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洋洋｜新舊中西之間：晚清“新學書目”中曆史類書目的編纂與史學思想

作者：程洋洋

來源：“史學史學步”微信公衆号

原文刊載于《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21年上卷

《晚清新學書目提要》（圖源：網絡）

晚清，随着西學東漸的不斷深入，西方各類著述被譯介到中國。為了讓人們更好地了解這些西學著述，一股編纂“新學書目”的高潮興起，出版了大量介紹新學書籍的目錄學著作。這些新學書目，往往收錄諸多曆史類著述，并通過類序、提要等多種方式，對收錄的曆史類著述進行評論，蘊含着豐富的史學思想，反映了舊史學向新史學轉換過程中的諸多史學理念，值得深入探讨。筆者不揣淺陋，試對曆史類書目提要的編纂、史學思想以及在傳統史學向新史學轉換過程中的作用進行探讨。

一　曆史類書目的編纂特征

經筆者核查，晚清問世的“新學書目”共有30種，包含了各種不同的目錄學形式，隐含着不同的編纂目的。其中有綜合書目，如《增版東西學書錄》《新學書目提要》等；有專科書目，如《算學書目提要》《農務要書簡明目錄》《列國史學書目提要》等；有官方性質的書目，如《京師大學堂暫定各學堂應用書目》《考察政治大臣譯書提要》等；有私家所編書目，如梁啟超、徐維則、趙惟熙、顧燮光、沈兆祎等人所編目錄；有導讀書目，如《西學書目答問》《東西學書錄提要總叙》《初學讀書要略》等。這些新學書目所著錄的圖書涵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各領域，内容龐雜，其中也包含大量曆史類圖書。據筆者統計，晚清問世的30種新學書目中，著錄曆史類圖書的書目有10種，他們分别是《西學書目表》《日本書目志》《西學書目答問》《東籍月旦》《增版東西學書錄》《新學書目提要》《江南制造局譯書提要》《譯書經眼錄》《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上海制造局譯印圖書目錄》。這些“新學書目”中的曆史類書目在細目劃分上各有特點，或不再分目，而是簡單羅列圖書，如《西學書目表》《新學書目提要》《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江南制造局譯書提要》《上海制造局譯印圖書目錄》等，《江南制造局譯書提要》就羅列《四裔編年表》《埏纮外乘》《俄國新志》《法國新志》《東方時局論略》《西美戰史》等；或分目詳盡，如《日本書目志》《東籍月旦》《增版東西學書錄》《譯書經眼錄》等，在曆史類下又進一步細分，《東籍月旦》就把曆史類圖書分為“世界史（附西洋史）、東洋史（附中國史）、日本史、泰西國别史、雜史、史論、史學、傳記”，《增版東西學書錄》則将曆史類圖書分為“通史、編年、古史、專史、政記、戰記、帝王傳、臣民傳記”等。這種細目的劃分既保留了中國傳統史部分類中的通史、編年和傳記等類目，也相應地增加了世界史、國别史、政記、戰記等反映近代世界史學發展的新類目，其類目設定一方面繼承和完善了傳統史部目錄的分類，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的類目，展現了晚清新舊交替時期史學發展的新特點。

第一，反映社會現實。晚清中國經曆了鴉片戰争、甲午中日戰争等多次外國侵略戰争，簽訂了各種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國家面臨滅亡的危險。有識之士為挽救中國，掀起洋務運動，推動維新變法，采取了各種救國措施。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曆史類書目所著錄的史書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充分反映了晚清面對帝國主義侵略，國人抵禦外侮和變法圖強的社會現實。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著錄各國戰争史著作較多，《西學書目表》“史志類”著錄《普法戰紀》《東方交涉記》《中東戰紀本末》等書目，《增版東西學書錄》“史志類”著錄《俄土戰紀》《閩江觀戰記》《中東戰紀本末》《記美日兩國戰争緣起》等書目，《新學書目提要》“曆史類”著錄《普奧戰史》《近世海戰史》《俄國蠶食亞洲史略》等各國戰史；二是著錄各國變法史著作較多，如《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史類”著錄《大英十九周新史》《埃及變政史略》等書目，《新學書目提要》“曆史類”著錄《英國維新史》《日本維新慷慨史》等書目。這些有關各國戰史、變法史的書籍所記載的曆史内容，在某種程度上與晚清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形勢極其相似，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中國要想自強，必須抵抗外侮，必須變法。“新學書目”編纂者試圖通過著錄各國戰史和變法史等來達到警醒國人的目的，并希望國人借鑒各國曆史經驗，挽中華民族于水火。由此可以看出，曆史類書目對晚清西方史著的歸類及介紹，反映了晚清知識階層對當時社會問題的認知，并試圖以各國曆史來影射當時中國的現狀，幫助人們從西方曆史中汲取經驗教訓。

