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夢南
記者|楊海
編輯|從玉華
26歲這年，江夢南第一次聽到了布谷鳥的叫聲。
那是在清華大學校園裡，她晨跑時路過樹林，一種陌生的聲音傳入耳朵。她停下來，以便聽得更清晰些——重獲聽力後，分辨腦袋裡的聲音到底來自虛幻，還是現實，是她必須解決的一個難題。
在此之前，她清楚鳥叫是種“好聽的”“婉轉的”聲音，但從未體會過這些形容詞的真正含義。半歲時，她就因肺炎用藥物不當，導緻右耳失聰，左耳損失105分貝——幾乎相當于直升機起飛時聲響的聽力。
往後的日子，依靠助聽器，她得以生活在并非完全無聲的世界裡。
“那是種模糊的、混沌的聲音。”江夢南努力描述她此前26年的聽覺世界。
沒人知道那具體是種什麼樣的聲響。她是清華大學生物資訊學博士，克己的性格，再加上長期的科學訓練，讓她對“精準”有了種執念。但在有聲世界裡，她是個不折不扣的初入者，準确形容一種聲音，哪怕是常年環繞在她耳邊的聲音，也是件難以完成的事。
一直以來，她都是用其他方式去“聽”。父母從小就教會了她讀唇語，與她交流時，你不必刻意放慢語速。她手指觸覺靈敏，能感受出聲音的不同振動。某些時候，她甚至是個聽力過人的女孩，比如在嘈雜的環境裡，她會比普通人更容易“聽”懂對話内容。
父母還教會了她發聲、說話，甚至是家鄉湖南宜章縣的方言。她沒有上過特殊教育學校，而是一直在公立學校讀書。她沒有是以落下一節課程，甚至跳過級。從結果來看，她的求學經曆比大部分人都要順利，成為家鄉小鎮上近年來唯一一個考上重點大學，最終到清華念博士的學生。
2018年到清華大學報到前，她做了人工耳蝸植入手術。布谷鳥的叫聲、下雨時的嘩嘩聲、晚上的蟬鳴……這些曾經隻存在于文字和想象中的聲音，和整個世界一起，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1
江夢南出生在一個叫做莽山的瑤族小鎮，父母都是國中教師，也是鎮上為數不多講究生活情調的人。他們把詩意寄托在了女兒身上，孩子按民族習俗随母姓，名字是“歲月靜好，夢裡江南”的意思。
很長一段時間，江夢南的确是個安靜的孩子。她很少鬧人，從沒張口說過話。父母頻繁地在她身旁搖鑰匙，或者拍手，希望得到她的回應，大人們想盡辦法逗她笑，但大部分時候看到的都是她木讷的表情。
當地有種“打哇哇”的兒童遊戲，孩子們張開嘴持續發出“啊”的聲音，然後用手不停拍嘴巴。夢南也會模仿，她跟着其他孩子張嘴、做手勢，卻沒有聲音。
莽山因“林海莽莽，有蟒蛇出沒”得名，直到現在，這裡還分布着大片的原始森林。莽山鄉被群山包圍，到縣城還要80公裡，是全縣最偏僻的鄉鎮。上世紀90年代初，這裡沒有網際網路，被群山包圍出的狹小實體空間，幾乎建構出了小鎮居民的全部世界。
在這個封閉的環境裡，青年教師趙長軍有着讀書人的清高和驕傲。結婚後，他承包了山上的一處茶園，計劃着周末帶妻兒品茶賞花的田園生活。
他以知識分子自居，女兒還未出生，就自信“不能比别人的孩子差”，“最起碼也要上個重點大學，最好是清華北大。”
接受女兒聽不到的事實，是個漫長又痛苦的過程。夢南9個月大時，趙長軍夫婦帶着她去湖南湘雅醫院檢查，得出“極重度神經性耳聾”的結論。兩人不願相信，跑去另一家大型醫院做了同一套檢查，沒有意外，希望再次破滅。
江夢南3歲生日時，父母帶她到北京看病，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孩子3歲前，夫妻倆利用周末和假期，頻繁帶着夢南去長沙、北京等地看病。醫生們善意勸告，再看下去也是徒勞，“孩子大點就送到特教學校，學手語吧”。
