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以后历代文化的发展，基本观念没有超出这个范畴，所以，战国文化必须详细一点，尤其是带有观念性的文化。
一、思想
1.百家争鸣。
1】士的变化。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到春秋后期，上层贵族已腐朽无能，只有士还能保持有传统的六艺知识。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文化学术相应地发生变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士就大为活跃起来。同时各国政府纷纷谋求改革，推行官僚制度，士的需要急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
原来，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对士的需要增加，教育也发生变化，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开始兴起。
这时由于学习上需要，传写的各种古书比以前增多。又由于丝织业的发展，绢帛生产的增多，当时的书不仅写在竹简上，已开始写到绢帛上。绢帛便于抄写，也便于保存和携带。《墨子·明鬼下篇》说:“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这时许多大学者都有较多的藏书，例如墨子“南游使卫，关中(即扃中)载书甚多”。书籍收藏和流传的增多，有助于当时学者们聚徒讲学，开展学术讨论，著书立说。
2】礼贤下士之风。
当时各国政府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就迫切需要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来进行改革工作。选拔的对象主要就是士。有作为的国君招徕贤士，为自己效劳；一些大臣常常向国君推荐人才，以谋富国强兵。
齐国从田桓公时起，就在国都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设大夫之号”，招待学者。到齐威王齐宜王时，稷下人才济济，发展到一千多人，著名的有淳于髡、田骈、接子、环渊、宋钘、慎到、邹奭等七十多人，称为“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秦朝设立博士官的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3】游说和养士之风。
学士游说的风气也渐渐盛起来。一个很平凡的士，通过游说，一经国君赏识，便可被提拔为执政的大臣。例如卫鞅本是魏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入秦后说动了秦孝公，做到了秦的最高官职大良造。据说，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
到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有权势的大臣每多养士为食客。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秦国文信侯吕不韦所养的食客都达三干人。这些食客，往往为主人出谋划策，或奔走游说，或经办某项事务，也有代替主人著书立说的，例如信陵君《魏公子兵法》，吕不韦《吕氏春秋》。
战国时代的士，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4】士地位提高。
春秋以前，“子”原为天子所属的卿的尊称，如微子、箕子之类。春秋初期只有少数诸侯所属的卿称“子”，春秋中期以后，诸侯的卿就普遍称“子”，大夫虽也已相称为“子”，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士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著书立说和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子”便成为著名学者和老师的尊称。
5】百家争鸣。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及其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
各派各家之间，相互批判、辩论，而又相互影响；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发生分化。西汉初期的司马谈，曾把所谓“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总括为十家，即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家。十家中除了属于文学范围内的小说家以外，后人称为“九流”。在这九流中，除了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综合各家学说的杂家、讲“君民并耕”和农业技术的农家，在学术思想上重要的只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
《汉书·艺文志》认为九流十家出于不同的王官(王朝的官府)，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道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杂家出于议官。这一溯源的主张，确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因为孔子以前，没有私家聚徒讲学的设施，各种传统的学术文化都由主管的有关官府所掌握。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九流十家突然兴起，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想和改革规划，他们学术思想的渊源，必然来自不同的有关的王官。
2.儒家。