第二，展現世界眼光。晚清“新學書目”中曆史類書目在著錄方式和著錄内容上受新史學思潮的影響，着重于展現社會進化和人類文明的發展狀況。如曆史類書目在進行圖書分類時，往往把反映世界曆史的史書放在最前面，《萬國史記》《西洋史要》《萬國曆史》等在各種新學書目的曆史類目中都名列前端。緊随這些世界史著述的是各類反映文明、進步的曆史書籍，如《支那文明史》《現今世界大勢論》《未來世界論》等。章太炎曾言：“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是以，在曆史類書目的圖書分類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編纂者剔除了傳統史部“一家一姓”的分類标準，取消了記載帝王将相的“正史”，而以反映社會曆史發展變化的“通史”取而代之，以整體的、世界的眼光看待曆史，這是晚清史學發展在目錄學領域的反映。

可以這樣說，晚清“新學書目”中曆史類書目的編纂，時代特點突出，它們雖未完全擺脫傳統的史部分類特點，但是它能由首列記載“一家一姓”的史籍轉變為首列記載整個世界、整個國家和整個國民的史籍，這無疑是一種重大突破。

餘嘉錫曾将傳統目錄分為三類，一是“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二是“有小序而無解題者”，三是“小序解題并無，隻著書名者”。中國古代目錄學家通過這樣的形式，排列、評論圖書典籍，表達了自身的思想價值取向。與傳統目錄學相比，“新學書目”隻有兩類，一類是有小序和解題（提要）的書目，一類是無小序和解題（提要）的書目。新學書目作者通過小序和解題，同樣表達了自己的思想觀念，而其中的曆史類書目則表達了作者豐富的史學思想，既有對史書編纂的認識，也蘊含了晚清學者的政治訴求。

二　曆史類書目提要對域外史書編纂法的評判

晚清時期，在梁啟超的倡導下，“新史學”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在其思想的影響下，學者們逐漸用新史學的觀點重新思考中國曆史和史學。但是，新史學的倡導者們畢竟是在傳統經史之學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長期受到傳統經史之學的訓練。是以，在“新學書目”的曆史類書目提要中，筆者發現書目作者經常以中國古代曆史編纂學的理論與方法來評判域外新書，頗有以中觀西、以中衡西的特點。

（一）對域外史書體例的探讨

其一，對域外史書名實問題的讨論。史書編纂必須名實相符，即“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強調史書标題應能準确概括其内容，名與實要相符。晚清學者在曆史類書目提要中對外國史書的名實問題進行評論時，明顯承襲了傳統史家的觀點。

日本松村介石的《萬國興亡史》以追溯人種曆史起源與發展為宗旨，其叙事唯缺東洋各國，顧燮光對此表示不滿，指出“且命名‘萬國’而阙東洋各國，揆之著書之例，未免名實不符之诮”。同樣，他評論日本人雨谷羔太郎的《世界史要》，指出：“至此書之所紀皆西洋之事，東洋曆史概付阙如，于世界史之名稱不無沖突，顧泰西以文明自诩，雄長地球之心，淩滅他人之志，視世界中無一國可與相并，故恒稱其史為世界史，實則世界史即西洋史耳。”認為此書雖名為《世界史要》，但對東洋曆史卻隻字未提，與其說是世界史，還不如說是西洋史。沈兆祎也注意到了此類問題，他評論上海作新社出版的《萬國曆史》時，稱此書“惟所述諸事不及亞細亞諸邦而辄命曰‘萬國’，此其名義之未安也”。評毗陵周維翰編撰的《西史綱目》，指出“此書标名曰‘西史綱目’而用《四裔編年表》為綱，是又合東西兩史并而為一，未免名實不符”。如此種種，皆是“新學書目”作者對外國史書名實問題的評判。

