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基礎，以後曆代文化的發展，基本觀念沒有超出這個範疇，是以，戰國文化必須詳細一點，尤其是帶有觀念性的文化。
一、思想
1.百家争鳴。
1】士的變化。
“士”原是貴族的最低階層，有一定數量的“食田”，受過“六藝”的教育，能文能武，戰時可充當下級軍官，平時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到春秋後期，上層貴族已腐朽無能，隻有士還能保持有傳統的六藝知識。到春秋、戰國之際，由于經濟和政治的變革，文化學術相應地發生變革，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士就大為活躍起來。同時各國政府紛紛謀求改革，推行官僚制度，士的需要急增，于是平民中湧現出一批新的“士”，“士”逐漸成為知識分子的通稱。
原來，隻有貴族才有受教育的權利。學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藝：禮、樂、射、禦、書、數。随着經濟和政治的變革，對士的需要增加，教育也發生變化，民間聚徒講學的風氣開始興起。
這時由于學習上需要，傳寫的各種古書比以前增多。又由于絲織業的發展，絹帛生産的增多，當時的書不僅寫在竹簡上，已開始寫到絹帛上。絹帛便于抄寫，也便于儲存和攜帶。《墨子·明鬼下篇》說:“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這時許多大學者都有較多的藏書，例如墨子“南遊使衛，關中(即扃中)載書甚多”。書籍收藏和流傳的增多，有助于當時學者們聚徒講學，開展學術讨論，著書立說。
2】禮賢下士之風。
當時各國政府着手進行政治改革，就迫切需要從各方面選拔人才，來進行改革工作。選拔的對象主要就是士。有作為的國君招徕賢士，為自己效勞；一些大臣常常向國君推薦人才，以謀富國強兵。
齊國從田桓公時起，就在國都臨淄的稷下設定學宮，“設大夫之号”，招待學者。到齊威王齊宜王時，稷下人才濟濟，發展到一千多人，著名的有淳于髡、田骈、接子、環淵、宋钘、慎到、鄒奭等七十多人，稱為“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以尊寵之”。秦朝設立博士官的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3】遊說和養士之風。
學士遊說的風氣也漸漸盛起來。一個很平凡的士，通過遊說，一經國君賞識，便可被提拔為執政的大臣。例如衛鞅本是魏相國公叔痤的家臣，入秦後說動了秦孝公，做到了秦的最高官職大良造。據說，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
到戰國中期以後，各國有權勢的大臣每多養士為食客。齊國孟嘗君田文、趙國平原君趙勝、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楚國春申君黃歇、秦國文信侯呂不韋所養的食客都達三幹人。這些食客，往往為主人出謀劃策，或奔走遊說，或經辦某項事務，也有代替主人著書立說的，例如信陵君《魏公子兵法》，呂不韋《呂氏春秋》。
戰國時代的士，是當時社會上最活躍的一個階層。
4】士地位提高。
春秋以前，“子”原為天子所屬的卿的尊稱，如微子、箕子之類。春秋初期隻有少數諸侯所屬的卿稱“子”，春秋中期以後，諸侯的卿就普遍稱“子”，大夫雖也已相稱為“子”，到春秋、戰國之際，由于士的社會地位的提高，著書立說和聚徒講學之風興起，“子”便成為著名學者和老師的尊稱。
5】百家争鳴。
在戰國時代的社會大變革中，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提出了不同的建國方略及其哲學理論，開創了“百家争鳴”的學術思潮。
各派各家之間，互相批判、辯論，而又互相影響；同一學派在發展過程中，也往往發生分化。西漢初期的司馬談，曾把所謂“諸子百家”總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漢末年的劉歆總括為十家，即儒、墨、道、名、法、陰陽、農、縱橫、雜及小說家。十家中除了屬于文學範圍内的小說家以外，後人稱為“九流”。在這九流中，除了講合縱連橫的縱橫家、綜合各家學說的雜家、講“君民并耕”和農業技術的農家，在學術思想上重要的隻有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家。
《漢書·藝文志》認為九流十家出于不同的王官(王朝的官府)，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廟之守，道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禮官，縱橫家出于行人之官，農家出于農稷之官，陰陽家出于羲和之官，小說家出于稗官，雜家出于議官。這一溯源的主張，确是有一定的依據的。因為孔子以前，沒有私家聚徒講學的設施，各種傳統的學術文化都由主管的有關官府所掌握。從春秋末年到戰國時代，九流十家突然興起，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理想和改革規劃，他們學術思想的淵源，必然來自不同的有關的王官。