1】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孔子的先世是殷商的王族。周灭商，殷人受封到宋，后在内部变乱中又转为公卿之家。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时，因宋国内乱，避居鲁国。从此失去卿位，从贵族下降为士。孔子生于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陬邑的长官，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去世。孔子幼时家境已经降到一般平民的境地。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他做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低下的小吏。他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而立。”30岁以后，他自觉所学有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于是开始招收门徒，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鲁国内乱，孔子离鲁去齐，一年后返鲁。孔子50岁，在鲁任中都宰，一年之内，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当时，鲁国三家专权，孔子提出“堕三都”以裁抑三家势力，未能成，于是在定公十三年离鲁去齐。以后他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陈、蔡等国，但都不见用。孔子离开鲁国14年后，他67岁时返回鲁国。以后主要从事教育，直到去世。
孔子生活在鲁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很多方面使用周天子的礼仪，在礼坏乐崩的东周，还保存有周礼，当时“周礼尽在鲁”之说。在此环境下，孔子学周礼，并以周礼为理想制度。
齐景公问政于他，他回答说最重要的是要“正名”，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照周礼的要求恢复君臣父子的秩序。
孔子也主张对礼制作适当的改良。他认为，夏、商、周三代，殷商继承夏代的礼但有所损益；周继承了殷商的礼，也有所损益。他看到了在继承中需要有所损益，在一些非根本性的改变上，采取“从众”的态度。
孔子特别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强调以道德为礼制的基础，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
孔子的道德思想就是仁。仁是古已有之的道德观念，孔子继承前人的思想，加以发挥，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仁的根本要求，是“克己复礼”，就是要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礼的规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言行是否合于礼的要求，是仁与不仁的根本标准。具体些说，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孝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孔子又提出，仁就是要“爱人”。孔子提出一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以他的主张游说诸侯，没有得到成功，就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他重视教育，把教育当作为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他通过自己的教育活动培养一批子弟到各国执政，以贯彻他的政治主张，这本身就是他为政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孔子的教育“有教无类”，不分贫富贵贱，不问地域远近。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他搜集古代文献，整理了《诗》、《书》、《乐》，删修了鲁国史官记载的史书《春秋》，用以教弟子，晚年又喜《易》。《易》、《诗》、《书》、《礼》、《乐》、《春秋》，即孔子教学的内容，当时称六艺，后称六经。
孔子在教育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不愤不启，不徘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思想，因材施教的方法，学思结合的思想等等。孔子培养教育了众多的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不少都出仕为官，另一部分则从事教育，传播孔子思想，在社会上发生很大影响，形成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学派—儒家学派，一时成为显学。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的这个记述，未必就是儒学在孔子死后发展状况的准确反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孔子的弟子们在传播孔子思想时，由于各人所处的条件不同和对孔子思想的接受、理解程度不同，所传授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因而儒学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并且得到了发展。
2】《论语》。
《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再传弟子编辑的一部孔子言论集。大约是曾参的弟子编辑的，因为书中称“曾子”，有关曾子的言论远多于孔子的其他弟子。曾子的名言是“五日三省吾身”。《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影响特别巨大。
3】《孝经》。
据说是曾子所作，因为曾子特别讲究孝道。在儒家思想里，孝悌是人伦的根本，也是儒家文明的特点。
4】《礼记》。
孔子以《仪礼》作为教材，经常和学生讨论礼，学生掌握了很多仪礼背后的意义。孔子死后，弟子们把这些材料整合起来，就成了后来的《礼记》。《礼记》里面曾子的材料比较多，可能是曾子的门人编订的。《仪礼》《周礼》《礼记》三礼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南宋朱熹研究《礼记》，觉得《大学》《中庸》两篇最重要，抽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注释，叫做《四书》，影响巨大。其中最重要的名言有——
《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檀弓》：苛政猛於虎。
《乡饮酒义》：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
《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坊记》：君子……
5】《春秋》三传。
《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史记删定而成的历史教材。据说是微言大义，笔则笔削则削。因为过于简省，所以，儒家后学很多人作传进行解释，最有名的是三家。
