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金石家、書畫鑒賞家周亮工論及宋代印學嘗言：“此道與聲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可繼唐；唐宋元無印，至明而印章可繼漢。”清人陳克恕所著《篆刻箴度》亦延此說。三百年後的傅抱石先生在《中國篆刻史述略》有“隋唐以後的朱文印，則面目全非，是以‘诎曲盤回’為主，偏重正齊和對稱的。”三家論說舉此而遺彼，幾近偏廢。印學盛于秦漢，明清篆刻流派的發展更是對“印宗秦漢”觀念性突破，但舍去宋印而割斷曆史，将無法诠釋明清文人篆刻所依托的風格來源。兩宋三百餘年，于文藝類足可媲美盛唐，宋詩雖不及唐詩，但遠在明清之上。詞更成了兩宋标志性文學體裁。文學成就最高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隻有韓柳，而宋占據六家。兩宋宮廷設立了完整周密的翰林圖畫院，書畫藝術更是燦爛完備，而兩宋印學置于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豈有不興之理。宋徽宗、高宗偏愛書畫，内府書畫鑒藏印記更是蔚為大觀。皇帝迷戀書畫更成了一種風尚導向，文人學者參與實踐則是将印學向前推演的關捩，使兩宋成了印學史上無可替代的轉折點，更影響了“元朱文”印風的形成，可謂柳暗花明。
一、兩宋内府用印
隋唐人鑒定書法時很少有钤蓋鑒藏印的先例，隻是在法書字迹上或副頁上簽署姓名，表示經其過眼鑒定過，唐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記載：“前代禦府，自晉宋至周隋，收聚圖書，皆未行印記，但備列當時鑒識藝人押署。”“押署”，顧名思義即花押署款是也。如王羲之《喪亂帖》右下旁徐僧權押署，王徽之《新月帖》後滿鶱、姚懷珍押署，王羲之《二謝帖》“良不”與“再拜”之間姚懷珍“珍”字押署，特别《奉桔帖》押署有隋代的諸葛桢、柳顧言、智果以及宋代的歐陽修、韓琦等十多人。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押署無疑會污損古人法帖，但古代鑒藏制度尚未完善，檢曆代印記可知，直到北宋以後才逐漸以鑒藏印代替了押署。
王羲之《奉橘帖》
宋沿襲南唐舊制，于内侍省下設翰林院，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複興了書畫也豐富了内府的收藏。據南宋鄧椿《畫繼》所載，宋太宗端拱元年（988 年）法書名畫已蓄數千卷，及至徽宋朝曆經七朝141年的搜集庋藏，内府所藏書畫充牣填溢，百倍先朝。宋徽宗廣收天下書畫珍玩，擴充翰林圖畫院，内府庋藏曆代名迹，達到了前所未見的豐贍，并诏文臣編纂《宣和書譜》、《宣和畫譜》與《宣和博古圖》。宣和内府不僅荟萃天下之珍，宋喬年、米芾、蔡京、梁師成、蔡卞等傾力于内府所藏的書畫保護和整理，重新裝裱編成卷帙，宋徽宗親自題寫标簽，分級入藏。從現有傳世書畫名迹獲觀鑒藏印記有：1．“禦書”葫蘆形印一枚；2．“雙龍”圓形印一枚；3．“宣龢”連珠印一枚；4．“政和”長方形印一枚；5．“宣和”長方形印一枚；6．“政龢”連珠印一枚；7．“内府圖書之印”九疊文大方印一枚；8．“雙龍”方形印一枚；9．“宣和中秘”長圓形印一枚；10．“禦書”長方印一枚；11．“禦書之寶”印；12．“大觀”印；13．“重和”印。而前七方印近代稱“宣和七玺”，特指“宣和裝”手卷上恒定钤蓋七枚鑒藏印，印文隻在钤“政和”印處偶爾調換“大觀”、“重和”、“雙龍”印，而钤印位置不變。