夫妻曾把僅剩的希望寄托在助聽器上，但很快就被醫生告知，那沒有任何意義，“助聽器隻适合聽損低于95分貝的患者”。對當時的農村工薪家庭來說，幾千元一副的助聽器不是小數目，醫生擔心夢南戴上後，隻會把這個毫無作用的東西扯下摔掉。
那個時候，“十聾九啞”還是民間流行的說法。趙長軍夫婦也做了最壞的打算，有次在長沙從醫院出來後，他們去考察了當地的一所特殊教育學校。
“那些孩子已經放棄了開口說話的可能，跟着老師學手語，整個教室都是無聲的。”趙長軍回憶當時的場景。
夢南媽媽江文革有另外的顧慮，她不忍心孩子很小就要離開父母，在這裡學習另一套規則和處事方式。
夫妻二人都無法接受的，是讓自己的女兒徹底成為一個“聾啞人”，逐漸遠離主流社會，進入另一個生活圈子。
這幾乎讓趙長軍失去了理智，他坦承自己的說法可能會冒犯一些人，但當時确實被強烈的自尊沖昏了頭。這個鄉村教師主教數學，有時也會兼教生物，他一直是科學的忠實信徒。關于女兒的聽覺系統，那些他竭力接觸到的耳科專家，已經給出了他能得到的、最權威的答案。
現在，他不顧這些，整個腦袋被一種強烈的信念支配：“讓女兒成為正常人”。
“死馬當作活馬醫了。”他決定。
夢南的記憶中，小時候她喝過中藥，紮過針灸。父母給她嘗試過不少“偏方”，但都沒什麼用。
按照當時的政策，趙長軍夫婦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身邊很多親友也勸他們，把夢南送特教學校，再要一個，開始新生活。
趙長軍拒絕了所有人的好意，在這件事上，他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偏執，發誓“要把所有的愛都給女兒”。
四處奔波求醫需要不小的開銷，夫妻倆的工資很快就支撐不住。工作和照顧女兒之外，趙長軍把大把時間花在了茶園、果園上。那幾年，他被曬得黝黑，成了一個道地的茶農、果農。
小鎮上，這個知識分子的銳氣和底氣都消磨掉了不少。他不得不盤算如何增産，哪裡的收購價格更高。功利替代了浪漫，這與他理想的田園生活相去甚遠。
夢南小時候，每到暑假爸爸媽媽就會帶她去茶園玩，那是她記憶中一家人最快樂的時光。長大後她才知道，那是爸爸給她創造的沒有煩惱的世界。
煩惱和壓力藏在她看不到的地方。江文革記得，有時半夜正在睡覺，丈夫會突然坐起來，大聲尖叫，滿頭大汗，“又夢到了他最害怕的事情”。
茶園的收入暫時彌補了家庭開支，趙長軍沒有放棄助聽器，耳背式的太貴，他買了一台盒式的給女兒試。
那是台有些過時的機器，300多元，主機和當時的BP機大小相當。他和妻子先戴上，把功率調到最小，結果還是被巨大的聲響“吓了一跳”。
他們害怕女兒受不了，把功率逐漸上調，但一直調到最大，女兒對外界聲音還是沒有反應。
“幾乎相當于一個高音喇叭放在耳朵裡。”江文革說。
有時女兒睡覺，他們也不會取下她的助聽器。趙長軍清楚，女兒耳朵裡一直響着的，是一種“火車呼嘯般”的聲音。他心疼女兒，又盼望在某一個瞬間，女兒突然被巨響吵醒。
這種事從未發生過，以至于很長一段時間，夫妻倆都不知道自己在堅持什麼。每天早上，他們都會給女兒戴上助聽器，對着她“沒話找話”。
有時，趙長軍就像一個普通的父親那樣，自顧給女兒講故事。他沉浸在那樣的時刻，甚至忘了，女兒聽不到自己聲音的事實。
兒童時期的江夢南和父母一起，在家附近的小河邊。
2
夫妻二人對女兒發出聲音的期待，逐漸變成一種渴望。