《左氏春秋传》：左丘明作传，叙事详赡，年限多于《春秋》，人物言行饱满，非常生动传神，后世只有司马迁可与相提并论，但有些写鬼神近巫。
《春秋榖梁传》：谷梁赤作传，解释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
《春秋公羊传》：公羊高作传，也是解释微言大义。
《春秋》三传都列于儒家的十三经，影响很大。
6】孟子。
孟子名轲，邹人，曾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宋王偃称王的时候，游历宋国和滕国，在魏惠王晚年到魏国，先后会见魏惠王、魏襄王，接着又做齐宣王的卿。在齐宜王伐燕之后，离开齐国，退居邹，因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作《孟子》七篇。其生卒年代约当公元前385年到前305年。
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儒家，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他十分推崇孔子，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任，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尧舜到商汤，从商汤到周文王，都是经过五百年，从周文王到孔子有五百多年，到他那时又有一百多年，因此“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王道。孟子鼓吹效法先王，是为了实行仁政和王道，反对当时某些国君的虐政和霸道。他竭力鼓吹效法尧舜，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还主张效法周文王，说“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他把政治体制，分别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所说的“王道”是他的政治理想，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性善论。孟子学说的主要出发点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的性情本来是善的，“侧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本来人人都有的。那末，为什么人有不善的呢?孟子的答复是:由于外界事物的影响，没有对原来的善性加以培养。为了避免外界事物的引诱，首先要从“不动心”做起，要“养浩然之气”，这样便可扩充人们的善性。
仁政。他在《梁惠王》里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网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是儒家主要经典，影响非常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些思想是朱元璋等专制君主非常痛恨的，具有民主性精华。
7】荀子。
荀子名况，赵国人。十五岁到齐国临淄的稷下游学，齐湣王灭宋后，南游楚国，齐襄王时又回到稷下，成为稷下最年长的老师。曾入秦见秦昭王和范雎，很称许秦国朝野的奉公守法。又曾到赵国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论兵法，后来又到楚国做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县令。后家居著书。
人定胜天。荀子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利用规律为人类服务。荀子对自然界有比较正确的理解，他进一步认为人类社会的贫、病、祸、凶不是出于什么天意，而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
性恶论。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感官上的要求，饿了要吃饱，冷了要穿衣，劳苦了要休息，耳目爱好声色，人情有所嫉恶。如果顺其自然发展，必然要发生争夺、残贼、淫乱等罪恶行为。因此，荀子认为人们必须有贤师和法律来纠正错误，必须用礼义来加以教导，使人们恶”能够化为善。
礼治。荀子认为人类能战胜自然，其原因在于能合群。人所以能合群，其原因在于能“分”。“分”既是指生产的分工、生产品的分配，也是指人们的等级划分。荀子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人类生来就有欲望，有欲望不能不有所追求，如果大家片面追求而没有“度”，就不能不发生争斗，发生争斗就要乱。所以要“制礼义”，使人们各安于自己的等级身分而“各得其宜”。荀子的政治思想是以礼义为主体而又兼重法的。
统一。荀子认为运用“礼义”才能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要选择“王者之人”来执行“王者之法”，选择好一个能够执行“王者之法”的相国。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此他主张采用“节用裕民”、减轻赋税等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采用“以德服人”的“仁义”和“王道”来争取人民归向，从而完成统一。
荀子是春秋战国集大成的思想家，容纳了不少其它学派的思想，体现了思想统一的趋势。可惜，一直没有被正统儒家认识到，他的著作《荀子》只被归入诸子的范畴。
2.道家。
1】老子。
老子这个人的年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已不清楚。他一会儿认为姓李名耳，就是孔子曾经向他问礼的老耽，一会儿又认为可能就是周烈王时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一会儿又说老子的儿子名宗，曾做魏将，封于段干。《老子》一书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是道家的主要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分《道经》和《德经》两篇。根据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来看，《德经》是上篇，《道经》是下篇。
《老子》
老子把世界上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称之为“天之道”或“道”。他认为事物之间普遍存在对立的矛盾，在五干言中，到处可以看到他列举的各式各样矛盾的对立面。同时他又认识到，各种事物在矛盾中经常向它的反面运动变化，这是变化的自然规律。
