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九州島的福岡市博物館中,陳列着一件鎮館之寶。
這是一枚金制的印章,雖然不是很大,但制作.非常精美.
印鈕雕刻成蛇形,是一件價值連城的藝術品。
這樣的文物在日本是非常少見的,其實它本身也并非來自日本,而是遙遠的中國。
這枚印章能夠重見天日,要歸功于中國江蘇的一位農婦。
那麼,這枚印章是如何重見天日的呢?印章本身又蘊含着怎樣的謎題?

日本福岡市博物館藏品漢代金印
一、一位日本農民挖出漢代金印
故事還得從兩百多年前的江戶時代說起。
江戶時代江戶城街景
日本北九州博多灣的志賀島在1784年,發生了一件稀罕事。
一位名叫甚兵衛的農民在耕地的時候,從地裡挖出一塊硬邦邦的東西。
等他仔細一看,竟然是一枚金印。
這枚金印上還刻着幾個漢字。
不過日本農民普遍沒讀過書,是以都不識字,不知道上面寫的是什麼。而
甚兵衛又不是個貪财的人,于是他決定把金印交給官府。
不過,古代日本和中國不同,并非像我們一樣是大一統的國家。
他們是以江戶幕府為核心,諸多藩國并立,是真正的封建制國家,類似于我國的春秋時代,而幕府則相當于周天子。
是以當時的日本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官府。
當時北九州築前國的統治者是秋月藩藩主黑田長舒,他的先祖是大名鼎鼎的戰國名将黒田長政。
甚兵衛就把發現的金印交給了他。
日本戰國名将黒田長政
黑田長舒聽到報告後,非常高興,賞賜了甚兵衛幾枚金币。
金印在日本是非常少見的,而九州一帶又是古代日本文明的發祥地,莫非是傳說時代的寶物嗎?
黑田長舒作為當地的統治者自然受過良好的教育,對中國古代文字也有一定的涉獵。
他拿到金印後,驚喜地發現上面刻着的五個文字是“漢委奴國王”。
難道這枚金印竟是中國漢朝的文物?
為了确認真相,黑田長舒找到當地一位著名的漢學家龜井南溟,讓他推斷這枚金印的來曆。
龜井南溟對此也是非常感興趣。
他立刻去翻閱中國古籍,終于在南北朝時期史學家範晔編寫的史書《後漢書》中找到了相關的曆史依據。
南朝宋著名史學家範晔
原來在光武帝時期,當時日本列島上有一個倭奴國派人去漢朝朝貢。
這個使者自稱是倭奴國的大夫,讓光武帝覺得很有意思。
為了顯示天朝威儀,就賜給他一枚金印。
龜井南溟推斷,這次找到的金印很可能和曆史記載相吻合。
他這麼推斷的根據,就是據曆史記載倭奴國在南部。
而日本最南部正好就是九州島,地點完全對得上。
二、九州島出土的金印真僞難辨
不過他這種觀點卻并未被普遍接受。
有些人認為金印是僞造的,原因是金印上刻的文字沒有“印”字或“章”字。
這和一般的慣例不符。
另一方面,根據一些了解漢代考古學的學者研究:
漢朝皇室賞賜給王公大臣的金印背部的印鈕一般都是龜形,而從沒見過有蛇形的。
除此之外,金印上刻着的五個文字“漢委奴國王”也是反對派的一大論據。
其中重點就是第二個字“委”。
後漢書的原文講的是倭奴國。
而按照刻字的意思,應該是漢朝委任了奴國王,明明是倭奴國,怎麼又變成奴國了呢?