2.儒家。
1】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孔子的先世是殷商的王族。周滅商，殷人受封到宋，後在内部變亂中又轉為公卿之家。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時，因宋國内亂，避居魯國。從此失去卿位，從貴族下降為士。孔子生于魯國的陬邑(今山東曲阜)。
孔子的父親叔梁纥做過陬邑的長官，在孔子出生後不久便去世。孔子幼時家境已經降到一般平民的境地。孔子自稱“吾少也賤”，他做過管倉庫的“委吏”和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低下的小吏。他又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二十而立。”30歲以後，他自覺所學有成，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思想，于是開始招收門徒，開創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所私學。魯國内亂，孔子離魯去齊，一年後返魯。孔子50歲，在魯任中都宰，一年之内，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當時，魯國三家專權，孔子提出“堕三都”以裁抑三家勢力，未能成，于是在定公十三年離魯去齊。以後他周遊列國，先後到過衛、曹、宋、陳、蔡等國，但都不見用。孔子離開魯國14年後，他67歲時傳回魯國。以後主要從事教育，直到去世。
孔子生活在魯國，魯國是周公旦的封國，很多方面使用周天子的禮儀，在禮壞樂崩的東周，還儲存有周禮，當時“周禮盡在魯”之說。在此環境下，孔子學周禮，并以周禮為理想制度。
齊景公問政于他，他回答說最重要的是要“正名”，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照周禮的要求恢複君臣父子的秩序。
孔子也主張對禮制作适當的改良。他認為，夏、商、周三代，殷商繼承夏代的禮但有所損益；周繼承了殷商的禮，也有所損益。他看到了在繼承中需要有所損益，在一些非根本性的改變上，采取“從衆”的态度。
孔子特别提出“為政以德”的主張，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他強調以道德為禮制的基礎，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基礎。
孔子的道德思想就是仁。仁是古已有之的道德觀念，孔子繼承前人的思想，加以發揮，建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思想體系。仁的根本要求，是“克己複禮”，就是要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禮的規定，“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言行是否合于禮的要求，是仁與不仁的根本标準。具體些說，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孝悌。“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孔子又提出，仁就是要“夫妻”。孔子提出一個原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孔子以他的主張遊說諸侯，沒有得到成功，就以主要精力從事教育。他重視教育，把教育當作為政的一個重要方面。他通過自己的教育活動培養一批子弟到各國執政，以貫徹他的政治主張，這本身就是他為政的一種途徑和方法。
孔子的教育“有教無類”，不分貧富貴賤，不問地域遠近。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他搜集古代文獻，整理了《詩》、《書》、《樂》，删修了魯國史官記載的史書《春秋》，用以教弟子，晚年又喜《易》。《易》、《詩》、《書》、《禮》、《樂》、《春秋》，即孔子教學的内容，當時稱六藝，後稱六經。
孔子在教育上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不憤不啟，不徘不發”的啟發式教學思想，因材施教的方法，學思結合的思想等等。孔子培養教育了衆多的弟子，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中不少都出仕為官，另一部分則從事教育，傳播孔子思想，在社會上發生很大影響，形成了中國第一個民間學派—儒家學派，一時成為顯學。
孔子死後，“儒分為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韓非的這個記述，未必就是儒學在孔子死後發展狀況的準确反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孔子的弟子們在傳播孔子思想時，由于各人所處的條件不同和對孔子思想的接受、了解程度不同，所傳授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因而儒學也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并且得到了發展。