有荒謬者提出“宣和十幾玺”說法，殊不知不能以用印多寡曲解“宣和七玺”之義。宣和手卷格式為标準的五段式：青綠色绫天頭，黃絹前隔水，書畫本幅，黃絹後隔水，白宋高麗箋尾紙。傳世的宣和舊物中，儲存相對完好的作品有北宋梁師闵《蘆汀密雪圖》卷，堪稱宣和内府裝池之标準件。清代高士奇在其《江邨消夏錄》對“宣和裝”格式、材料紙絹、簽署等記載甚為詳盡，徐邦達先生亦深有研究（附圖）。甚多書畫巨迹經南渡後，通過裁割、拼配甚至将原有的宣和題印割棄改成了南宋“紹興裝”式，如唐懷素《論書帖》卷、唐杜牧《張好好詩》卷、五代楊凝式《韭花帖》卷、五代衛賢《高士圖》卷等例。南宋至明清，多數著錄并不把“内府圖書之印”記入宣和諸玺之列，如周密《雲煙過眼錄》、顧複《平生壯觀》等。
高士奇《江邨消夏錄》卷一
宣和七玺與宣和裝钤印排列
宋徽宗趙佶瘦金書
靖康後，高宗朝對書畫的重視不遜前朝。内府鑒藏印記可見的有：“建炎”連珠印一枚、“紹興”連珠印六枚、“幹卦”卦象圓印一枚、“禦書之寶”九疊文大方印一枚、“内府書印”九疊文大方形印一枚，“禦府法書”大方形印一枚、“德壽宮書籍印”九疊文大方形印一枚、“德壽”連珠印一枚、“紫霄殿禦書寶”大方形印一枚、“睿思東閣”大方形印一枚、“睿思東閣”九疊文大方形印一枚、“奉華堂印”九疊文大方形印一枚、“損齋書印”大方形印一枚、“機暇清賞”大方形印一枚、“内殿秘書之印”大方形印一枚、“禦書”白文印一枚、“睿思東閣”白文印一枚、“機暇清賞”滿白文印一枚、“真閣”白文葫蘆形印一枚。宋理宗時内府尚有“緝熙殿寶”大方形印一枚、“緝熙殿書籍印”、“内殿文玺”、“禦府圖書”（《文苑英華》宋刻孤本，中華書局影印本）。據徐邦達先生考證，“紹興裝”内府印大部分钤于本幅末後下半部，絕無例外。其部位不合正常的，必為後人作僞。
宋高宗《賜嶽飛手敕》台北故宮藏
宣和殿寶 宣和中秘 雙龍印 禦書葫蘆印
睿思東閣 睿思東閣
政和 紫霄殿禦書寶 紹興
二、兩宋私家鑒藏印
《宋史 印制》雲：“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大中祥符五年诏，諸寺觀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記，今後并方一寸，雕木為文，不得私鑄。”宋代私印傳世的實物極少，這與诏令私家印章材料隻能用木質有關，而木質印章易腐、易燒、易破損，很難傳世。有趣的是在宋以前木質印章是作為明器用來殉葬的。禁止私鑄印章從客觀上也促使了其他材料的運用，如玉石、象牙、瑪瑙等硬質材料，但這種材料的昂貴自非庶民可據有。由于北宋文人們喜好風雅，拓展了印章的使用範圍，書畫名款下钤蓋姓名印章，書畫名迹上钤蓋齋館别号印逐漸興起。如果說東坡以“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強調詩書畫三合一，那麼宋徽宗、米芾倡導畫家具款钤印，這詩書畫印綜合一體的獨特性，更将文人畫推向了嶄新的唯美形式。私家鑒藏印肇始于北宋。由于書畫庋藏的興盛，印章頻繁使用于鑒藏活動之中，内容樣式或取郡望、或取官職、或重在審定、或旨在收藏，初具大略，亦有钤蓋齋館别号印充當鑒藏印記性質的。北宋書畫鑒藏印記已經成為了書畫鑒定的重要依據。歐陽修《緻端明侍讀書》、《尚恩帖》尺牍上所钤“六一居士”朱文印，是宋代私家用印最早的，據《宋史 輿服志》記載，治平三年（1066 年）皇帝曾命歐陽修篆寫印文“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則“六一居士”印應為其自已篆寫，另找工匠镌刻的晚年用印，成印應在宋仁宗嘉佑年間。