總體來看，以上名實不符的史書，大多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那些以所謂“世界史”“萬國史”命名的曆史著作，往往對東亞曆史略寫甚至隻字不提。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處于劣勢的東亞各國受西歐各國的壓迫與侵略，國際地位低下。是以學者在撰寫史書時，對于東亞各國的曆史也選擇視而不見，有着“歐洲中心論”的觀念，名實不符是當時大多數外國史書的通病。“新學書目”作者對外國史書求名責實，與其說是讨論史書名實問題，不如說是民族本位意識的展現。

其二，對域外史書體例問題的評論。在史書編纂體例上，晚清學者對曆史類書目提要多次強調要嚴謹且完善，對于體例不一的史書給予了批評。英人羅培索叟的《讷耳遜傳》記事實不記年月，顧燮光認為：“惟所記事實皆無年月，無以資學者參考，此則體例之未盡善者矣。”在《萬國興亡史》體例的問題上，沈兆祎指出：“篇中叙埃及數國之興衰，或一種一族之起滅，即謂備萬國之興亡，似與體例不合。”認為該書隻記載埃及等幾個國家的興衰和種族的興滅，便稱萬國興亡史，以少數國家代表萬國，以偏概全，體例極不嚴謹。沈兆祎還評日本東京社出版的《萬國史綱目》，指出“其體例仿朱子《綱目》，用編年體，每條皆立一綱，其目則低一格，叙事頗為簡潔，宜于中國人腦質，但近今西史之佳構無不用紀事本末體，舊裁之作萬不能及新著矣”。認為近代以來西方曆史著作在體裁上皆以紀事本末體為佳構，而《萬國史綱目》一味承襲舊的綱目體裁而不知變革，落後于時代。趙惟熙評李提摩太所譯《列國變通興盛記》，指出“是書雜論各國變政等事，體例未善”。所有這些，都是從編纂體例上指出外國史著存在的問題。

完善的史書體例是史書編纂的先決條件，傳統史書的編纂如此，近代史書的編纂亦是如此，這是一條不變的法則。正如曆史類書目提要的評論所言，史書體例不能一味模仿，而應根據史學的發展不斷變革，即“舊裁之作萬不能及新著”。此外，史書的形式與内容是互相制約的關系，史書的體裁體例要能充分展示史書的内容，而史書内容的撰寫也應該符合史書的體例，否則就會義例乖張，無法很好地展示曆史的内容，給讀史者造成麻煩。在史書體例問題上，晚清士人繼承傳統史家的觀點，從體例角度評判外國史著，很多見解值得深入思考。

此外，“新學書目”作者對史書文筆和翻譯也有極高要求，在提要中贊賞史文簡潔爽勁，反對叙事冗長澀滞。如稱贊《西洋史要》文筆清新，稱贊《法蘭西今世史》文筆修潔，稱贊《東洋女權萌芽小史》譯筆瞻雅，稱贊《十九世紀外交史》譯筆淵懿雅達，稱贊《未來世界論》譯筆頗功等。批評《東西洋倫理學史》内容蕪雜、《吉田松陰》語言繁雜等。曆史類書目提要所關注的這些問題，對于我們今天的修史工作來說也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

（二）評價域外史書的原則和方法

“新學書目”作者在評價域外史書時，經常以“信史”“實錄”為原則來衡量外國史著的價值。在評價域外史書的方法上，“新學書目”作者往往态度公允、折中至當，注重考察曆史條件對史書優劣的影響。

