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由于統治者調整了生産關系，社會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直到鴉片戰争前夕，清朝的國民生產毛額與英國更是不相上下。
在乾隆五十年的時候，清朝的國民生產毛額占到了全世界的32%，而此時的歐洲僅占22%，一個中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就比歐洲十一個主要國家還高出10%。這一年是1785年，雖然，美國已經誕生，但是，清朝仍然處于絕對的霸主地位。
當時，世界上隻有十個人口大于五十萬的城市，而亞洲就有八個這樣的城市，除了日本的江戶、印度的馬德拉斯之外，剩下的都在中國，它們分别是：南京、北京、蘇州、揚州、廣州、杭州以及南京。由此可見，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是位于世界前列的。
一國的經濟水準位于世界前列，當然，農民的富裕程度也是全球最高的。而這一切的富裕和繁榮，幾乎都要歸功于生産關系的調整。
首先，明代出台了“一條鞭法”，這一舉措最初是由内閣首輔張居正推行的。穆宗皇帝朱載坖駕崩的時候，萬曆皇帝還很年幼，張居正作為太子太師，肩負起了先皇臨終托孤的遺命。當時，他主張在全國施行一條鞭法，即：将從前的徭役、田賦及雜稅合并在一起，折成銀兩，将之前每戶人口征收的役銀分攤在田畝上，按田畝和人丁的多少來分擔。
根據人丁征稅的兩稅法，征收的是個人所得稅，即：農戶個人的财産。而一條鞭法征收的則是役銀，即：農戶本來需要服徭役，但是，也可以通過繳納銀來代替服役。之前，服徭役本來是按照人丁服，但是，一條鞭法将繳納的役銀分攤在了田畝上，在一定程度上則表明：人丁在稅收中的作用逐漸下降，農戶資産發揮的作用正在提升。
簡而言之，一條鞭法是按照田畝和人丁來征收役銀的，它的主要功能是“賦役征銀”。這種方法不僅有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還促進了農産品商品化與資本主義的萌芽。
其次，就是“納銀代役”，這與上文講到的兩稅法有着一樣的功能，更是緩解了農戶與國家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這一舉措不僅可以減少農戶服役的負擔，還可以保證農業生産，可謂是一舉兩得的舉措。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繳納銀兩會使農戶負擔加重。如果，農戶的糧食豐收了，糧價就會下跌，此時，若将糧食變賣為銀兩上交，農戶顯然會吃虧的。
到了康熙皇帝統治時期，清朝開始調整生産關系的第二步：
将明朝規定的藩王土地，重新配置設定給農戶耕種，并稱其為“更名田”。出台這一舉措的主要原因是：明朝的藩王土地兼并頻繁，使得許多農民都失去了耕種的土地。
譬如朱元璋，他一生共有二十五位皇子，而這二十五位皇子，每人又生了七八個兒子，以此類推，到了明朝末年，便出現了數不盡的朱氏子孫，僅朱元璋一脈就繁衍出了幾十萬人。若是按照明朝的制度，會有數不盡的皇子被封王。
如此以來，遍地都是藩王的封地，農民自然無地可種。
根據明朝藩王封地過多的前車之鑒，清朝除了建國以來，受封的八家鐵帽子王之外，隻有雍正帝封的怡親王，以及清末的恭王、慶王、醇王是鐵帽王。這也從側面說明，清朝隻有十二家王爺是時代襲爵的，其他的王爺則是逐代降級。
舉例來說，如果你是親王，你兒子就是郡王，你的孫子則是貝勒，曾孫子就是貝子。親王最後會降到鎮國公，而郡王則最終降為輔國公。雖然，會一級一級的向下降，但是，到了輔國公就不會再降了。輔國公雖然是世襲制，但是，他們與王爺的待遇可就差了很多。
因為，王爺可以居住在王府，而王爺的後代在降級之後，就需要搬出王府自行尋找住處。是以，在清朝總是一朝皇帝一朝王爺，最多也就十幾個。
在明朝，受封的王爺可以在外地分封土地，這一點與清朝不太一樣。清朝是将所有的王爺都集中圈封在京城，是以，大清的王府幾乎都在北京，譬如：豫王府、鄭王府。而明朝的王府，不僅設定在外地，還允許朱氏子孫在外地添置家産，兼并農戶的耕地。
就萬曆皇帝來說，他本人特别貪财，沒事的時候，就愛在皇宮裡挖坑埋銀子。他最疼愛的福王朱常洵，在封地洛陽之後，萬曆皇帝就賜給他四百多萬畝的土地。史料記載，朱常洵與他父親一樣“貪吃”，光是體重就超過了三百斤。
當初，李闖王在攻打洛陽的時候，當地一名守将就跟朱常洵說：“如今洛陽被圍攻，隻有重賞才會出現勇夫。你家财萬貫，何不拿出一些錢來犒賞士兵呢？這樣，将士們才會跟李闖王拼命。”但是，朱常洵卻稱自己沒錢，最後隻賣了一些舊家具，犒賞了士兵。
那個詢問的守将最後氣得要命，直接開門投降了。
李闖王早就知道福王貪财，是以，他在入城之後，就用金子燙死了朱常洵。
具體來說，就是将熔化的金子灌進嘴裡，将朱常洵燙死之後還不解恨，李闖王又将其三百多斤的屍身剁碎，與鹿肉攪合在一起煮熟了分給了下人吃，稱其為“福祿宴”。因為，被逼的無地可種，這些老百姓都恨透了這些受封的朱氏子孫，這也是明朝王爺被殺盡的真實原因。
清朝雖然在表面上優待明朝皇族，但是，背地裡卻是毫不留情，是以，朱氏一族的子孫都被殺光了。曾經藩王的土地，也被康熙帝改為了農戶耕種的更名田，就是誰種給誰，這樣就解決了農民無地可種的難題，推行此舉的康熙帝，自然是得到了農民階級的擁戴。
再個，就是人丁永不加征人頭稅。康熙皇帝下令：從康熙五十年開始固定人頭稅。
例如，農戶家中有十口人，那麼，從康熙五十一年開始，就要交十個人的人丁稅。但是，這種固定的人頭稅，也有一些弊端，如果農戶家中親人病故，剩下七口人，他還需要按時繳納十個人的人丁稅，是以，這樣的規定也是不合理的。
最後，将丁稅攤入田畝。雍正皇帝在位時期，曾宣布攤丁入畝，廢掉了從前的人頭稅。當時，人頭稅一年可以征收三百三十五萬兩，對朝廷來說是杯水車薪，就算廢掉也不會對國家财政造成沖擊。不再征收地丁銀，國家對百姓的控制也得到了緩解，隐蔽人口數量也得到了減少。
因為，從前的人頭稅，百姓為了少交錢，就會虛報家中的人口。在免除人丁稅之後，清朝的隐蔽人口一下子就暴露了。據統計，在康熙時期，清朝全國的人口為兩千一百萬，等到康熙駕崩的時候，全國人口已經破億了。
乾隆二十年，全國人口為兩億，等到乾隆駕崩，人口總數已經到了三億。道光帝時期更加明顯，清朝人口漲到了四點一億，約為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
是以，在清朝，中國就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壓力。
參考資料：
【《明史》、《中國财政簡史》、《濟甯直隸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