是以這枚金印很可能是山寨的赝品。
漢委奴國王金印
不過也有學者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來解釋這個問題。
那就是這個“委”字其實是“倭”字的簡化體,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明治時代的著名學者三宅吉米。
他翻閱了後漢書和三國志等史料,發現在漢魏時代,中原王朝對于日本列島上的政權一般都稱之為倭。
另一方面,這五個字的排列方式是“122”這樣的模式,是以在圖案設計和整體布局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到美觀這一因素。
如果寫成“倭”的話,這個字會比較大,和下面的奴字就不夠協調了。
故而簡化成“委”字。
總之兩派之間圍繞着金印真僞這一問題,争論了二百多年,始終沒有一個明确的結果。
其中最大的争議是金印的造型問題。
畢竟蛇形印始終是獨一份,再也沒有發現過第二個相同形狀的漢印。
另外這枚金印也有些偏小,在中國出土的漢印普遍都會更大一些。
其實無論是中國史學界還是日本史學界,都希望可以找到充分的證據證明金印是真的。
一旦可以證明這一點,它就能作為日本和中國在兩千年前就有交流的确切證據。
這其中的重大意義怎麼說也不為過。
三、雲南出土的金印成為第一個有力證據
中國雲南省在1955年,有了重大考古發現。
這給中日兩國史學界打了一劑強心針。
當時在雲南晉甯縣石寨山漢墓中出土了一枚黃金印章。
其背面的印鈕,正是罕見的蛇形。
此印雕刻非常精美。它的蛇頭高高昂起,背部還有明顯的蛇鱗,簡直是栩栩如生。
而金印上雕刻的文字則為“滇王之印”。
滇王金印的出土,揭開了古滇國那層神秘的面紗。
雲南晉甯縣石寨山漢墓中出土的滇王金印
一直以來,古滇國基本隻存在于史書的記載中,極少發現相關的文物。
是以在史學家看來,這難解之迷始終是一個遺憾。
而這次考古的發現,足以證明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于古滇國的描述完全屬實。
另一方面,滇王金印那獨特的造型也震動了史學界。
因為這是世界上發現的第二枚蛇形的金印,而且造型和日本北九州發現的那一枚非常相像。
不過問題又來了,為什麼隻有這兩枚金印是蛇形的呢?
後來經過曆史學家的研究,終于發現了其中的奧秘。
原來漢朝官方對于賞賜的金印是有着不同規格的。
也就是說,朝廷根據賞賜對象的不同,也會賜給不同造型的金印。
比方說,對于漢朝内部的王公貴族,賞賜的金印基本統一為烏龜形;
而對于北方的少數民族,願意歸順漢朝的匈奴、鮮卑以及烏桓部落等等,都會賜給他們駱駝或者山羊形狀的金印,以凸顯當地的特色。
漢代的駱駝形金印
根據這一特點就可以推斷出,漢朝對于南方少數民族,為了凸顯當地特色,賞賜蛇形的金印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是以我們也可以推測,如果以後出土夜郎國或者南越國金印的話,很有可能同樣也是蛇形的。
這時候有人可能會提出疑問:
日本并不在中國的南方,而在中國的東方,怎麼會賜給倭奴國蛇形金印呢?要是凸顯特色的話,應該是魚形的才對。
其實這種觀點,問題在于把現代眼光代入古代了,不能了解當時的看法。
要知道,古代人根本不具備現代地理知識。
從日本來中原的話,肯定是要坐船的,現在的話從九州出發走海路自然是到山東半島最為便利。
不過在兩千年前,當時的航海技術還非常落後,基本隻能依靠洋流來航行。
所謂的風帆基本是個擺設,在大海的力量面前根本就不夠看。
即使到了唐朝時期,情況也幾乎沒有什麼改觀。
鑒真大師東渡那麼多次才艱難成功,就是這個原因。
東渡日本的鑒真大師雕像
是以說順着洋流航行的話,從九州出發,最容易到達的并不是中國山東半島,更不是北面的渤海,而是南面的長江三角洲一帶。
是以來朝見光武帝的倭奴國使者,大機率是在錢塘一帶登陸的。
從錢塘出發前往東漢帝國的都城洛陽,那自然是從南往北走。
是以在漢朝統治者看來,倭奴國就在大漢的南面,和古滇國沒什麼差別。
這樣的話,給他們蛇形金印就可以了解了。
其實在古代日本也一樣,無論老百姓還是學者,都不知道地球是圓的這一事實。
是以在見到從歐洲來的西洋人時,根本不認為他們是從西方來的,而是認為他們從南洋來的。
是以,他們會被稱呼為南蠻人。
不過,滇王金印雖然和倭奴王金印一樣都是蛇形,但體積上有些差異,滇王金印明顯要大一些。
這個證據還是不夠完美。
是以,史學界還是希望找到更完美的證據。
不過他們并沒有等太久,二十多年後,完美證據就将重見天日。
四、廣陵王漢墓的出土提供了更有力的證據
中國江蘇省揚州地區在1981年年初,又有了重大的考古發現。
揚州市邗江縣有一個甘泉村。
根據古代傳說,村子附近有一座小山,山上常年流淌着清澈的泉水,其味道甘甜無比。
是以這座山被稱為甘泉山,山下的村子叫做甘泉村。
而考古發現就位于甘泉村。
當時,考古人員在這裡發現了一座規模宏大的漢代墓葬。
根據出土文物判斷,墓主人正是光武帝之子廣陵王劉荊。
揚州市邗江縣甘泉山漢墓遺址
這座大墓光是封土的半徑就達到了三十米,而高度也有十三米,就像一座小山包一樣矗立在甘泉村旁邊。
巨大的墓室位于封土堆中央,非常巍峨壯觀。