其一，對域外史書實錄問題的評論。傳統曆史書目編纂特别重視“實錄”和“信史”，孔子、司馬遷、劉勰、劉知幾和章學誠等優秀史家都從理論層面對“實錄”和“信史”進行過讨論，并把撰成“實錄”式著作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标。盡管他們所論“實錄”“信史”的内涵各不相同，但他們所倡導的“求真”理念對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近代史家繼承這一思想并不斷發展，在曆史類書目提要中，編纂者經常以“實錄”“信史”來衡評外國史著的價值。

一是用“粉飾”“失實”“阿谀”等詞語來表達對撰史不實作象的不滿。顧燮光在評日本坂口楧次郎所著的《成吉思汗少年史》時，指出“于每節後附以案語，援古證今，尚足以資考鏡，惟間有粉飾失實處”。“粉飾”一詞便能說明此書叙事有失真之處。在評日本綠岡隐士的《清俄關系》時，顧燮光也用“粉飾”表示不滿，指出：“惟其言鹹豐八年各事，雖詳于叙述而多粉飾之詞，殆猶有所顧忌欤。”同樣，在《新學書目提要》中，沈兆祎也喜歡用“粉飾”批評當時的史學著作，指出它們記事的不實之處。他在評日本幸田有成所著《亞曆山大》時，指出“曆史學家每叙其功勳于其失德之處均粉飾其詞”，稱毗陵周維翰的《西史綱目》“于越、緬之失以有關于本朝之體統，概置不錄，此二千年來中國史家之陋習，此亦蹈其弊而不之覺，将終無實錄、無信史矣”。對于日本史家笹川種郎所著的《嶽飛》，沈兆祎認為“是編意主鋪張，不求考核，故未免踵訛襲謬”，批評可謂言辭激烈。以上事實均表明，“新學書目”作者對史書中出現的曲筆、諱飾顯然是持批評态度的。

二是對宗教類内容的批判。域外史書往往會包含很多宗教類的内容，這些内容在“新學書目”作者的眼中，往往與“求真”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以，凡是史書中包含的與宗教相關的内容，書目作者定會對它的真實性産生懷疑。例如法國駝懊屢原的《西洋通史前編》，顧燮光認為該書有些内容依據宗教書籍，不足取信，所謂“神代紀多本教書，荒誕不足信”。沈兆祎在評價《西史綱目》時也指出：“今本所載皆出于教門之附會，支離荒誕，甚于中國盤古、三皇龍頭蛇身諸語，稗史家樂道其說，著者采引甚多，而各國政治反多有阙略。”認為書中所載宗教附會之說較中國盤古、三皇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引用甚多，反而忽略了應該詳細記載的各國政治，于理未安。

其二，評價域外史書的方法。“新學書目”中曆史類書目提要在評價域外史書時，有自己獨特的評史方法，展現出時代的特點。

一是分辨優劣，實事求是。書目作者品評域外史書，能夠秉持一分為二的态度，指瑕見美，分辨優劣，客觀公允，既肯定其價值，又指出其缺陷。徐維則評日本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其提要雲：“書雖甚略，然五洲各國治亂興衰之故頗能摘抉要領，讀西史者姑先從事是書，以知大略。”指出此書雖然簡略，但能夠抓住各國治亂興衰之故，提綱挈領，讀之可知五洲各國興衰原因，适宜初學西史者讀之，态度客觀公正。其評英人艾約瑟《歐洲史略》：“全書以事為綱，不分國隸事，體例似紀事本末，遠勝《萬國史記》及《通鑒》，每卷後有總結一篇，蓋仿中史論贊，頗為醒目，雖譯筆未佳，讀之可知遠西、中古、近今成迹也。”既不過分誇大此書的優點，又不忽視其缺點，令人心服。顧燮光評日本占部百太郎的《近世露西亞》，同樣能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指出該書“體例甚為完善，叙露之内政或傷于簡略，且于他書不無異同，而于外交無一字言及，尤不足餍讀者之心”。諸如此類，均展現了書目編纂者客觀公允的史學批評态度。