老子所讲的斗争策略，可贵的是，重视主观努力的作用，首先要防止产生转向失败和伤亡的条件。老子把盛极必衰看作“天之道”，因此十分重视防止由盛而衰的转化条件。他主张助长敌人的骄气，从而加速敌人由盛而衰的转化。
老子反对当时大国兼并土地和征服小国的行动。主张“无为”，他认为“无为”才能争取天下的归向，用“为之”、“执之”的办法是得不到天下的。
老子把他所认识的事物矛盾的发展法则，叫做“道”，认为“道”是无为自然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进一步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反对“法治”，认为“法令滋彭”反而造成“盗贼多有”，反对“有为”而治，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反对多征地税，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反对墨家和法家的“尚贤”，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也反对儒家主张的“礼治”，认为“礼”已成大乱的祸首。
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理想。他要“常使民无知无欲”。具体地说，就是要“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他认为“无为”可以使“民自化”，“好静”可以使“民自正”，“无事”可以使“民自富”，“无欲”可以使“民自朴”。为了达到“无为而治”，他企图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去，有了器械不用，有了舟车不乘，有了甲兵不打仗，废除文字，仍旧用结绳来记事，国和国之间能够望得到，鸡鸣犬吠可以相互听见，人们直到老死不相往来。
2】道家流派。
杨朱“为我”。杨朱又称阳子居或阳生，魏国人，大概生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他主要的学说是“为我”，和墨子的主张“兼爱”正好相反，同样曾为孟子所批评。据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连“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干的。其实杨朱主张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
列子“贵虚”。列子名御寇，战国前期的著名道家，生于杨朱之后，庄子之前。郑国人。他继承和发展了杨朱学说，又成为庄子所推崇的前辈，又是道家中首先推崇“黄帝之治”的大师。列子不但在理论上阐明了他的道家学说，而且实践了他的道家的修养。《列子》：列子自称从师友学习修养，九年之后，“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
3】庄子。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 人。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曾与魏相惠施交游，拒绝楚威王的聘诸，过着隐居生活。生活年代可能略晚于孟子。现存《庄子》三十三篇，一般认为内篇七篇系庄周所著，外、杂篇可能有其门徒或后人的作品。
庄子认为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道”是一种阴阳之气，世界上原来没有什么事物，后来由“道”派生出天地，生出帝王，生出一切事物，生出真伪和是非。“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在庄子看来，决定是非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共同的标准。
庄子为了逃避现实，主张追求个人精神自由。认为一般人的精神不自由是由于“有己”，必须做到“无己”、“无名”、“无功”。应该安于命运的安排，就不会苦恼。对于得失，要安于无所得，也就不会感到有所失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气”从而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
他最有名的话是：“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庄子的人生态度和文章，影响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读书人。
4】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流行于齐、韩、赵等国。它假托黄帝的名义，吸取《老子》哲学中“虚静”、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战国中期的法家申不害和战国后期的法家韩非，都曾接受黄老学派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这个学派的政治主张，曾被汉初统治者采用。汉初曹参为齐相时，曾请著名的黄老学者盖公当他的“师”，推行“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后来曹参继萧何为尽相，就把这个政策向全国推广。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写在《老子》乙卷前面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种黄帝书，是战国中期黄老学派的代表作。
《经法》一书的政治目标，要求达到国家的“安”、“强”、“霸”、“王”。“王”是它的最高政治目标，就是要建成统一的王朝。它主张用“德”来奖励人民，争取“尽民之力”，同时要求“节民力以使”，“节赋敛，毋夺民时”。它还主张选练军队，争取“胜强敌”。同时要求注意到战争的正义与否，重视对待敌国人民的政策，讨伐对象必须“当罪当亡”，反对灭亡人家的国家而“利其资财，妻其子女”。它更强调法治，主张“精公无私而赏罚信”，反对“妄杀杀贤”，“杀无罪”。
《经法》把君臣关系区别为六种“顺”和“逆”的类型，这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的形象化。它还主张用审核“形名”的办法来识别和清除坏人，就是用法令所规定的“名”考核臣下的“形”，用来判断臣下的顺逆，处以生杀赏罚，从而加强中央集权。
3.法家。
1】《商君书》。
这是商鞅学派的理论著作。进步的历史观，加强法治，奖励耕战，统一国家。