不過可惜的是,這座漢墓曾經被盜過,盜墓賊對其進行了野蠻的破壞。
但萬幸的是他們在盜墓的時候,盜洞發生了坍塌。
是以盜墓行動被迫中止,不少文物得以幸存。
當時殘存下來的文物大約有近百件,有造型優美的錯銀銅牛燈、華麗的鎏金博山爐、鋒利的金鞘鐵書刀等等。
不過最引人關注的,毫無疑問還是那枚金印。
甘泉山漢墓出土的文物
其實這枚金印并非是一開始就被發現的,最初它隐藏在黃土之下,險些被考古隊忽視了。
由于這座漢墓規模宏大,挖掘工作非常繁重,僅憑考古隊的人力難以完成。
另一方面,當時已經是春天,江南的梅雨季節就快到了。
如果不抓緊時間的話,一旦到了雨季,揚州一帶大雨連綿,挖掘工作就更難進行下去了。
是以南京市文物局決定:聘請當地村民協助進行挖掘作業,以加快進度。
當然對于漢墓的核心區域,肯定還是專家來進行處理,村民主要負責外圍區域。
這樣的話,可以避免文物被不慎破壞。
甘泉山漢墓挖掘現場
這樣一來,漢墓的挖掘工作明顯加快了。
由于正是農忙的季節,男性大多都要在地裡幹農活,是以參與協助的村民大多都是女性。
這一天,一位叫做陶秀華的婦女挖了一上午後,到旁邊的土堆上休息并吃午飯。
突然之間,她眼角的餘光,發現土地裡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閃閃發光。
她也顧不得吃東西了,立刻跑過去檢視,原來是一個金黃色的物體,好像是個印章。
陶秀華趕緊跑到附近的小河旁邊,用水将其沖洗幹淨。
這下看清楚了。
這确實是一枚印章,背部的印鈕是烏龜造型。
金印發現的位置和漢墓還有一點距離,是以陶秀華也不确定兩者有沒有關系。
她一個女人也沒什麼見識,于是将金印踹到懷裡,準備回家和丈夫商量一下再說。
其實她丈夫也隻是個沒讀過書的農民。
他研究了一晚上,也看不出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印章雖然不大,但是放在手裡卻沉甸甸的,她丈夫心想:這别是黃金的吧?
陶秀華撿到的廣陵王玺
當時的老百姓還是比較淳樸的,沒有什麼貪念。
這東西是在考古現場周圍發現的,他們認為很可能就是文物。
是以根本就沒動将其據為己有的念頭,而是立刻打算交給考古隊處理。
當時天色已經很晚了,他們決定第二天一早就去上交。
不過夫妻倆沒想到的是,他們的小兒子是個心裡藏不住話的人,早就把這件事跟他的小夥伴說出去了。
他說母親撿到一個烏龜印章,特别漂亮,而且還邀請他們第二天來家裡看。
這樣一來,消息一下子就傳出去了。
到第二天早晨,基本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陶秀華夫妻倆就出去準備上交文物。
可是他們一開門就傻了眼,因為門外聚集了不少看熱鬧的村民。
當時農村的娛樂活動非常匮乏,衆人無所事事,是以都想來看個熱鬧。
還是多虧了村長見多識廣,他怕人太多會形成混亂,到時候東西丢了可就說不清了。
于是他就去村委會報警了,希望警察能來維持秩序。
警察很快就趕到了,這才把陶秀華夫妻從人群中解救出來。
民警和當地考古隊一商量,決定把趕緊将印章送去南京博物館請專家來進行鑒定。
鑒定結果很快就出來了:
這枚印章正是貨真價實的漢代金印,而上面刻着的四個大字是“廣陵王玺”。
南京博物院
這一重大發現在考古學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而這也吸引了日本史學界的注意。
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日本和中國的關系還是非常不錯的,兩國在各個領域都有着很深入的交流。
當時日本史學界聽說中國揚州漢墓的重大發現後,立刻想到了九州的倭奴國王印。
這可是困擾了日本史學界二百多年的難題啊。
他們急得抓耳撓腮,非常迫切地想要解決。
之前雲南發現的滇王金印雖然造型相似,但是畢竟尺寸上還是有些差異,證據不夠完美。
如果能來中國與廣陵王玺進行一下詳細對照,或許就可以找到完美的證據了。
當時日本有一家媒體,叫做《中日新聞》。
這家報社在日本規模比較大,而且其政治傾向也對華比較友好。
這次中國廣陵王玺出土的新聞,也正是這家報社報道的。
日本中日新聞出版的報刊
另一方面中日新聞的社長加藤巳一郎在中國,也有一定的人脈,經常會聯系采訪一些中國的政要高層等等。
甚至他本人還給後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做過訪談。
是以這一次就由他牽頭,和中方商議此事,結果中方很痛快地就答應了,并邀請日本派學者前來鑒定。
日本學者團很快就到了南京博物館。
經過鑒定,他們驚喜地發現廣陵王玺和倭奴國王印實在是太像了。
除了印鈕造型不同,一個為烏龜形一個為蛇形以外,其他幾乎完全相同,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其中尺寸、重量、花紋都極度相似,如果提前不知道這兩枚金印出土的地點相距十萬八千裡的話,很可能會認為它們是同一個工匠制造的。
這下證據已經完美了,對于倭奴國王印來說,無論是尺寸還是形狀,都在中國文物中找到了相應的對照,現在基本已經可以确定它的真實性了。
不過還有個小問題:
為什麼朝廷給滇王賞賜了大印,卻給漢朝自己的王爺一個小印呢?