二是結合現實，知世論書。書目作者在評論史書時，能夠結合現實，考察史書優劣。顧燮光評日本高山林次郎的《釋迦牟尼傳》雲：“至按語雲中國所傳釋迦行狀多誤謬不經，不考著者所據之書貿然言之，崇拜外人之心何其摯耶？”指出該書未能細緻考證，在西學東漸大潮中對西人史著往往有盲目崇信之弊端。顧燮光評《近世露西亞》雲：“蓋俄人政策素尚陰險詭秘，雖以日人善觇人國亦不能得其底蘊，故可畏矣。”俄國作為瓜分中國的列強，其本性非常殘酷而狡詐，書目作者在評論史書時對其陰險詭詐的揭露，正是基于晚清社會現實而做出的判斷。沈兆祎評上海群誼譯社出版的《印度滅亡戰史》，指出“能使五千餘年之文明，二十餘萬裡之土地，二萬萬人口之大族，不數十年而盡歸歐人之掌握，藉商力以滅人國，固白皙種人之長計，此書所叙亦中國内視之鑒”。印度有着悠久的曆史、廣闊的土地和衆多的人民，近代時期卻很快淪為别人的殖民地，中國與印度同為大國，在近代亦受他國踐踏，沒有近代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現實，作者很難有這樣的議論。這是基于中國的現實而做出的符合曆史實際的反思。結合現實，知世論書，書目作者使晚清曆史類書目提要具有了一層不同于其他書目提要的憂患意識。

三是評價人物，折中至當。書目作者在點評相關曆史人物時，往往折中至當。在曆史類書目提要中，編纂者著錄了相當多的外國曆史人物傳記。在對這些人物進行評價時，批評者不偏激、不苛刻，态度客觀公允。美克拉哥所著《恺撒》一書，雖為恺撒傳記，然頗能展現當日之世界形勢。顧燮光稱：“恺撒為羅馬首傑，以善戰稱，然嗜殺成性，卒不得其死，豈非不學無術之為累乎？”恺撒雖為羅馬第一傑出人物，且以善戰著稱，但其嗜殺之本性造成自身的悲劇，顧燮光能客觀評判恺撒，實為難能可貴。與顧燮光相比，沈兆祎對相關曆史人物的評價就更加全面而深刻了。他評日本幸田有成所著《亞曆山大》一書，指出：“《萬國史綱目》直書曰亞曆山王取埃及于法，甚合，獨是亞曆山大之戰功固昭昭在人耳目間，然聽婦人之言而焚波都，信讒言而戮忠臣，因醉而殺良将，皆為名譽上之一大污點。”沈兆祎在肯定亞曆山大功績的基礎上，也同時列舉了他三大污點，毫無隐諱。對于拿破侖的為人，沈兆祎也同樣實事求是地進行評論，他在評論日本土井晚翠的《拿破侖傳》時稱：“雖然，拿破侖之心之才誠雄大矣，而其意見則私而不公，其胸襟則狹而不宏，故其用兵也得志則驕，矢志則餒，見莫斯科之塔大呼落我掌中，自困于哥薩克之兵，而五十萬之大軍所存尚不足四分之一，斯時神氣之沮喪如苻堅之敗于淝水，草木皆兵焉。”這段話很清楚地指明了拿破侖在用兵以及性格上的缺陷，态度公允。

總之，書目作者由評論曆史人物傳記的寫作而評論曆史人物，态度客觀中肯，值得肯定。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處在中國史學由傳統向近代轉型過程中的晚清學人，在評價域外史書時，一方面未完全擺脫中國傳統的評史标準，另一方面又有了新的評價史書的方法，反映了晚清史學新舊交替發展時期的一些特點。