2】韩非。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安，没有被采纳。“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秦始皇读到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公元前二三四年，他为韩出使秦，上书秦始皇劝先伐赵而缓伐韩，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于次年被迫服毒自杀。他的政治学说，基本上被秦始皇和李斯所采用。
法、术、势。韩非把秦国和东方六国的统治经验作了比较，认为秦由于“法明”、“罚必”，使得“忠臣劝”、“邪臣止”，因而“地广主尊”，而东方六国与此相反，由于“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秦之所以还没有能够完成统一的帝业，是由于“治未毕也”。
韩非进一步把当时法家的“法”、“术”、“势”三派的得失作了比较，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胜利完成统一的帝王之业。任法的一派以卫鞅为代表，着重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用术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着重讲究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奖赏处罚以及驾驭的方法手段。重势一派以慎到为代表，着重讲究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
统一。韩非为求实现统一全国的事业，根据他兼用“法”、“术”、“势”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家政策，主要有下列三点:
(一)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韩非主张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韩非认为当时士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他把学者(指儒家)、言谈者(策士说客)、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耕战而依附重臣的人)、商工之民并称为“五蠹”。
(三)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以上三点，正是后来秦始皇在创建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努力加以实行的。
规律。韩非通过对《老子》的解释，阐明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道”和“理”是有区别的:“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同时又是自然界根本的总规律，而“理”是用来区别事物性质的特殊规律。按照规律办事，事半功倍。
韩非提倡极端专制主义。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的利害关系上。官僚出于国君雇用，等于商业买卖关系，因此治理国家不能靠爱怜，也不能靠讲究仁、义、智、能。韩非主张国君不必是圣贤，他认为尧、舜和桀、纣都是千载难逢的，一般的国君都上不及尧舜，下不为桀纣。如果放弃法、术而用心来治理，尧也不能治一国。而一个中等的君主守着法、术来治理，如同一个拙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是万无一失的。
韩非完全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来分析问题，是愚民政策的提倡者。
4.墨家。
1】墨子。
墨子名翟，宋国人，或说鲁国人，生当春秋、战国间。据孙治让考证，生卒约在公元前四六八年到公元前三七六年间。他曾自称为“贱人”，足见他的出身是贫贱的。他生活很俭朴，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态度不同。他为了实行他的主张，曾到处奔走。有一次，为了要止楚攻宋，他从齐国出发，步行了十日十夜赶到楚都。但是他已上升为“士”，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
墨子的学生，生活情况也和墨子本人差不多，他们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脚上着的是麻或木做的鞋，生活和当时一般的手工业工人、农民差不多。
2】墨家。
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最高领袖称为钜子子。钜子的职位是由前任的钜子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的。他们有严密的纪律，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指挥。他们也有一定的法，“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他们还善于防御战，当墨子止楚攻宋时，禽滑釐曾带了三百人，带了防御武器，守在宋国的城上。他们也非常勇敢，据说墨者都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3】《墨子》。
墨子的主张，拿到今天也不过时。
第一，兼爱。有力的要用力助人，有财的要用财分人，有道的要用道教人，这样就可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
第二，尚贤。选拔有才能德行的人来管理国家。主张“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第三，尚同。统一思想，统一规矩。“上之所是，必皆是之”。
第四，非攻。反对战争。
第五，节约。反对儒家的乐，厚葬久丧，劳民伤财。
5.阴阳家。
1】五行学说。
战国时期代表人物邹衍(约前305一前240年)，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构造了一个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的庞大体系，但材料多已散失，保存下来的主要是其历史学说。他用土、木、金、火、水五德的相胜关系来解释王朝的更替。从土德开始，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又胜水，如此依次更迭，循环无穷；每一王朝代表一德，一个王朝衰落，就被代表另一德的新王朝取代。每一德又有相应的颜色：土尚黄，木尚青，金尚白，火尚赤，水尚黑。这种理论一方面是肯定了改朝换代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又认为改朝换代只是由于崇尚的颜色不同而在具体措施上有所不同，而且是按周期循环往复，没有前进；同时把这些变化都归于天，是一种神秘的历史循环论。