别的家長為孩子的吵鬧心煩，但對他們來說，哪怕隻體驗一秒那種煩惱，都成了奢望。再往後，趙長軍降低了對女兒的期望，他不再妄想女兒能出人頭地。
“能從我這裡要錢，去小賣部買瓶醬油，我就心滿意足了。”他不得不面對現實，希望女兒未來能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即使這樣的期望，對當時的夢南來說，也有些過高了。做父母後，他們還沒聽到孩子喊出過“爸爸”“媽媽”。趙長軍夫婦教過夢南無數次，這兩個幾乎靠人類本能就能說出的音節。然後盯着女兒，渴望她喊出來，但每次得到的都是無聲的回答。
夢南1歲4個月時，夫妻二人不知第幾次帶着她去北京看病。結果和過去一樣，又是場無功而返的旅行。回到住處，夫妻兩人彼此沉默着打包行李，夢南在一旁擺弄玩具球，不小心把球滾落到了她夠不着的地方。
“媽媽。”
夫妻倆瞬間怔住。安靜的房間裡，他們都聽到了女兒的聲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聲，但不重要了，女兒有了主動發聲的意識，這足夠把他們從不斷重複的失望中拯救出來。
他們看着對方，激動得說不出話，甚至哭了起來。情緒平複後，一整晚，他們幾乎沒合眼，回味着女兒的那聲“啊啊”。兩人都從這一聲中得到了巨大滿足：江文革認為女兒喊的是“媽媽”，趙長軍則堅信那聲是在叫“爸爸”。
長大以後，夢南分析自己當年突然“說話”的原因——通過助聽器，她能聽到微弱的聲音，盡管無法辨識音源的方向，也聽不出聲音的内容。
“就像是亂碼。”她解釋那種聲場。通常情況下，助聽器唯一的作用隻是幫她感受周圍環境音的大小，以便調整自己說話的音量。
這種微弱的，看似毫無意義的聲音，成了她得以融入有聲世界的稻草。
從北京回到家後，趙長軍夫婦堅定了女兒可以發聲、可以正常說話的念頭。他們每天都抱着夢南，從最簡單的音節開始，對着鏡子練習口型，教她如何擺放舌頭。
一開始，夢南隻張口，沒有聲音。夫妻倆讓女兒摸着他們的喉嚨，感受聲帶振動，把她的手放在他們的嘴巴前，感受說話時的氣流。
江文革曾利用暑假，去長沙一家聾兒言語康複機構學習。她和幾歲的孩子一起上課，除了老師，整個教室就她一個大人。但這沒有妨礙她認真聽講，“畢業”時，她甚至拿到了宜章縣第一張“言語康複師”證書。
趙長軍買回有關耳科和言語康複的書籍，終日研讀。沒人知道那些書有什麼用，直到他“折騰”出一份《關于縣城内開設聾兒言語康複指導機構的可行性報告》，然後一個人帶上那幾頁紙去了郴州，交給了市殘聯。
“言語康複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康複。集中康複與家庭康複各有利弊，聾兒言語康複指導機構能充當兩者間的橋梁，教育訓練家長、跟蹤指導……”他在報告中分析道。
夢南逐漸學會了發聲，但她聽不到自己的聲音。與普通人不同，她不是靠聽覺記憶對比、糾正自己的發音，而是需要記住每個音節、每個字的口型，以及舌頭的形狀和擺放位置。
即便一切都做到完美，協調聲帶振動與口型變化，調動聲帶準确發音也是件難事。這是個不斷嘗試的過程，“每個字練習上千遍都是少的”，直到父母點頭。
看着還不懂事的孩子，趙長軍不知道這樣的訓練方式到底會有多大效果。他說這種方法很“蠢”，但他堅定，“蠢”也要“蠢”到最後。
夢南再大一點時，父母意識到他們的口音太重，開始讓女兒對着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練習。别人家的孩子都熱衷卡通片，夢南卻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新聞愛好者”——幾乎每天她都要拎着小闆凳，坐在家裡那台21寸的電視前，緊盯着播音員叔叔阿姨的嘴巴。