三　曆史類書目提要所蘊含的曆史觀念和政治訴求

由于特殊的曆史背景，晚清史學在繼承傳統史學借鑒和資治的社會功能的基礎上，有感于民族危亡的社會現實，增加了諸多對家國情懷的關注。柳诒徵曾言：“我們研究曆史的最後目的，就在乎應用。不但用此以處理一己之事，且可是以以推之各方面。如國與國之關系，種族與種族之關系等等。”梁啟超也說：“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是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學者在撰寫“新學書目”時将史學與現實緊密結合，展現了新史學積極入世的特點。

（一）書目作者用興亡史、變法史和民族本位意識來表達強烈的政治訴求

首先，外國興亡史引起了書目作者的特殊關注。從晚清的國際形勢來看，挽救民族危亡是國人最緊迫的任務。反映到史學上，亡國史的編譯研究成為當時域外史研究中數量最多的一類，“據粗略統計，1900年至1911年間出版的亡國史論著（包括雜志所刊）便在50種以上”。由此表明，晚清史家對曆史的評述已由對曆史本身的思考上升至對國家興亡的思考。為此，書目作者在撰寫新學書目提要時，有意無意地将國家興亡的訴求摻入其中。顧燮光為日本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撰寫提要，指出：“篇中言埃主濟度開蘇彜士河失計于前，威斯主醉歐風失計于後，負債累累，權落外人，黨同伐異，各私其國而埃及亡矣。國債、客卿足亡人國，可畏也夫！”他在此書的評論中将埃及滅亡的情況與中國做對比，“負債累累”“黨同伐異”等詞語皆可說明，“可畏也夫”将其立足晚清社會悲天憫人的心情表露無遺。沈兆祎為《印度滅亡戰史》撰寫提要，指出印度滅亡“亦中國内視之鑒”，“彼處印度之東而立國于亞洲大陸者能以印度為鑒戒”，以他國滅亡為警示的目的躍然紙上。總之，晚清學者基于對帝國主義侵略本性的認識，在評價外國史書時，特别對東方一些國家的亡國情況做了考察，其擔憂中國亡國滅種之心尤為殷切。

其次，書目作者以評論變法史來表達強國訴求。晚清學者對各國變法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日、英、俄、德等國，尤以日本為盛。康有為特别關注日本的變法史，在《日本書目志》中列舉了204種關于日本的曆史書籍，并在著錄的書籍之後附有識語：“吾中國言變法數十年，而每變一法，弊端百出，反而守舊者藉口為攻擊之地，而國未嘗少收其效。”并指出：“今考日本之史，若《日本文明史》《開化起源史》《大政三遷史》《明治曆史》《政史》《太平記》《近世史略》《近世太平記》《三十年史》，皆變政之迹存焉。”由此我們知道，康有為把日本的富強歸功于變法運動，并極力贊同和支援中國效仿日本，進行變法改革。除康有為外，徐維則也對日本變法進行了思考，他在日本東京博文館編輯的《日本維新三十年史》的提要中說：“得是書可以研究三十年維新之進步、泰東變法得失之林、亞洲政界先路之導，洵傑作也。”顧燮光對日本變法也有深刻認識，他在評價日本阿東處士、田島象二的《明治中興雲台圖錄》時，對日本變法圖強且走上富強之路贊賞至極，指出：“日本明治變法二十年，名震全球，為亞洲雄國，雖由睦仁之力排衆議以求維新，然其得人之盛有足稱者。”并進一步得出“讀此書者知變法自強之際非一手一足所可奏效，則是以廣學校、開民智者可不亟亟圖之哉”的結論。另外，沈兆祎和顧燮光還從評價變法史著引發對變法改革的深入思考，提出了變法的具體主張，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沈兆祎認為變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需要依靠政府以及國民的支援，是以并非易事。他在評價嘉定秦蘅江編輯的《東洋分國史》時明确指出：“夫政體之改革為事之所最難，法之三次革命、英之革命、美之革命大抵數十年、數百年而其事始成，其願始償，明治之維新若是易易者，非出于政府數人之力，全恃國民運動而成。”而顧燮光對變法的看法集中在對他國變法的借鑒和完善上。法賽那布所著《歐洲列國變法史》引起顧燮光的關注，他指出：“歐洲各國之變法也，成于十九周以後，遠因近果各有不同，英之變法也以和平，法之變法也以擾亂，若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各國，皆以外侮日迫而不能不變者，蓋所處之勢不同，故調劑維持之道遂異，其足為我借鑒者一也。”其中所講“外侮日迫”與晚清中國狀況近似，“為我借鑒”則明确道出了作者的心聲。書目作者對各國變法史的研究和看法，嚴格來說，普遍代表了當時人們對中國變法并走上自強之路的政治訴求。戊戌變法失敗後，面對頑固派的鎮壓，先進學者并未退縮，而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對變法不斷進行反思，其深厚的家國情懷令人感動。

