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王建堂有一件值得他荣耀一世的事，那就是他父亲王者成授予他的一面“死字旗”。
“七七”事变爆发，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地处四川偏远山区的曲山镇也沸腾了，日本鬼子欺人太甚，国军节节败退，前线战况让镇上的一帮年青人心急如焚。王建堂就是其中的一个。
热血沸腾的王建堂串连了百十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向县长成云章请缨杀敌。县长将他们编入“安县特征义勇队”，纳入县府的“特征”任务中。
就在“义勇队”即将出发前，县长成云章收到了一个包裹，寄件人是曲山镇王者诚，收件人是他的儿子王建堂。
包裹里是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
县长惊呆了，天底下哪有父亲这样给儿子送行的？他迫不及待的仔细端详这面奇怪的“死字旗”，在“死”字右侧写着这样的一行小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死”字左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
落款：父手谕。
县长也是人父，所以他完全能够理解书者王者诚的心境，可以体味出王建堂那白发老父书写这面“死”字大旗时的一身豪气，甚至能够想像得出老者那只饱经沧桑的手握着斗笔在颤抖……
几天后，四川军管区给王家送来了一道光荣匾，匾上题着“父义子忠”四个大字，上款：义民王者诚送子出征光荣，下款：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
国难当头，有不计其数的父亲送子参军，但是以这样悲壮的方式将儿子送上战场的，在四川仅此一例，在全国也无出其右者。
王建堂就这样背着“死字旗”，谨尊老父的“手谕”杀入了抗日战场。
1940年，王建堂已经升任排长，他奉命带领全排趁黑夜摸入湖南茶陵县城，成功袭击了驻守县城的日军一个中队。日军迅速派来援军反攻夺城，于是团部增派一个连前来支援，并统一交由王建堂指挥。
双方激战了一昼夜，最后王建堂部仅有两人负伤，日军则伤亡过百，王建堂部完胜。鉴于王建堂机智顽强、指挥有方，王建堂荣获甲级勋章一枚。
时刻把“死字旗”揣在怀里的王建堂好似有神灵庇佑，在与日军频繁的交战中，王建堂有两次遭遇险境，最后却都逢凶化吉，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一次遇险，王建堂时任连副，有一天，连里发饷时剩下一枚破银元，官兵们都不想要，王建堂便自己留了下来。他顺手把它放在了上衣口袋，时间久了也就忘了这事。
又一场战斗打响了，王建堂在带兵冲锋的时候突然中弹，他感到小腹右侧一阵巨痛，他第一反应便是：这下完了，肯定没命了。
但是，倔强的他仍坚持着往前冲，直到他的连队占领了阵地，他才一屁股瘫在地上······
王建堂这时才感觉到，负伤的部位居然不再渗血了，他低头一看，上衣右下口袋被子弹打了个洞，估计子弹头就是从这里穿过去，最后击中自己的。
王建堂叫来医务兵，解开衣服才发现，那颗子弹打穿了他棉衣和内衣，却被口袋里的那枚残破银元挡了一道，子弹强大的冲击力把银元表面打凹变了型，还陷在了皮肤浅表层。
王建堂暗暗庆幸，多亏了那枚残破的银元挡住了子弹。同时，他也想起了那面“死字旗”，难道是……
不久后，王建堂升任连长，有一股日军突然进犯，团部命令王建堂连阻击日寇，阻击阵地设在日军必经的一个马鞍形的山脊上，据我军营地约二十多华里，这里地势险要，我军只要占领了这里，日军根本不可能从这里通过。
据情报分析，日军距预设阻击阵地较远，因此，王建堂他们有充裕的时间赶往设伏地。
烈日当头，酷暑难耐，王建堂他们热得大汗淋漓，眼看着就要到达目的地，王建堂心里在想，日军估计一时半会还到不了，可以让大家歇歇，喘口气再准备迎敌。
部队终于到达山凹，王建堂一路在前带队向山脊爬去。他的前脚刚踏上山脊，对面突然冒出三个头戴钢盔的日军来，双方都被对方吓了一跳，但日军先于王建堂做出了反应，三支上着刺刀的枪同时向王建堂刺来。
王建堂也反应过来，他下意识地喊了声：“鬼子！”，伸手去掏枪，却没想到躲避鬼子的刺刀。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紧跟在王建堂身后的机枪手急中生智，飞起左脚猛的一个“扫堂腿”向王建堂扫去，王建堂立即向左倒地。
这么一来，两个日军的刺刀便刺了个空，可还是没有避开第三把日军的刺刀，刺刀正巧偏离心脏，刺进了王建堂的右肋。
王建堂一倒地，三个鬼子就完全暴露在了机枪手的枪口下，他狠狠的一搂板机，三个鬼子顿时被打成了筛子。
部队迅速在马鞍山脊展开，构筑简易工事，王建堂被送往战地医院抢救。但奇怪的是，除了已经被消灭的三个鬼子外，部队守了一天一夜，却未见到一个鬼子。
原来那三个鬼子是日军的“尖兵”，他们与王建堂分别从山脊的两边往上爬，几乎同步登上的山脊，日军的后续部队听到枪声，知道马鞍山脊已被对方占领，原定的袭击计划已经无望实现，于是便撤了回去。
抗战胜利后，王建堂活着回到了家乡，他遗憾地告诉父亲，那面沾满鲜血、写有父亲“手谕”的“死字旗”在战场上丢失了。
王军堂依稀记得，“死字旗”一直珍藏在自己的军用包挎里，那次在马鞍山凹负伤后，他昏昏沉沉的被送到了战地救援队抢救，等他术后清醒过来时，那个从不离身的挎包就不见了。
王建堂解甲归田后，仍念念不忘那面写着父亲“手谕”的“死字旗”，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建堂凭着记忆，找人复制了一面“死字旗”。
如今，这面“死字旗”珍藏在建川博物馆，接受着后人致敬和敬仰，她背后的故事将作为四川人的骄傲，被一代一代的后人传颂、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