歐陽修平時所用的“修”字印和“醉翁子孫其永保之”都為鑒藏印。早期的私家收藏印還有蘇舜欽家钤蓋于《自叙帖》的“佩六國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許國之裔”、“墨豪”、“武功之記”朱文印。兩宋書畫鑒藏印迹甚多，徐邦達先生過眼的有韓侂胄“紹勳”朱文葫蘆印，張澄“西秦張澄”、“西秦張澄之印”、“西秦張澄家藏之寶”朱文印，賈似道“似道”、“賈似道子孫永寶之印”、“魏國公”、“秋壑圖書”朱文印，“悅生”、“葫蘆印”、“秋壑珍玩”白文印，以及一些不知姓名和但知姓氏或名字而無考的鑒藏家印記：“審定真迹”朱文印、“為善最樂”朱文印、“寶儉齋”朱文印、“清白傳家”朱文印、“吳興開國”朱文印、“缙雲葉氏”朱文印、“？印黃裳”朱文印、“晉之”朱文印、“爽軒珍玩”朱文印、“珍繪堂記”朱文印、“強父圖書”朱文印、“通行世守”朱文印、“毗陵開國”朱文印、“鑒古堂印”朱文印、“張氏圖書”朱文印、“正獻之裔”朱文印、“莆陽傅氏”朱文印、“清叔玩府”朱文印、“雙桂方氏”朱文印等等。
六一居士 秋壑圖書
三、兩宋鑒藏印風格
疊篆形式：據《宋史 輿服志》，“太祖诏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缪篆……悉令溫柔重改鑄焉。”宋初官印沿襲了唐代印章風格又稍作改觀，這種格式其實是“缪篆”的“屈曲纏繞”形式。後來，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徽宗“大觀元年，又得玉工，用元豐年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疊篆”。是以，至少是從北宋末年起，疊篆就應該已被用于鑄造這種寬邊大印了。如“内府圖書之印”、“宣和殿寶”，筆畫屈曲盤疊，随字的筆劃多少而折疊不等。屈曲程度由少向多過渡，至元代已發展成了九疊篆，清代甚至出現了十三疊，這圖案性裝飾效果，沙孟海先生在《印學史》中述其呆闆得好象編織物，也象門格花窗，整齊劃一，絕少天趣。北宋的私印有時也套用官印模式，如米芾“祝融之印”（非鑒藏印），不過圖案美化了許多。
内府圖書之印 祝融之後
2.小篆入印：宋太宗繼位之後，深悉“以為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诏令徐铉等校定《說文解字》。徐铉為南唐入宋官僚文人，為宋初詩壇盟主，影響甚大。歐陽修《徐铉雙溪院記跋》評說：铉與其弟锴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号二徐，為學者所宗。由此可見宋初篆書崇尚小篆。黑龍江省博物館藏徐铉《篆書千字文殘卷》（宋摹本），結構平穩，筆力則如歐陽永叔所評，稍有不逮。兩宋官印文字不僅為“缪篆”，而且通變了小篆。有些鑒藏印是雜糅籀篆、缪篆、小篆于一體，尚存錯訛。值得注意的是，像蘇轼“趙郡蘇氏”、薛紹彭“清閟閣書”印文秀美雅緻，元朱文其實是承其衣缽。
宣和中秘 四代相印（非鑒藏印）
清閟閣書 周公堇（謹）父
3.籀篆入印：宋太宗提倡恢複禮制，宋代公私對古器物之收集、整理方興未艾。内府編纂《宣和博古圖錄》将所藏彜器繪輯成書印行。劉敞搜訪先秦鼎彜十多件，考訂文字，請工匠摹勒刻石、繪像，撰成《先秦古器記》。嘉祐六年（1061 年）歐陽修著《集古錄》，對所藏先秦古器銘文釋義。趙明誠《金石錄》、黃伯思《法帖刊誤》、翟耆年《籀史》、姜夔《绛帖平》等相繼問世，對古代彜器、銘文籀篆文字深究，為金石學之發端。篆籀古文奇字入印備受士大夫所推重，如“紹興”、“宣龢”、“真閣”葫蘆印、“賈似道圖書子子孫孫永寶之”諸印即是以籀篆或古文奇字入印樣式。