最後，書目作者提倡民族本位意識以呼籲民族覺醒。18世紀後期以來，歐洲中心論開始擡頭。反映到史學上，外國學者在撰寫世界史、萬國史時往往忽視對中國曆史的描述。梁啟超曾痛心地指出：“日本人所謂世界史、萬國史者，實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覺世界為彼等所專有者然。”“天野為之所著《萬國曆史》，其自叙乃至謂東方民族，無可以廁人于世界史中之價值。此在日本或猶可言，若吾中國，則安能忍此也。近年以來，知其謬者漸多。”外國史家撰寫世界史的自尊自大，已經引起梁啟超的強烈不滿。顧燮光也對外國史家所著世界史忽視中國曆史的現象做出了批評。他在評論作新社譯的《萬國曆史》時指出“惟所述諸事不及亞細亞諸邦，于命名‘萬國’未免不順”。沈兆祎對日本松平康國原所著《世界近世史》中詳西略中的弊端也進行了批評，“論全書之體段，于部分之得宜不無缺憾，然其于封建而君主、由君主而共和，列國大事叙述纂詳，但于歐西雖詳而于中國甚略，中國之專制于曆史頗為特色”，“蓋自周以至漢初為專制未盛之時，自漢景、武以後至清初為專制猶有憾之時，自康熙平三藩以後為專制之術極巧、極工之時，特叙三藩者，慨中國專制之進步有百世而不易者”。沈兆祎所論專制主義特性，我們可以不必贊成，但他的本意是在說明中國有悠久的曆史以及豐富的典章制度，必須被寫入世界曆史，其背後蘊藏的深厚的民族意識不言自明。對于一味崇尚外國，不知本朝掌故，以至于數典忘祖的現象，書目作者在提要中也多次進行批評，指出“隐名而模仿外人，真無愛國思想矣”。通過評史書将民族自強與愛國結合起來的做法，與晚清曆史潮流相呼應。

（二）書目作者用進化論觀念表達救國心态

在曆史類書目提要中，書目作者多批評舊史，倡導新史。其根本原因是傳統史學已經不能滿足晚清社會救國的需要。沈兆祎是書目作者中信奉進化論的代表之一，他所撰寫的《新學書目提要》與其他書目提要不同，其提要常有超過千字的評點，思想性極強。沈兆祎對舊史學持批判态度，在《新學書目提要》“曆史類”小序中，首先就亮明了觀點：“曆史一門最切近于今日學界，亦莫難于今日學界。舊日乙部充棟盈車，乃者世變相扔，兼以智識日籲，前人窳例、曆代破書，語其為體既不足言囊括之功，論其立言亦無當于一映之用，東鄰産貓之喻，一姓家譜之譏，取而代之，改弦而更張之，固時哲之用心，亦當世之先急矣。”很顯然，沈兆祎将舊史學稱為“前人窳例”“曆代破書”，所記不過是“東鄰産貓”“一姓家譜”而已，無法适應時代的發展，是以他明确提出了改變舊史學、提倡新史學應為當務之急的主張。在小序中，他還表明了自己對進化論的了解：“天演留良之論，非虛委之自生自滅而已，必欲摧陷廓清，亦豈宏獎之意？”認為進化論并非事物的自生自滅，而是要打破正常、順應時勢。沈兆神這種批判舊史學、提倡新史學的主張在書目提要中亦多有展現。如他評論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的《泰西通史》時說：“夫史者非徒為陳人塑繪其面目而已，一群一族之漸長、一文一野之遞嬗，始必有其所由來，後必有其所終極，研究史學唯此焉賴。”由對舊史的批判進而轉變為對進化論的思考。除對舊史學予以批評外，在沈兆祎所撰寫的書目提要中，“公理”“公例”等詞語亦屢見不鮮。如在評論桃源戴彬編譯的《亞美利加洲通史》時，沈兆祎說：“政黨之競争亦立憲國無形之天演，然合衆國之設銀行必壟斷通國财政，大有損于社會之利益，駕革孫之排之距之，公例也。”在評價雨谷羔太郎、坂田厚允所著《世界史要》時說：“甚矣文化之消長與國勢之強弱互為因果，世界雖變遷而皆不能出乎公例之外。”由此可見，彰揚新史學、倡導進化論已成為晚清學者的一項使命。

