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從業人員展示琉璃河遺址出土的銅簋。新華社記者 羅鑫 攝
新華社北京12月21日電（記者羅鑫）鼎口微斂、鼓腹、獸蹄形足，兩耳外側裝飾有兩頭相對的龍紋，口沿下方裝飾一周以扉棱為底的六組獸面紋……現收藏于北京市區的首都博物館，重達40餘公斤的“堇鼎”總是吸引着來往遊人駐足觀看。
這件北京地區目前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銅禮器，是首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當年出土時因為體大器重，鼎足深陷淤泥，用人力根本無法取出，最後隻好把繩子拴到鼎的兩個“耳朵”上，墓上面架起滑輪，才把它吊出水面。
在曾出土過堇鼎的房山琉璃河遺址，考古人員驚喜地發現，40多年後的再度發掘不僅有了更多新的考古發現，而且為進一步揭開古燕國的神秘面紗提供線索。
燕國是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的一個重要諸侯國，為戰國七雄之一。琉璃河遺址是周初燕國的封地所在，也是燕國最早的都邑，是燕國最早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在。
“琉璃河遺址還是北京悠久建城史的珍貴物證，它的發現将北京建城的曆史推進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時期。”北京市文物局考古處處長郭京甯說，琉璃河遺址的再發掘，正當其時。
琉璃河遺址出土的青銅面具等文物。新華社記者 羅鑫 攝
2019年起，北京市文化遺産研究院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機關，對琉璃河遺址的城址區和墓葬區開展了考古工作。據介紹，近三年間，琉璃河遺址發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環壕1條，出土銅器、漆器、陶器、海貝、象牙器、絲織品标本等各類文物100餘件。
郭京甯介紹，此次考古勘探采用普遍勘探、重點勘探、抽樣勘探相結合的方式，對遺址範圍有了新認知、遺迹形制有了新發現、聚落結構有了新認識。考古調查和勘探的成果展現在《琉璃河遺址保護規劃（2020年-2035年）》中，遺址的保護區域範圍為17.3平方公裡，遠超過此前對遺址的認識。
北京市文物局局長陳名傑表示，本次考古工作為了解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分封制、葬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規劃等相關問題提供了衆多有價值的學術資訊。
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介紹，曾出土堇鼎、圉簋的大墓這次又出土了帶銘文的銅簋，然而銅簋的器蓋和器身銘文不一緻，它的紋飾和圉簋相同，但是器蓋和器身的銘文和圉簋恰好相反。考古人員推測兩件銅簋銘文記載的是同一人，或将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提供幫助。
考古從業人員講解考古過程。新華社記者 羅鑫 攝
在現場的文物展示台上，新出土的青銅面具、獸面形銅飾、成組的銅車馬器、銅戈等整齊排列，隻見它們紋飾精美、細節豐富。
“這些均為琉璃河遺址首次發現。而這件銅戈，後面方形的部分镂空，前部是一個三角圓形，從這種器形推斷，有着來自南方的文化元素，這也說明墓主人的身份絕非一般。”王晶說。
郭京甯認為，此次出土的青銅器、陶器、漆器等文物進一步印證了西周時期的宗法制和分封制。這些器物的形态在周代整個青銅器整體形态之内，但又有北方地區或者是華北地區地域性的特點。
“它能夠展現周禮對于華北地區的跟蹤，并且展現北京地區由于連接配接北方和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的重要性，說明了北京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地區，凸顯了它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郭京甯說。
考古從業人員對出土文物進行現場清理。新華社記者 羅鑫 攝
據介紹，新一輪發掘實作了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護的有機融合。自2019年以來，琉璃河遺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遺址中建立了地理資訊系統，将遙感考古、航空攝影、電法物探、勘探和發掘的成果統一到大遺址“一張圖”中，并攝像記錄了發掘全過程，逐層進行繪圖、攝像、建立三維模型，全面收集資訊。
“這意味着，即使100年後，後人們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我們發掘的點位，找到已知的分布點。”郭京甯說，“這張圖”将随着考古發現不斷更新。
技術的進步同樣有助于文物的現場保護。例如，對一些漆器、絲織品等有機類的文物，能夠做到現場第一時間提取；針對不同材質遺物，文保人員能夠進行因地制宜的文物保護。
在這一輪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更加注重器物之間的組合關系以及和環境之間的聯系，這些能為了解西周時期墓葬的下葬過程和喪禮習俗提供更多純器物之外的資訊。郭京甯舉例說，此次在琉璃河遺址内外發現新的遺迹形态，确定了兩種墓葬類型——居葬合一和單純墓地，這加深了考古人員對墓地結構和族群分布的認識。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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