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王建堂有一件值得他榮耀一世的事，那就是他父親王者成授予他的一面“死字旗”。
“七七”事變爆發，舉國上下群情激憤，地處四川偏遠山區的曲山鎮也沸騰了，日本鬼子欺人太甚，國軍節節敗退，前線戰況讓鎮上的一幫年青人心急如焚。王建堂就是其中的一個。
熱血沸騰的王建堂串連了百十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向縣長成雲章請纓殺敵。縣長将他們編入“安縣特征義勇隊”，納入縣府的“特征”任務中。
就在“義勇隊”即将出發前，縣長成雲章收到了一個包裹，寄件人是曲山鎮王者誠，收件人是他的兒子王建堂。
包裹裡是一塊大白布做成的旗幟，旗的正中寫着一個鬥大的“死”字。
縣長驚呆了，天底下哪有父親這樣給兒子送行的？他迫不及待的仔細端詳這面奇怪的“死字旗”，在“死”字右側寫着這樣的一行小字：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隻願你在民族分上盡忠。
“死”字左邊寫着：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随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
落款：父手谕。
縣長也是人父，是以他完全能夠了解書者王者誠的心境，可以體味出王建堂那白發老父書寫這面“死”字大旗時的一身豪氣，甚至能夠想像得出老者那隻飽經滄桑的手握着鬥筆在顫抖……
幾天後，四川軍管區給王家送來了一道光榮匾，匾上題着“父義子忠”四個大字，上款：義民王者誠送子出征光榮，下款：四川省軍管區司令贈。
國難當頭，有不計其數的父親送子參軍，但是以這樣悲壯的方式将兒子送上戰場的，在四川僅此一例，在全國也無出其右者。
王建堂就這樣背着“死字旗”，謹尊老父的“手谕”殺入了抗日戰場。
1940年，王建堂已經升任排長，他奉命帶領全排趁黑夜摸入湖南茶陵縣城，成功襲擊了駐守縣城的日軍一個中隊。日軍迅速派來援軍反攻奪城，于是團部增派一個連前來支援，并統一交由王建堂指揮。
雙方激戰了一晝夜，最後王建堂部僅有兩人負傷，日軍則傷亡過百，王建堂部完勝。鑒于王建堂機智頑強、指揮有方，王建堂榮獲甲級勳章一枚。
時刻把“死字旗”揣在懷裡的王建堂好似有神靈庇佑，在與日軍頻繁的交戰中，王建堂有兩次遭遇險境，最後卻都逢兇化吉，幸運地與死神擦肩而過。
第一次遇險，王建堂時任連副，有一天，連裡發饷時剩下一枚破銀元，官兵們都不想要，王建堂便自己留了下來。他順手把它放在了上衣口袋，時間久了也就忘了這事。
又一場戰鬥打響了，王建堂在帶兵沖鋒的時候突然中彈，他感到小腹右側一陣巨痛，他第一反應便是：這下完了，肯定沒命了。
但是，倔強的他仍堅持着往前沖，直到他的連隊占領了陣地，他才一屁股癱在地上······
王建堂這時才感覺到，負傷的部位居然不再滲血了，他低頭一看，上衣右下口袋被子彈打了個洞，估計子彈頭就是從這裡穿過去，最後擊中自己的。
王建堂叫來醫務兵，解開衣服才發現，那顆子彈打穿了他棉衣和内衣，卻被口袋裡的那枚殘破銀元擋了一道，子彈強大的沖擊力把銀元表面打凹變了型，還陷在了皮膚淺表層。
王建堂暗暗慶幸，多虧了那枚殘破的銀元擋住了子彈。同時，他也想起了那面“死字旗”，難道是……
不久後，王建堂升任連長，有一股日軍突然進犯，團部指令王建堂連阻擊日寇，阻擊陣地設在日軍必經的一個馬鞍形的山脊上，據我軍營地約二十多華裡，這裡地勢險要，我軍隻要占領了這裡，日軍根本不可能從這裡通過。
據情報分析，日軍距預設阻擊陣地較遠，是以，王建堂他們有充裕的時間趕往設伏地。
烈日當頭，酷暑難耐，王建堂他們熱得大汗淋漓，眼看着就要到達目的地，王建堂心裡在想，日軍估計一時半會還到不了，可以讓大家歇歇，喘口氣再準備迎敵。
部隊終于到達山凹，王建堂一路在前帶隊向山脊爬去。他的前腳剛踏上山脊，對面突然冒出三個頭戴鋼盔的日軍來，雙方都被對方吓了一跳，但日軍先于王建堂做出了反應，三支上着刺刀的槍同時向王建堂刺來。
王建堂也反應過來，他下意識地喊了聲：“鬼子！”，伸手去掏槍，卻沒想到躲避鬼子的刺刀。
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緊跟在王建堂身後的機槍手急中生智，飛起左腳猛的一個“掃堂腿”向王建堂掃去，王建堂立即向左倒地。
這麼一來，兩個日軍的刺刀便刺了個空，可還是沒有避開第三把日軍的刺刀，刺刀正巧偏離心髒，刺進了王建堂的右肋。
王建堂一倒地，三個鬼子就完全暴露在了機槍手的槍口下，他狠狠的一摟闆機，三個鬼子頓時被打成了篩子。
部隊迅速在馬鞍山脊展開，構築簡易工事，王建堂被送往戰地醫院搶救。但奇怪的是，除了已經被消滅的三個鬼子外，部隊守了一天一夜，卻未見到一個鬼子。
原來那三個鬼子是日軍的“尖兵”，他們與王建堂分别從山脊的兩邊往上爬，幾乎同步登上的山脊，日軍的後續部隊聽到槍聲，知道馬鞍山脊已被對方占領，原定的襲擊計劃已經無望實作，于是便撤了回去。
抗戰勝利後，王建堂活着回到了家鄉，他遺憾地告訴父親，那面沾滿鮮血、寫有父親“手谕”的“死字旗”在戰場上丢失了。
王軍堂依稀記得，“死字旗”一直珍藏在自己的軍用包挎裡，那次在馬鞍山凹負傷後，他昏昏沉沉的被送到了戰地救援隊搶救，等他術後清醒過來時，那個從不離身的挎包就不見了。
王建堂解甲歸田後，仍念念不忘那面寫着父親“手谕”的“死字旗”，上世紀八十年代，王建堂憑着記憶，找人複制了一面“死字旗”。
如今，這面“死字旗”珍藏在建川博物館，接受着後人緻敬和敬仰，她背後的故事将作為四川人的驕傲，被一代一代的後人傳頌、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