思想紛紛出現，就形成了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套文化思想體系。而在這一龐大的學論體系中，最熱衷于變法改革的，自然非法家莫屬。
在當時，在禮崩樂壞的時代，想要在亂世中開辟出一方天地，就必須尋找新的治國之法。而在之前，周朝所推行的禮樂制度已然被時代所淘汰。是以，究竟用何種治國理論才能夠指導國家繁榮昌盛，這便成為了法家弟子畢生所追求的目标。就這樣，
法家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也漸漸形成了三股勢力，即以主張嚴刑峻法規範國家的“法學派”、主張以帝王之術統禦群臣的“術學派”和主張以君王把控權勢任命重要官職的“勢學派”。
在這三種不同的學派之間，
也先後出現了諸如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李斯、韓非
等一系列著名的代表人物。其中尤其要屬商鞅和韓非子的名聲最為響亮。畢竟，正是因為有了商鞅變法，才使得弱秦通過改革逐漸變強，以至于最終實力足以吞并六國而一統天下。而韓非子，盡管最後被嫉賢妒能的李斯陷害至死，但卻以一部《韓非子》流芳千古。他的這本書，集法家學論之大成，糅合三派理論，為後世研究法家和後世改革家提供了豐富的曆史資料和參考資訊。至于其他的數位法家代表，盡管有成有敗，但也同樣在華夏文明的長卷上書寫下了輝煌燦爛的一筆。
那麼問題就來了，縱觀法家的發展曆程，在春秋戰國，可以發現，每個諸侯國在變法圖強的時候，都是法家的賢才登上該國的政治舞台的時期。比如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就曾讓楚國短暫變強一時，由吳起訓練的兵種“武卒”，讓秦國也得忌憚三分。
毫不誇張地講，在那樣一個時代下，法家已然成為了變強的代名詞，迅速地從諸子百家中脫穎出來，并受到各諸侯的青睐，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想要探究其中的奧秘，還要從法家始終所堅持的三類思想來入手。
首先第一類思想就是著名的“不法先王，不事禮儀”。
這句話作何解釋呢？根據《韓非子》中的論述，上古追為仁義，中古逐于智謀，當今争于氣力。意思就是說：上古時期人民安居樂業，隻有在這種萬方欣欣的良好氛圍下，才能夠推行儒家所崇尚的仁義的那一套。但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各路諸侯征伐交戰，少有仁義之師的出現，是以古聖先賢的那一套仁義制度也就不再受用了。
所謂“不法先王，不事禮儀”闡述的就是這樣一個道理。在禮樂制度已然不對天下諸侯起到任何限制作用的前提下，再去講仁義禮智的那一套學論，隻會使得國家愈發孱弱，領土日益削減。畢竟，
在那個時候，實力就是正道。
再加上各國君主想要發憤圖強，本就對儒家的那一套不感興趣，自然需要一種更為霸道的學說來實作自己的遠大抱負。這樣一來，法家不法古不循今的理論，自然為這些諸侯開辟了一方新的天地。是以法家的變法改革不僅總是被諸侯國所仰賴，同時也是一種時代進步的表現。
其實，
該理論本質上就是具有很先進的“曆史發展觀”，即根據當時的社會實際提出的更先進的思想主張，做到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第二類思想即“依法治國，富國強兵”
法家之是以被後世冠以一個“法”字，就是因為他們無論如何變法改革，無論是三家中的哪家分支學派，都始終堅持着依法治國這一絕對性的原則。所謂刑不上大夫之類的話，在法家看來，根本就是一紙空談。要知道，當年秦孝公的兒子，太子犯法，不僅太子本人被商鞅貶谪，就連太子太傅也被削了鼻子。更有甚者，在商鞅變法之初，為了震懾萬民，他曾經數萬犯死罪者集中在渭水河岸，一一處決，緻使渭河被徹底染紅，血色經年不散。
是以，
在法家面前，隻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存在避重就輕的情況。
但是，如此一來，難道君主的權威不會受到挑戰嗎？其實不必擔心，
盡管依法治國是法家的根本思想，但維護君權與依法治國這一思想是相輔相成的。
至于如何加強君權統治，三個學派各有其法。是以，
無論施行怎樣的嚴刑峻法，都不會觸及到君主的根本利益。
再者說，
依法治國是為了富國強兵
。正是因為有了商鞅這樣鐵面無私的執法者，才将積貧積弱的秦國一步步扶向了巅峰，試問有了秦國作為前車之鑒，後代君王又有哪個不想實作同樣的目标呢？而能促成這一目标達成的，自然也就隻有法家學論可以做到了。
這第三類思想，就是韓非所總結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從時代的大背景下來考證，
這裡的“聖人”便是君主的代名詞。何為要？要就是帝王權術，就是身為一代君主統禦群臣的根本方法。何為事？事就是指天下之事。
君王深居宮城，不可能将天下大小之事了解的面面俱到。是以，按照韓非的說法，君王隻要掌握好統禦群臣的“要”，就可以指揮群臣去為自己解決天下一切的“事”。
這一點，其實和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有着異曲同工之妙。所謂“無為之治”，其原意當為“以無為勝有為”。因為，隻有當君王完全控制了群臣，群臣為君王盡忠盡力，自然不會再有煩心事傳到君王耳中，進而國泰民安，地方無本可奏。這不就是“無為”了嗎？相比之下，那些整日裡忙碌于朝政之間，還容易遭受權臣控制的君主，其下場又有幾個是好的？
正是因為法家在變法改革的過程中，不僅能實作變革圖強，同時還注重鞏固君權，穩定君主的權威。這才使得諸侯國在選擇變法之時，往往更傾向于借助法家學派的力量，進而讓法家從諸子百家中迅速脫穎而出。
而且，法家最後也幫助秦國統一了天下，可見法家思想及其人物對曆史程序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法家學說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無論變法改革怎樣進行，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維護王權統治。但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得各諸侯極力推崇法家。
總而言之，
法家能從諸子百家中迅速脫穎出來，一個就是正确分析了當時的社會情況并提出相應對策，即符合當時的“國情”，另一個則是迎合了統治者加強統治的需要，還能實作國富兵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