2】《論語》。
《論語》是孔子的學生、再傳弟子編輯的一部孔子言論集。大約是曾參的弟子編輯的，因為書中稱“曾子”，有關曾子的言論遠多于孔子的其他弟子。曾子的名言是“五日三省吾身”。《論語》是中國人的聖經，影響特别巨大。
3】《孝經》。
據說是曾子所作，因為曾子特别講究孝道。在儒家思想裡，孝悌是人倫的根本，也是儒家文明的特點。
4】《禮記》。
孔子以《儀禮》作為教材，經常和學生讨論禮，學生掌握了很多儀禮背後的意義。孔子死後，弟子們把這些材料整合起來，就成了後來的《禮記》。《禮記》裡面曾子的材料比較多，可能是曾子的門人編訂的。《儀禮》《周禮》《禮記》三禮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南宋朱熹研究《禮記》，覺得《大學》《中庸》兩篇最重要，抽出來單獨成書，和《論語》《孟子》合在一起注釋，叫做《四書》，影響巨大。其中最重要的名言有——
《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檀弓》：苛政猛於虎。
《鄉飲酒義》：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
《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鳏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域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着其義，以考其信，着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坊記》：君子……
5】《春秋》三傳。
《春秋》是孔子依據魯國史記删定而成的曆史教材。據說是微言大義，筆則筆削則削。因為過于簡省，是以，儒家後學很多人作傳進行解釋，最有名的是三家。
《左氏春秋傳》：左丘明作傳，叙事詳贍，年限多于《春秋》，人物言行飽滿，非常生動傳神，後世隻有司馬遷可與相提并論，但有些寫鬼神近巫。
《春秋榖梁傳》：谷梁赤作傳，解釋孔子《春秋》的微言大義。
《春秋公羊傳》：公羊高作傳，也是解釋微言大義。
《春秋》三傳都列于儒家的十三經，影響很大。
6】孟子。
孟子名轲，鄒人，曾在齊威王時到過齊國，宋王偃稱王的時候，遊曆宋國和滕國，在魏惠王晚年到魏國，先後會見魏惠王、魏襄王，接着又做齊宣王的卿。在齊宜王伐燕之後，離開齊國，退居鄒，因而與弟子萬章、公孫醜等作《孟子》七篇。其生卒年代約當公元前385年到前305年。
孟子是戰國中期著名的儒家，孔子的孫子子思的再傳弟子。他十分推崇孔子，認為“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他以孔子的繼承人自任，認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從堯舜到商湯，從商湯到周文王，都是經過五百年，從周文王到孔子有五百多年，到他那時又有一百多年，是以“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王道。孟子鼓吹效法先王，是為了實行仁政和王道，反對當時某些國君的虐政和霸道。他竭力鼓吹效法堯舜，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還主張效法周文王，說“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于天下矣。”他把政治體制，分别為“霸道”和“王道”兩種，“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所說的“王道”是他的政治理想，主張“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主張“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性善論。孟子學說的主要出發點是性善論，他認為人的性情本來是善的，“側隐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本來人人都有的。那末，為什麼人有不善的呢?孟子的答複是:由于外界事物的影響，沒有對原來的善性加以培養。為了避免外界事物的引誘，首先要從“不動心”做起，要“養浩然之氣”，這樣便可擴充人們的善性。
仁政。他在《梁惠王》裡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網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斑）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是儒家主要經典，影響非常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是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雠。”這些思想是朱元璋等專制君主非常痛恨的，具有民主性精華。