邹衍认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的八十分之一。中国，他名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就是《禹贡》中所说的九州。相当于赤县神州大小的州，还有八个，就是大九州。每一大州的四周，有海环绕。大九州的四周有瀛海环绕。再往外就是天地的边际。
2】阴阳学说。
在自然，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后来抽象化了，把阴阳看作是推动宇宙生成变化的两种基本元气，因而便支配着一切的事物，也就神秘化了。阴阳之说起源甚早。《周易》是以阴阳解说社会现象的专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最后成书或在战国中期以后。
3】阴阳五行学说。
把两种学说结合起来探究规律的是《黄帝内经》。
6.名家。
战国中期兴起了名辩思潮，一批思想家围绕名实问题展开了辩论，被称为辨者、名家。其讨论的主要问题，即所谓“‘坚白’‘同异’之辩”，其主要代表是惠施与公孙龙。
相当于现在的逻辑学问题。
7.农家。
战国耕战，对农业特别重视，有关农学的基本理论，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农家要阐述的是，农业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命脉。
8.杂家。
以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为主要代表。
1】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富商，因曾帮助在赵国为质的子楚立为嫡嗣，在子楚为庄襄王后受封为文信侯，任丞相。庄襄王死，秦王政(秦始皇)尊吕不韦为仲父，任相国，掌理秦国国政。秦始皇亲政后第二年，即秦始皇十年，免去其相国职，随后又命他徙居蜀地。吕见失去信任，恐秦王加害于他，于是饮鸩自尽。
在他执政的后期，秦始皇亲政之前，吕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于秦始皇六年撰成《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将书“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2】《吕氏春秋》。
主张政令和文化的统一，反映了它集各家之长以成统一思想体系的指导思想。从内容上看，《吕氏春秋》对先秦文化经过严格的筛选而后有所择收，它吸收的大都是先秦文化中生命力较强的优秀文化遗产。
《吕氏春秋》历来被视作杂家，它的思想不为人们所接受；它融合各家的尝试没有成功，但它昭示了文化学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9.纵横家。
《战国策》是纵横家实践的结晶，但没有提炼成理论。
代表人物有苏秦和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人主，立取富贵。
10.小说家。
通过讲故事来说明道理。属于文学的范畴。
11.兵家。
古代学者不把兵家列入诸子百家。但是，近现代学者编《诸子集成》的时候，把《孙子兵法》列入进去了。
1】孙武。
孙武，春秋末年人，齐国田氏的后裔，来到吴国后，帮助吴国改革图强，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当时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
2】《孙子兵法》。
孙武总结了春秋末年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创立了适应时代需要的军事理论。主要有下列五点:
(一)把“令民与上同意”的“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要使民众与君上的意愿一致，能够为君上出生入死。
(二)把“知彼知己”看作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
(三)在作战指导上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要依靠主观努力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四)在作战指导上还主张“我专而敌分”，就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的敌人。
(五)在作战指导上更主张“因敌而制胜”，就是依据敌情变化而采取灵活战法以争取胜利。
战国时代的军事家，经常运用《孙子兵法》的理论来指挥作战。但是，他的精髓是“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更加重视战略战术的作用。
3】孙膑。
以前，都认为司马迁搞错了，搞出两个孙子，因为孙膑的兵法失传了。后来，从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孙殡兵法》竹简，共三十篇，一万一千多字，有残缺。
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的后裔，曾与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在魏国当了将军，自以为才能不及孙膑，将他骗到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去膝盖骨)，并加以软禁。孙膑后来在齐国使臣帮助下秘密回到齐国，由于齐将田忌的推荐，被齐威王任为军师。他协助田忌打过几次胜仗，其中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最为著名。
孙膑进一步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有下列五点:
(一)发展了孙武所说的“道”，把“道”看作战争的客观规律。他说:“恒胜有五:得主专制(将帅有指挥全权)，胜；知道，胜；得众(得到群众拥护)，胜；左右和(将帅同心协力)，胜；量敌计险(正确判断敌情、估量地形险易)，胜。”
(二)发展了孙武“我专而敌分”的理论，提出了以寡胜众、 以弱胜强的战法。采用种种方法 使敌人骄傲、疲劳、迷惑、力量分散，然后“我并卒而击之”，就是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三)发展了孙武“任势”的理论，强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
(四)主张“必攻不守”的战略。
(五)重视城邑的进取和阵法的运用。
军事理论的进步，为大规模战争的决胜提供了理论指导，加速了统一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