她一天至少要看三檔新聞節目，都是重播，因為有字幕。
這種集中的“聽”說能力訓練，一直持續到夢南6歲前。除了吐字不太清晰外，她趕上了同齡小朋友的言語水準，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自己的年齡——上國小前，她已經熟練掌握了拼音，也比同齡孩子識更多字。
現在，6歲前的記憶已經模糊，那段艱難的人生起步過程，也隻存在于父母的述說中，像是别人的故事。但她習得的技能永遠刻進了大腦，往後的日子裡，她既會面對命運的不公，也會得到命運的獨特饋贈。
3
從上國小開始，夢南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間位置。她需要讀老師口型“聽課”，但全程跟上老師的語速，幾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課堂上，有時需要邊聽邊看，有時老師會背對着同學講話。
大部分時候，她都是靠看闆書，然後自學趕進度。這占用了她大量的課餘時間，但又必須這麼做。或許是超出大多數同齡人的刻苦，也或許是缺失的聽力換來了驚人記憶力，她在自己的節奏裡按部就班，卻不經意就走在了前頭。
“她可以完全按照順序把成語詞典背到100多頁。”江文革說。
四年級暑假時，她就已經把五年級的課程學完。通過學校測試後，她直接跳到了六年級。
在學校裡，除了學習，夢南也在适應集體生活。她逐漸意識到了自己的特殊，别人在背後叫她時，不會得到任何回應。音樂課上，同學們一起唱歌，她隻能跟着念歌詞。
同學間談論周傑倫，她看到他們說出“這首歌好好聽”時，眼睛裡放着光。
一個周末下午，她坐在電腦前，戴上耳機。找到同學口中那些好聽的歌曲，把音量開到最大，努力感受。
“我也想知道‘好聽’是什麼感覺。”
整個下午，她聽到的都是虛無，連一句歌詞都對應不上。對她來說，音樂、旋律隻是些抽象的名詞、幾個普通的漢字，沒有多餘的意義。
趙長軍很早就預料到了女兒的煩惱，他總是對女兒說，“不要和别人比。”
“有些人近視，就需要戴眼鏡。有些人腿腳不好，就要拄拐杖。”他告訴女兒，“你和别人沒什麼不同，每個人都有難題，都需要自己克服。”
爸爸的話幾乎成了她的生存法則。未來的生活中，她會碰到更多困難：聽不到鬧鈴，不能獨自接打電話，在機場火車站時聽不到廣播……
每進入新階段，新的難題也會随之出現。到清華讀博士後，研究組七嘴八舌“頭腦風暴”，大家讨論得越激烈，她就越跟不上節奏。
但她總能找到自己的解決方式。醫生曾告訴她，因為聽力損失嚴重，平衡感會很差，很難學會騎自行車。現在，在清華校園裡，她每天騎自行車上下課，和其他人一樣輕松自如。
她不需要鬧鈴，而是學會了全程握住手機睡覺，每天喚醒她的是鬧鐘的振動。有時，聽不到也成了一種優勢：“我不用擔心睡覺時被人吵醒”。
趙長軍常常陷入一種沖突中，他想把女兒保護得嚴嚴實實，又不得不把她推出去，讓她學會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他承認女兒要比别的孩子懂事更早，但也從未将此當做一種欣慰。
他無法體會生活在一個無聲的世界是什麼感覺，“肯定很孤獨吧”。他決定成為女兒永遠的好朋友，一個随時都可以出現在她身旁的“老趙”。