7】荀子。
荀子名況，趙國人。十五歲到齊國臨淄的稷下遊學，齊湣王滅宋後，南遊楚國，齊襄王時又回到稷下，成為稷下最年長的老師。曾入秦見秦昭王和範雎，很稱許秦國朝野的奉公守法。又曾到趙國和臨武君在趙孝成王前議論兵法，後來又到楚國做蘭陵(今山東蒼山蘭陵鎮)縣令。後家居著書。
人定勝天。荀子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變化的，變化是有規律的，可以利用規律為人類服務。荀子對自然界有比較正确的了解，他進一步認為人類社會的貧、病、禍、兇不是出于什麼天意，而是由人自己來決定的。
性惡論。他認為人類生來就有感官上的要求，餓了要吃飽，冷了要穿衣，勞苦了要休息，耳目愛好聲色，人情有所嫉惡。如果順其自然發展，必然要發生争奪、殘賊、淫亂等罪惡行為。是以，荀子認為人們必須有賢師和法律來糾正錯誤，必須用禮義來加以教導，使人們惡”能夠化為善。
禮治。荀子認為人類能戰勝自然，其原因在于能合群。人是以能合群，其原因在于能“分”。“分”既是指生産的分工、生産品的配置設定，也是指人們的等級劃分。荀子認為人性本來是惡的，人類生來就有欲望，有欲望不能不有所追求，如果大家片面追求而沒有“度”，就不能不發生争鬥，發生争鬥就要亂。是以要“制禮義”，使人們各安于自己的等級身分而“各得其宜”。荀子的政治思想是以禮義為主體而又兼重法的。
統一。荀子認為運用“禮義”才能達到統一天下的目的。要選擇“王者之人”來執行“王者之法”，選擇好一個能夠執行“王者之法”的相國。荀子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是以他主張采用“節用裕民”、減輕賦稅等措施來緩和階級沖突，采用“以德服人”的“仁義”和“王道”來争取人民歸向，進而完成統一。
荀子是春秋戰國集大成的思想家，容納了不少其它學派的思想，展現了思想統一的趨勢。可惜，一直沒有被正統儒家認識到，他的著作《荀子》隻被歸入諸子的範疇。
2.道家。
1】老子。
老子這個人的年代，司馬遷寫《史記》時已不清楚。他一會兒認為姓李名耳，就是孔子曾經向他問禮的老耽，一會兒又認為可能就是周烈王時見過秦獻公的周太史儋，一會兒又說老子的兒子名宗，曾做魏将，封于段幹。《老子》一書是用韻文寫成的哲理詩，是道家的主要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經》，分《道經》和《德經》兩篇。根據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來看，《德經》是上篇，《道經》是下篇。
《老子》
老子把世界上事物發展變化的自然規律，稱之為“天之道”或“道”。他認為事物之間普遍存在對立的沖突，在五幹言中，到處可以看到他列舉的各式各樣沖突的對立面。同時他又認識到，各種事物在沖突中經常向它的反面運動變化，這是變化的自然規律。
老子所講的鬥争政策，可貴的是，重視主觀努力的作用，首先要防止産生轉向失敗和傷亡的條件。老子把盛極必衰看作“天之道”，是以十分重視防止由盛而衰的轉化條件。他主張助長敵人的驕氣，進而加速敵人由盛而衰的轉化。
老子反對當時大國兼并土地和征服小國的行動。主張“無為”，他認為“無為”才能争取天下的歸向，用“為之”、“執之”的辦法是得不到天下的。
老子把他所認識的事物沖突的發展法則，叫做“道”，認為“道”是無為自然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天法道，道法自然”。他進一步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老子反對“法治”，認為“法令滋彭”反而造成“盜賊多有”，反對“有為”而治，認為“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反對多征地稅，認為“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反對墨家和法家的“尚賢”，說:“不尚賢，使民不争”，反對戰争，認為“兵者不祥之器”，也反對儒家主張的“禮治”，認為“禮”已成大亂的禍首。
老子提出了“無為而治”和“小國寡民”的理想。他要“常使民無知無欲”。具體地說，就是要“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他認為“無為”可以使“民自化”，“好靜”可以使“民自正”，“無事”可以使“民自富”，“無欲”可以使“民自樸”。為了達到“無為而治”，他企圖回複到“小國寡民”的遠古時代去，有了器械不用，有了舟車不乘，有了甲兵不打仗，廢除文字，仍舊用結繩來記事，國和國之間能夠望得到，雞鳴犬吠可以互相聽見，人們直到老死不相往來。
2】道家流派。
楊朱“為我”。楊朱又稱陽子居或陽生，魏國人，大概生在墨子之後、孟子之前。他主要的學說是“為我”，和墨子的主張“兼愛”正好相反，同樣曾為孟子所批評。據孟子說，楊朱主張“為我”，連“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幹的。其實楊朱主張既不能“損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
