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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千年對稱日，是公元1010年1月1日，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初八。此時的華夏江山，一派和平安甯景象。
四川眉山三十七歲的蘇序，正和三個兒子在家中共享父子天倫之樂，最小的兒子蘇洵剛滿半歲。蘇序并非出身于書香世家，也不指望自己的後代将來能文名鼎盛。雖然不為學，但蘇序為人豪邁慷慨、樂于行善。在豐年秋收後，他用多餘的糧食換成未脫粒的稻谷貯存起來。後來遇到荒年，他将貯存的谷物有條不紊地配置設定給族人和佃戶。時人愛戴，無有謗議。
至于二十九歲的夏王李德明，還要再過十年才會把都城從甯夏靈武遷到銀川去。他的妻子衛慕氏，正滿懷喜悅地看着七歲的長子李元昊學習弓馬騎射。衛慕氏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二十多年之後，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剁下謀反的舅舅衛慕山喜腦袋之後，再親手給自己奉上一杯毒酒。
浙江杭州四十二歲的林逋，已經開始在西湖邊的孤山上隐居。他既不娶妻也無子女，隻喜歡植梅養鶴，自謂“以梅為妻，以鶴為子”。他是一千年前的自然主義者，人生志向既不是嬌妻美妾兒女繞膝，也不是出将入相飛黃騰達，除了寫寫“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詩句外，“隻覺青山綠水與我情相宜。”
與山水相宜的，還有六十歲的畫家範寬。此時他已在家鄉陝西省的終南山和太華山中隐居了很久，峰巒、密林、林石和溪山，在他的眼裡無比親切。跟前輩李成相比，他的風格更加雄健有力。但當時其實也沒有多少前賢可模仿，他唯有師法自然。
十三年之後，筆力已臻化境的範寬畫了一張《溪山行旅圖》，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這巨幅山水既是他如今唯一被公認的傳世真迹，也是前後兩千年中國山水畫的無上傑作，更是那個時代文明成就的輝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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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八這一天，老者在感歎一年将盡，兒童卻滿懷欣喜的盼望過年。兩歲的幸福兒童歐陽修，并不知道一年後父親就将離世，自己将跟着母親範氏前往湖北随州投靠叔父歐陽晔。在之後的艱難歲月裡，因為家貧無錢買紙筆，範氏用蘆葦在灰土上教他識字。是以歐陽修雖然籍貫江西吉安、生于四川綿陽，卻是在江漢大地上開始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跟歐陽修一樣幼年喪父的，還有山東長山縣的朱說。朱說的母親在喪夫後改嫁，是以朱說随繼父朱文瀚姓朱。朱說此時已經二十一歲，正發奮苦讀準備科舉。後來更在寺廟中居住，每天隻煮一鍋粥，與腌制後的鹹菜分為四份，早晚各吃兩份，其他時間都用來讀書。五年後，朱說高中進士，迎回母親贍養的同時也恢複了自己本來的姓名：範仲淹。再過三十年，他将在嶽陽樓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
範仲淹後來在對陣西夏時提拔的名将狄青，此時隻有一歲，比歐陽修還小。範仲淹既知人善任，也不憚于裁汰冗員。在樞密副使（副宰相）任上時，他雷厲風行罷黜許多官吏，引來官場大震。樞密使富弼心有不忍，“範公一筆劃掉他們的名字容易，怎麼知道他們一家老小不都在哭泣呢？”範仲淹回答：“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
跟從千軍萬馬的科舉中熬出來的範仲淹不同，神童晏殊的天賦更加突出。此時年尚不滿二十歲的他，在秘書省負責校勘文章已有五年，而他的被提拔，完全因為一個人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五年前十四歲的晏殊因被宰相張知白推薦，以神童被召殿試。在決定人生命運的關鍵時刻，晏殊才思靈活，詩賦俱佳，滿朝贊歎。
此時宰相寇準卻聲言，應封晏殊的競争對手河北人姜蓋為官，因為晏殊是江南人。而宋太祖宋太宗立下一條不成文的用人規則：長江以南的人能不用就不用，一定要用也不可大用——因為晏殊是江南人，這就是原罪，這就是應該被朝野上下歧視的原因。
然後他聽到了一句話，“江南人又如何？唐朝的張九齡也是江南人，難道不是一代名相？”
改變晏殊命運的說話人，是大宋天子宋真宗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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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初八，趙恒很高興。他的侍妾李氏已經懷孕半年，趙恒希望這是一個兒子。趙恒之前曾經有五個兒子，全都幼年夭折了。幸好這次他将如願以償：李氏腹中的胎兒将在半年後平安降生，并在十二年後繼位。
因為古代資訊不暢，此時的趙恒不知道還有一個好消息等着他：遼國的蕭太後将在這個月死去，她死後出現的權力真空使得遼國内鬥不斷，更不會有南攻的用兵企圖。
實際上從五年前的澶淵之盟開始，宋朝的子民便開始享受自唐朝末年以來久違的和平。宋朝每年付出區區十萬銀和二十萬絹，就能換得遼國相安無事的承諾。而歲币的支出，不及用兵費用的百分之一。遼軍雖然已經攻到了離汴梁不到一百五十公裡的澶州，但也沒有能力再往前進一步。東亞的和平總體格局，就這樣因為宋遼罷兵而奠定下來。甚至遼國邊境發生饑荒，宋朝也會派人前往赈濟。
跟宋太祖和宋太宗不同，趙恒是宋朝第一個真正生于深宮之内、長于羅绮之中的皇帝。擺脫了戰事困擾的趙恒開始樂于為自己增光添彩，他在一年前到泰山封禅，成為了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禅泰山的皇帝。他下诏修書《冊府元龜》，冊府是皇帝的書庫，元龜是龜鑒之意，彙集千年來的曆代君臣事迹。天字第一号工程玉清昭應宮也已經于半年前動工，雖然這座奢華堪比阿房宮的宋代建築傑作，從始建到落成到最後被雷火所毀，一共不到二十年。
上一個千年對稱日，北宋在趙恒的寬仁緩政之下内無烽火、外無狼煙。雖然重文輕武忘戰必危的隐憂已經伏下，但經濟即将迎來蒸蒸日上的時節。四川成都已開始使用桑樹葉制成的“交子”進行大宗貨物交易；原産于越南高産、早熟、耐旱的“占城稻”也已被引入福建，即将北上進入江淮地區；江西著名的瓷器産地昌南鎮剛剛改名為景德鎮，商旅往來不絕；除制瓷外，紡織、染色、造紙等手工業均興盛蓬勃。
此時宋朝的GDP接近300億美金，約占當時世界比重的五分之一。陳寅恪曾感慨，“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從蘇洵這一代開始，宋朝即将看到《資治通鑒》和汝窯瓷器的問世，即将迎來精神和物質的文明巅峰。
七十年後蘇洵的兒子蘇轼被貶黃州團練，他在今日的湖北黃岡夜遊長江赤壁，寫下名垂後世的《赤壁賦》：“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蒼蒼。”
蘇轼筆下的武昌是鄂州，今日的鄂城市；漢江又名夏江，故夏口即漢江入長江的河口，今日的武漢。一千年前蘇轼眼中的故城，如今盡是黎民被創、鳥獸難安。或許換了在造物者的眼裡，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