真閣 宣和
4.取法漢印：金石學的興起，使得文人普遍熱衷于對古印中蘊藏的曆史進行考證。《集古印譜》應運而生，漢印首次以印拓的形式示人，進而使文人們認識到自然典雅樸素之美迥異于官印圖案式的花哨，對印章審美情趣得以探求，如“秋壑珍玩”白文印，印章的大小、入印文字的篆法和印面的章法處理上，皆直接取法于漢印。
秋壑珍玩
兩宋公私鑒藏印審美傾向與風格是有所變化的，如賈似道“秋壑珍玩”白文印在南宋後幾乎不見，寬邊印已變細，繁瑣幾何疊篆向簡明小篆過渡。常與皇帝诏對的米芾在《書史》中明确記載：“我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于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于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王诜見餘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始盡換了作細圈，仍皆求餘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皆無法。”米芾此時已認識到寬邊粗白文體俗，钤蓋于書畫上最為刺目，若白文與大印聚于一行，則令閱者生厭，且污損書畫。從傳世名迹來分析，兩宋非常嚴格的钤印格式和钤印原則，對傳世名迹畫面不宜钤蓋鑒藏印的，甚至接紙钤印，雖屬無奈，亦可謂兩全其美。
四、兩宋文人印事—以米芾為例
兩宋真正在書畫上大量使用款印、鑒藏印，并且所用印章名目繁多的，當以米芾為先。米芾作為兩宋間享譽朝野的書畫家、書畫鑒定家，其交遊所及包括宋徽宗在内的所有藝文界重要人物，從微觀的個人身上可折射出兩宋間印學發展細膩紋理，小中見大，足可深察。《宋史》中關于米芾有甚多條記載。元豐五年(1082)以後，米芾開始尋訪晉人法帖，翌年即得到王獻之《中秋帖》。王羲之《王略帖》、謝安《八月五日帖》、顧恺之名畫《淨名天女》、戴逵名畫《觀音》、褚遂良臨《蘭亭序》、謝安《八月五日帖》均經米家庋藏。其彙刻家藏六朝以來名迹《寶晉齋法帖》，為藝林珍本。蘇轼谪居海南，米芾曾為治印寄贈，蘇轼《與米元章書》有：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複疲甚，食黃耆粥甚美，卧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鍵或雨過翛然時也…米芾更喜歡钤印，自用印鑒竟多達百餘枚。其所著《畫史》中更有：餘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箧印、寶晉齋藏書畫其上四角皆有餘家印記，見即可辨。更令人驚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些印者皆絕品。玉印唯着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于上品印也。自畫古賢唯用玉印。”印為玉質，這在當時屬奢華之極了，因北宋初年皇帝寶玺内府甚至幾無玉料制玺。
米芾元章之印 米黻之印
五、駁《功甫帖》所钤“義陽世家”印宋代說
《功甫帖》“義陽世家”（左半部）