列子“貴虛”。列子名禦寇，戰國前期的著名道家，生于楊朱之後，莊子之前。鄭國人。他繼承和發展了楊朱學說，又成為莊子所推崇的前輩，又是道家中首先推崇“黃帝之治”的大師。列子不但在理論上闡明了他的道家學說，而且實踐了他的道家的修養。《列子》：列子自稱從師友學習修養，九年之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3】莊子。
莊子，名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 人。在家鄉做過管理漆園的小吏，曾與魏相惠施交遊，拒絕楚威王的聘諸，過着隐居生活。生活年代可能略晚于孟子。現存《莊子》三十三篇，一般認為内篇七篇系莊周所著，外、雜篇可能有其門徒或後人的作品。
莊子認為作為宇宙萬物根源的“道”是一種陰陽之氣，世界上原來沒有什麼事物，後來由“道”派生出天地，生出帝王，生出一切事物，生出真僞和是非。“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在莊子看來，決定是非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存在一個客觀的、共同的标準。
莊子為了逃避現實，主張追求個人精神自由。認為一般人的精神不自由是由于“有己”，必須做到“無己”、“無名”、“無功”。應該安于命運的安排，就不會苦惱。對于得失，要安于無所得，也就不會感到有所失了。“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氣”進而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
他最有名的話是：“吾生也有涯，而學也無涯，以有涯随無涯，殆矣！”
莊子的人生态度和文章，影響了中國幾乎所有的讀書人。
4】黃老學派。
黃老學派産生于戰國中期，流行于齊、韓、趙等國。它假托黃帝的名義，吸取《老子》哲學中“虛靜”、物極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個重要思想流派。戰國中期的法家申不害和戰國後期的法家韓非，都曾接受黃老學派的思想并加以發揮。這個學派的政治主張，曾被漢初統治者采用。漢初曹參為齊相時，曾請著名的黃老學者蓋公當他的“師”，推行“清淨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後來曹參繼蕭何為盡相，就把這個政策向全國推廣。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寫在《老子》乙卷前面的《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四種黃帝書，是戰國中期黃老學派的代表作。
《經法》一書的政治目标，要求達到國家的“安”、“強”、“霸”、“王”。“王”是它的最高政治目标，就是要建成統一的王朝。它主張用“德”來獎勵人民，争取“盡民之力”，同時要求“節民力以使”，“節賦斂，毋奪民時”。它還主張選練軍隊，争取“勝強敵”。同時要求注意到戰争的正義與否，重視對待敵國人民的政策，讨伐對象必須“當罪當亡”，反對滅亡人家的國家而“利其資财，妻其子女”。它更強調法治，主張“精公無私而賞罰信”，反對“妄殺殺賢”，“殺無罪”。
《經法》把君臣關系差別為六種“順”和“逆”的類型，這是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體制的形象化。它還主張用稽核“形名”的辦法來識别和清除壞人，就是用法令所規定的“名”考核臣下的“形”，用來判斷臣下的順逆，處以生殺賞罰，進而加強中央集權。
3.法家。
1】《商君書》。
這是商鞅學派的理論著作。進步的曆史觀，加強法治，獎勵耕戰，統一國家。
2】韓非。
韓非是南韓的貴族，他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學生，講究法家之學。曾多次上書勸谏韓王安，沒有被采納。“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秦始皇讀到他所著《孤憤》、《五蠹》等篇，極為贊賞。公元前二三四年，他為韓出使秦，上書秦始皇勸先伐趙而緩伐韓，遭到李斯和姚賈的讒害，于次年被迫服毒自殺。他的政治學說，基本上被秦始皇和李斯所采用。
法、術、勢。韓非把秦國和東方六國的統治經驗作了比較，認為秦由于“法明”、“罰必”，使得“忠臣勸”、“邪臣止”，因而“地廣主尊”，而東方六國與此相反，由于“群臣朋黨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秦之是以還沒有能夠完成統一的帝業，是由于“治未畢也”。
韓非進一步把當時法家的“法”、“術”、“勢”三派的得失作了比較，認為必須綜合采用三派的長處才能勝利完成統一的帝王之業。任法的一派以衛鞅為代表，着重講究法律條文的制定和賞罰的執行。用術一派以申不害為代表，着重講究對官吏的選拔任用、監督考核、獎賞處罰以及駕馭的方法手段。重勢一派以慎到為代表，着重講究保持和運用國君的權勢地位。