談起爸爸，夢南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嚴格，而是他的幽默。小時候，她經常和爸爸一塊上山，挖一些野花野草，帶回家移栽到花盆裡，然後每天趴在一起，共同觀察記錄它們的變化。
直到現在，父女倆還保持着這種平等的關系。
小升初時，夢南考了全市第二名。她主動提出要去300多裡外的郴州六中上學，“不能一直在父母的保護下生活”。
媽媽不同意，爸爸沉默，兩人最終統一意見，尊重女兒的選擇。這是女兒第一次獨自一人到城市生活，江文革擔心那裡“車多、人多”，女兒聽力不好會有危險，會受同學欺負。開學後，每逢周末，她都會跑去郴州看望女兒。
在市區和媽媽一起時，夢南會挽住媽媽的胳膊，反客為主。
“過馬路要走斑馬線，一定要先看紅綠燈，再左右觀察，确定沒車時再走。”她叮囑媽媽，一臉嚴肅。
宿舍裡的女孩都是第一次離家，晚上都自顧自地哭了起來。夢南心軟，看不得這些，上前安慰她們。
很多人眼裡，夢南都是個對自己要求嚴格、又堅強的姑娘。她說自己從小就生活在一個“hard（困難）模式”的環境裡，時間長了，一切都變得尋常。
但更多時候，她也是個普通的姑娘，隻是沒讓人看到。剛到郴州六中時，面對新老師，她要重新适應他們的口型，這讓上課變得更難。她和舍友一樣想家，那天熄燈後，她躲在被窩裡哭了，沒有聲響。
2010年，她第一次參加聯考，成績超過了一本線。她不滿意自己的發揮，選擇了複讀。
當年湖南省的聯考作文題目是《早》。考場上她想到了小時候，父母每次天不亮就帶着她，提着大包小包，到鎮上路邊等車。他們帶女兒去看耳朵，長途汽車發車早。
她說自己是哭着寫下了這段經曆，出了考場就知道跑了題。成績出來後，她的強勢科國文剛過及格線，99分。
4
第二年，她考上了吉林大學。3000公裡遠的長春，她沒讓父母陪同，獨自乘火車去報到。
因為自己的經曆，她本想選擇醫學專業，但馬上又意識到醫生要和病人交流，有時病人也會戴口罩。她最終選了藥學，“一樣能治病救人的”。
大學裡不隻有學習，有時看着同學們上台表演才藝，唱歌、跳舞，她也會好奇自己的聲音。
“我的聲音好聽嗎？同學們會喜歡嗎？”
朋友會告訴她，她的聲音很溫柔。她習慣了控制着聲調說話，輕柔到不會讓人感到任何攻擊性。她聽不出别人的陰陽怪氣，也不會這種高階的說話技巧。
她喜歡和朋友交流，包括一起看電影，一起去KTV聚會。她更願意别人把她當成一個普通人，而不是處處遷就自己。
“唱歌不是目的對嗎？大家在一起開心就好啊。”她說。
有時候，大家真的會忘記她缺失的聽力。她和很多女孩一樣，愛健身，對時尚有品位，甚至在她身上能看到更多自信。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有種稀缺的感染力——對他人的真誠和善意。
在朋友眼裡，她是個很好的傾聽者，“她會真正關心你，有很強的共情能力。”
夢南說自己很少因為聽不到感到自卑，她很早就開始直面這個問題，而不是躲避。小時候，父母常帶她出門，讓她多跟人溝通。
“這是我女兒，她聽不到。”趙長軍總會這樣向别人介紹自己的女兒，毫不避諱。
在她面前，父母從來沒表現出過自卑。
某種程度上，夢南很大一部分世界，都是由父母幫助建構。他們已經盡可能放手，讓她自由成長，但有些時候，又不得充當女兒的耳朵，來彌補她缺失的聽力。
語言是她了解世界的方式，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夢南隻能通過父母學習語言。直到現在，她也不會罵人，因為父母從沒教過她。生氣時，她隻是用加重音調的“哼”“嗯”來表達情緒。