在關于《功甫帖》真僞的争論中，所钤鑒藏印也是關注焦點之一。今年2月18日，上海龍美術館在北京展示了《功甫帖》原件，并結合多位專家意見指出，《功甫帖》上兩方殘印應合并釋讀為“義陽世家”印。經圖像比對分析，這一印章與台北故宮收藏的北宋徐铉《私誠帖》、北宋呂公綽《真誨帖》、北宋黃庭堅《嬰香帖》等北宋名迹中的“義陽世家”印章一緻。并綜合認為《真誨帖》和遼甯省博物館收藏歐陽詢《千字文》中的“莆陽傅氏”、“清叔玩府”等印鑒和宋傅洵美《義陽世家事略》等宋代文獻契合，更進一步把“義陽世家”印鑒的所有者歸宿于宋代傅氏家族，進而使功甫帖的早期遞藏出現了明确線索。
北宋呂公綽《真誨帖》
《真誨帖》右下角“莆陽傅氏”、“清叔玩府”，上方“世家”
确實，用核心證據“義陽世家”印，作為《功甫帖》的斷代起點足可解決一些紛争，“以印證史”這一特定的論證手法在書畫鑒定中是起着關鍵作用的。然而，證方通過“義陽世家”印推測“《功甫帖》為元豐四年郭正祥途經九江繞道看望蘇轼，離開黃州後入獄，輾轉被莆陽傅氏收藏”。并未對“義陽世家”印章本體作考證，這種印章斷代方法隻是主觀感受的描述，毫無嚴密的證據作支撐，難免穿鑿附會。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當下依然适合于史學、考古學、古書畫考鑒等諸多學科，這是學術态度與學術規範問題。筆者考察了兩宋鑒藏印的風格及其演變，概述其大緻有疊篆形式、籀篆入印、小篆入印、取法漢式四種形式。當然，兩宋私印還有隸書印、楷書印，因不屬鑒藏印範疇，姑且略過。“義陽世家”為白文印，布局疏密得體，刀法工穩而沖切并用，如“義”字的起筆三橫，單刀直入深刻，“世”亦沖刀為主，“家”、“陽”是切刀與小沖力并用，是為石質印章才能“刻”出的刀法效果。宋代還沒有用石刻印的先例，玉、銅印章主要是“輾”與“鑄”以及“掐絲焊鑄”三種工藝。石料刻印是元明以後才有，若從技法層面來剖析，“義陽世家”從用印文字、印章布局、石印材料、刀刻技法等均與兩宋鑒藏印風格不類，故此印斷非宋人所刻。另外，郡望别号白文用于作鑒藏印，至元代起始用，如元代歐陽玄“太史氏玄”、“冀公世家”、張雨“崇國世家”等等，不一而足。附宋代白文印“清白傳家”、“子孫世昌”（此印後被項元汴效仿）于後，其中有與“義陽世家”用字相同而異樣，識者足可明察。
元．冀公世家、太史氏玄、崇國世家
宋．清白傳家 子孫世昌
宋人是忌用粗白文作鑒藏印的，其原因是對書畫名迹的保護。米芾等文人早已認識到寬邊粗白文體俗，且污損書畫。鑒藏印罕有白文，在兩宋三百二十年中大概也隻有賈仕道钤蓋過“秋壑珍玩”白文印。從傳世名迹來分析，兩宋藏家有嚴格的钤印格式和钤印原則。蘇轼是“元祐黨人”屢遭貶谪，墨迹銷毀幾盡，珍貴如《功甫帖》流傳至“義陽世家”，為何反常地钤蓋不合宋人用印正常的朱文鑒藏印？試問“義陽世家”倘若真為“莆陽傅氏”族系後輩，那為何不講禮法地将收藏印钤蓋于“莆陽傅氏”上首，這是不符合儒家文化邏輯的。兩宋内府與私家書畫庋藏是收藏文化的高峰，鑒藏印在兩宋已正式形成，但由于鑒藏印使用的特殊性質，印學史對其關注及專題研究尚屬邊緣化。筆者通過對傳世書畫本體以及《宋史》等可據的文獻史料，考察兩宋用印典章制度，論證了鑒藏印自身風格的衍變，而這也是印學研究極易被忽略的。曆代鑒家對古代真僞存疑書畫的鑒定，也是帶有“保護”性的。所謂鑒真慎，棄之更慎！這是對學術的審慎、敬畏，也是為了保護古代作品的遞傳，應該給曆史留些空間。
作者：李路平 來源：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