統一。韓非為求實作統一全國的事業，根據他兼用“法”、“術”、“勢”的理論，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家政策，主要有下列三點:
(一)加強君主集權，剪除私門勢力，選拔“法術之士”。韓非主張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禁止私學。韓非認為當時士的“私學”和統治者是“二心”的。他把學者(指儒家)、言談者(策士說客)、帶劍者(遊俠刺客)、患禦者(逃避耕戰而依附重臣的人)、商工之民并稱為“五蠹”。
(三)厲行賞罰，獎勵耕戰，謀求國家富強。
以上三點，正是後來秦始皇在建立統一國家的過程中努力加以實行的。
規律。韓非通過對《老子》的解釋，闡明了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他認為“道”和“理”是有差別的:“道”是萬物發生發展的根源，同時又是自然界根本的總規律，而“理”是用來差別事物性質的特殊規律。按照規律辦事，事半功倍。
韓非提倡極端專制主義。他認為人與人的關系，建立在互相的利害關系上。官僚出于國君雇用，等于商業買賣關系，是以治理國家不能靠愛憐，也不能靠講究仁、義、智、能。韓非主張國君不必是聖賢，他認為堯、舜和桀、纣都是千載難逢的，一般的國君都上不及堯舜，下不為桀纣。如果放棄法、術而用心來治理，堯也不能治一國。而一個中等的君主守着法、術來治理，如同一個拙匠守着規矩尺寸來做工，是萬無一失的。
韓非完全站在最高統治者的立場來分析問題，是愚民政策的提倡者。
4.墨家。
1】墨子。
墨子名翟，宋國人，或說魯國人，生當春秋、戰國間。據孫治讓考證，生卒約在公元前四六八年到公元前三七六年間。他曾自稱為“賤人”，足見他的出身是貧賤的。他生活很儉樸，所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孔子“食不厭精，脍不厭細”的态度不同。他為了實行他的主張，曾到處奔走。有一次，為了要止楚攻宋，他從齊國出發，步行了十日十夜趕到楚都。但是他已上升為“士”，自稱“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
墨子的學生，生活情況也和墨子本人差不多，他們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腳上着的是麻或木做的鞋，生活和當時一般的手工業勞工、農民差不多。
2】墨家。
信奉墨子學說的人稱為墨者，他們是一個有組織的集團。其最高領袖稱為钜子子。钜子的職位是由前任的钜子傳給他所認可的賢者的。他們有嚴密的紀律，所有的墨者都得服從钜子的指揮。他們也有一定的法，“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他們還善于防禦戰，當墨子止楚攻宋時，禽滑釐曾帶了三百人，帶了防禦武器，守在宋國的城上。他們也非常勇敢，據說墨者都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3】《墨子》。
墨子的主張，拿到今天也不過時。
第一，兼愛。有力的要用力助人，有财的要用财分人，有道的要用道教人，這樣就可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
第二，尚賢。選拔有才能德行的人來管理國家。主張“不别貧富、貴賤、遠迩、親疏”，“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
第三，尚同。統一思想，統一規矩。“上之所是，必皆是之”。
第四，非攻。反對戰争。
第五，節約。反對儒家的樂，厚葬久喪，勞民傷财。
5.陰陽家。
1】五行學說。
戰國時期代表人物鄒衍(約前305一前240年)，他“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構造了一個包括天文、地理、曆史的龐大體系，但材料多已散失，儲存下來的主要是其曆史學說。他用土、木、金、火、水五德的相勝關系來解釋王朝的更替。從土德開始，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又勝水，如此依次更疊，循環無窮；每一王朝代表一德，一個王朝衰落，就被代表另一德的新王朝取代。每一德又有相應的顔色：土尚黃，木尚青，金尚白，火尚赤，水尚黑。這種理論一方面是肯定了改朝換代是不可抗拒的規律，為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提供了理論根據；另一方面又認為改朝換代隻是由于崇尚的顔色不同而在具體措施上有所不同，而且是按周期循環往複，沒有前進；同時把這些變化都歸于天，是一種神秘的曆史循環論。
鄒衍認為儒者所說的“中國”，不過是天下的八十分之一。中國，他名為“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就是《禹貢》中所說的九州。相當于赤縣神州大小的州，還有八個，就是大九州。每一大州的四周，有海環繞。大九州的四周有瀛海環繞。再往外就是天地的邊際。
2】陰陽學說。