更早前，她甚至不知道世界上存在“髒話”。小時候，看到别人說髒字，她會問爸媽對方說了什麼。
“哎呀，我沒聽清。”趙長軍總是這樣回答。
他承認，自己的女兒可能比普通孩子更好教育，畢竟她接受的大部分資訊都來自父母。工作中，他接觸過不少問題少年，“就像聽力正常的聾子”。
有時候，他也會擔憂自己的教育方式——把太多灰色和不堪幫女兒過濾掉，讓她成長得太過單純善良，進入社會後會不會适應不了？
到最後，他都會說服自己，真誠待人至少不會得到壞結果，純潔善良的人也許會在小事上吃虧，但在大事上不會犯錯。
現在，夢南實作了趙長軍對她最初的期待，考上重點大學，然後走上象牙塔的塔尖。他笑着說，“莽山考進清華園的，恐怕是頭一個。”
事實上，夢南第一次叫他“爸爸”時，他就已經心滿意足。女兒後來的每一次突破、進步，也曾激活過他蜇伏的野心，隻不過他已經可以淡然面對，“都是錦上添花”。
一家三口在清華大學合影。
5
第一次聯考那年，夢南就有獲得真正聽力的機會。當時的一項公益項目，可以免費為她植入人工耳蝸。
這是一家人的大事，他們咨詢過長沙的醫生，對方不建議手術。一家人考慮手術風險，還有夢南已經完全掌握了與人溝通交流的能力，共同決定“保持現狀”。
2018年，夢南即将在吉林大學碩士畢業。一位長春當地的醫生看到她的故事後，托人“連哄帶騙”把她帶到了診室，勸她植入人工耳蝸。
“你已經走這麼遠了，為什麼不試試看，自己的人生還有多大的可能性？”她被醫生的這句話打動。
這年夏天，右耳成功植入人工耳蝸後，她重獲了失去26年的聽力。
一開始，在寂靜裡待得太久，她很不習慣這個有聲的世界。即使把耳蝸靈敏度調到很低的水準，她也無法承受外界的“吵鬧”。普通的環境音，都會讓她感到“視線都在震顫”。有時一個塑膠瓶輕輕倒地，她都會被吓一大跳。
逐漸适應後，她開始重新打量自己所處的世界，“它原本就很吵，這就是它一直的樣子”。每一種聲音都是新鮮的，汽車鳴笛聲、下課的鈴聲、雷雨聲……還有她一直想感受的歌聲。
現在，她喜歡聽舒緩的鋼琴曲，甚至溫習了周傑倫的歌，即使她還是很難聽懂。在清華校園裡，她騎着自行車，把手機直接連接配接上耳蝸，不需要通過振動，電信号直達大腦。那是獨屬于她一個人的時刻，“普通人很難感受到這種奇妙的體驗”。
她雖然能說話，也掌握了每個字的發音方式，但從來沒真正聽到過它們的發音。對她來說，如果閉上眼聽一個人說話，就像在聽一門完全沒學過的外語。
剛植入耳蝸的那段時間，夢南需要新的言語康複訓練。父母每天都跟女兒通視訊電話。他們先在筆記本把當天要練習的内容寫好，再擋住嘴，按順序念出來，讓夢南分辨。
“宜章縣”“莽山鄉”“打車”“請問車站怎麼走？”開始是字，接着是詞，然後是日常用語，密密麻麻記滿了兩個筆記本。
夢南無法記起小時候父母教她說話的過程，如今在某些瞬間，她說自己似乎體會到了20多年前，坐在媽媽懷裡，對着鏡子不斷練習口型的感覺。
恢複聽力後，夢南仍和父母保持着文字溝通的習慣，幾乎每天她都要跟爸爸媽媽發短信、微信。有一次，趙長軍沒注意女兒連續發來的資訊，緊接着，手機鈴聲響起。
電話接通，女兒顯得有些着急，确認沒有及時回複資訊的父母，是不是遇到了什麼問題。趙長軍告訴女兒隻是手機沒在身邊，父女二人寒暄一番，然後挂斷電話，沒人感到哪裡異常。
很快，趙長軍激動地跑向妻子。20多年來，他第一次在電話裡聽到了女兒的聲音。
（圖檔均由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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