要知道,劉荊可是光武帝的兒子,身份還是非常尊貴的。
關于這個問題,曆史學家也給出了相應的解釋。
原來這都是劉荊自找的。
劉荊是光武帝劉秀的第九個兒子,生母是皇後陰麗華,他也是東漢第二任皇帝漢明帝劉莊的親生弟弟。
漢明帝劉莊
有了這麼尊貴的身份,劉荊也得到了非常高的待遇,先是被封為山陽公,随後又進爵為山陽王。
不過劉荊雖然得到父親的厚愛,卻一點也不知道感恩,經常會有一些非分之想。
劉荊這樣是非常愚蠢的。
漢朝以儒學治國,儒家最講究嫡長子繼承制,哥哥劉莊是鐵定的繼承人。他如此妄想,着實愚蠢。
按說劉荊和劉莊是一母同胞的兄弟,應該同心協力才對。
但是他卻在父親去世後,聯系同父異母的廢太子劉強,陰謀政變。
這個劉強是聰明人,不想跟劉荊去趟渾水,是以立刻對劉莊舉報了此事。
劉莊是個仁慈之君,不忍心處死親弟弟,于是隻是将他軟禁起來。
按說劉荊得到免死應該收斂了,可他卻和占星師合謀,打算制造謠言引發動亂。
結果就是這樣哥哥劉莊還是沒殺他,隻是把他貶為廣陵王,打發到揚州去了。
到了揚州,劉荊找來巫師,對哥哥進行詛咒。
劉莊知道弟弟無藥可救了,于是派人向他問罪。
劉荊自知這次難逃一死,于是自殺身亡了。
廣陵王劉荊
對于這樣不忠不孝的兄弟,漢明帝劉莊肯定不會按照正常方式去對待他,于是廢除了廣陵王國,将劉荊的兒子降為廣陵侯。
不過,依然給了王的待遇,賞賜了金印,隻不過比較小而已,
或許在他看來,這個悖逆的兄弟隻配和倭奴國蠻夷一個檔次吧。
而這一解釋,也将前面的問題基本都解決了。
除此以外,根據史書記載,劉荊被貶為廣陵王是在永平元年。
而倭奴國使者來朝見光武帝是在中元二年。
兩者隻相差一年,這絕對不是巧合。
這下證據鍊已經完整,可以說是無懈可擊了。
五、兩枚金印成為中日兩國曆史交流的紐帶
幾年後,日本為了加強兩國曆史交流,希望能借九州福岡市舉辦亞太博覽會這一機會,将廣陵王玺和倭奴國王金印一起展出。
南京博物館了解了日方的建議後,很快表示同意。
廣陵王玺也飄洋過海來到了日本。
這一展覽非常成功,一經舉辦就引起了很大轟動,參觀者絡繹不絕。
後來名古屋博物館聽說以後,也想進行展覽。
由于中日新聞報社就位于愛知縣名古屋市,博物館方面又找到了加藤巳一郎,通過他的關系聯系上了南京博物館。
最後兩枚金印又在名古屋博物館展出了幾天,讓錯過了上次福岡博覽會的曆史愛好者過足了瘾。
名古屋博物館
廣陵王玺出土地點揚州是鑒真大師的故鄉,揚州和日本在曆史上就有廣泛的交流。
如今兩枚金印在中日兩國交相輝映,成為漢代金印中的至寶,這也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好曆史上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