在自然，天為陽，地為陰。在人類，男為陽，女為陰。在性情，剛為陽，柔為陰。後來抽象化了，把陰陽看作是推動宇宙生成變化的兩種基本元氣，因而便支配着一切的事物，也就神秘化了。陰陽之說起源甚早。《周易》是以陰陽解說社會現象的專書，不是一時一人之作，最後成書或在戰國中期以後。
3】陰陽五行學說。
把兩種學說結合起來探究規律的是《黃帝内經》。
6.名家。
戰國中期興起了名辯思潮，一批思想家圍繞名實問題展開了辯論，被稱為辨者、名家。其讨論的主要問題，即所謂“‘堅白’‘同異’之辯”，其主要代表是惠施與公孫龍。
相當于現在的邏輯學問題。
7.農家。
戰國耕戰，對農業特别重視，有關農學的基本理論，屬于科學的範疇。但是，農家要闡述的是，農業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命脈。
8.雜家。
以呂不韋主持編撰的《呂氏春秋》為主要代表。
1】呂不韋。
呂不韋原是富商，因曾幫助在趙國為質的子楚立為嫡嗣，在子楚為莊襄王後受封為文信侯，任丞相。莊襄王死，秦王政(秦始皇)尊呂不韋為仲父，任相國，掌理秦國國政。秦始皇親政後第二年，即秦始皇十年，免去其相國職，随後又命他徙居蜀地。呂見失去信任，恐秦王加害于他，于是飲鸩自盡。
在他執政的後期，秦始皇親政之前，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于秦始皇六年撰成《呂氏春秋》。書成之後，将書“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2】《呂氏春秋》。
主張政令和文化的統一，反映了它集各家之長以成統一思想體系的指導思想。從内容上看，《呂氏春秋》對先秦文化經過嚴格的篩選而後有所擇收，它吸收的大都是先秦文化中生命力較強的優秀文化遺産。
《呂氏春秋》曆來被視作雜家，它的思想不為人們所接受；它融合各家的嘗試沒有成功，但它昭示了文化學術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曆史趨勢。
9.縱橫家。
《戰國策》是縱橫家實踐的結晶，但沒有提煉成理論。
代表人物有蘇秦和張儀，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動人主，立取富貴。
10.小說家。
通過講故事來說明道理。屬于文學的範疇。
11.兵家。
古代學者不把兵家列入諸子百家。但是，近現代學者編《諸子內建》的時候，把《孫子兵法》列入進去了。
1】孫武。
孫武，春秋末年人，齊國田氏的後裔，來到吳國後，幫助吳國改革圖強，得到吳王阖闾的重用。當時吳國“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著有《孫子兵法》十三篇。
2】《孫子兵法》。
孫武總結了春秋末年及其以前的戰争經驗，創立了适應時代需要的軍事理論。主要有下列五點:
(一)把“令民與上同意”的“道”作為決定戰争勝敗的首要因素。要使群眾與君上的意願一緻，能夠為君上出生入死。
(二)把“知彼知己”看作正确指導戰争的先決條件。
(三)在作戰指導上強調“緻人而不緻于人”，就是要依靠主觀努力取得戰争的主動權，善于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
(四)在作戰指導上還主張“我專而敵分”，就是要集中優勢兵力，打擊分散的敵人。
(五)在作戰指導上更主張“因敵而制勝”，就是依據敵情變化而采取靈活戰法以争取勝利。
戰國時代的軍事家，經常運用《孫子兵法》的理論來指揮作戰。但是，他的精髓是“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更加重視戰略戰術的作用。
3】孫膑。
以前，都認為司馬遷搞錯了，搞出兩個孫子，因為孫膑的兵法失傳了。後來，從臨沂銀雀山漢墓中發現了《孫殡兵法》竹簡，共三十篇，一萬一千多字，有殘缺。
孫膑，戰國中期齊國人，孫武的後裔，曾與龐涓一起學習兵法。後來龐涓在魏國當了将軍，自以為才能不及孫膑，将他騙到魏國，借故處以膑刑(去膝蓋骨)，并加以軟禁。孫膑後來在齊國使臣幫助下秘密回到齊國，由于齊将田忌的推薦，被齊威王任為軍師。他協助田忌打過幾次勝仗，其中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最為著名。
孫膑進一步總結了戰國中期以前的戰争經驗，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作戰指導思想和原則。主要有下列五點:
(一)發展了孫武所說的“道”，把“道”看作戰争的客觀規律。他說:“恒勝有五:得主專制(将帥有指揮全權)，勝；知道，勝；得衆(得到群衆擁護)，勝；左右和(将帥同心協力)，勝；量敵計險(正确判斷敵情、估量地形險易)，勝。”
(二)發展了孫武“我專而敵分”的理論，提出了以寡勝衆、 以弱勝強的戰法。采用種種方法 使敵人驕傲、疲勞、迷惑、力量分散，然後“我并卒而擊之”，就是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三)發展了孫武“任勢”的理論，強調創造有利的作戰态勢。
(四)主張“必攻不守”的戰略。
(五)重視城邑的進取和陣法的運用。
軍事理論的進步，為大規模戰争的決勝提供了理論指導，加速了統一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