注重探究曆史因果，也是曆史類書目提要的主旨之一。“接受進化論者多注重探究曆史的因果”，這裡所講的曆史因果，就是承認曆史發展存在規律，并且承認這種規律是可以探求的。顧燮光在評論日本澀江保所著《波蘭滅亡史》時有這樣一段論述：“推論波蘭滅亡之三原因，一國王公選之弊，二外國幹涉之禍，三人民不得與政治之故，言之極詳，堪為殷鑒。惟推其受福之深，則在教徒之互相侵虐，俄人乃乘瑕肆其要挾，教之足亡人國，可不懼哉。”顧燮光指出，國王公選之弊端、外國幹涉、平民百姓脫離政治、教徒互相侵虐四個方面是波蘭滅亡的主要原因，而以上四個原因互相聯系，對晚清君臣處置國家事務，能夠起到極大的借鑒作用。沈兆神對曆史因果的探究，在書目提要中也有展現。如他評論《亞美利加洲通史》時，對奴隸問題有這樣一段評語：“至于奴隸之問題，南北之戰争勢弗能緩，一千七百九十年奴隸之數已有六十九萬七千六百九十六人，一千八百年複增二十餘萬，蓋當是時民力盡、民财窮，皆思為奴隸以偷生，國家多一奴隸少一國民，七年之苦戰，保國民也，然則憲法之立、奴例之去，勢在必然。”沈氏講明了奴隸數量的增長、奴隸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奴隸制度的廢除三大問題，“勢在必然”則是所給出的以上三大問題的答案。在其他書目提要中，像這樣的論述還有很多。由此可以證明，探求曆史因果是新學書目作者孜孜以求的新史學主張。

筆者認為，傳統史家在看待國家治亂興衰、興亡更替之道時，往往從君主和臣子的個人行為中尋找原因，忽視了對曆史因果、曆史發展規律的探讨。而晚清學者在探讨國家盛衰之理時，一改傳統史家的思維模式，多注重從政治和軍事、本國内部的政權結構和本國與外國關系等因素中去尋找答案。這種注重探讨曆史因果的史學主張，是西方進化論觀念對晚清學者思想影響的集中表現。總的來看，西方進化理論之是以受到晚清士人的推崇，根本原因在于其诠釋曆史的方式正好迎合了深處危機的中國人尋求出路、救國圖強的急切心态。這種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觀念可以成為受壓迫民族激勵本國人民實作獨立、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思想武器。晚清學者對西方曆史進化觀念的利用和傳播，在晚清這樣一個特定的曆史環境下，的确起到了振聾發聩、催人奮進的作用。

（三）書目作者試圖用“英雄精神”來激勵國人

1904年，《中國白話報》曾為《英雄主義》刊登廣告，認為：“中國今日情勢之危迫，社會之腐敗已臻極點，非有真英雄出而鼓蕩之、改造之，幾何能自立于競争最激烈之場耶。”這則廣告表明，晚清社會已把英雄人物置于相當重要的地位，并希冀通過英雄人物來改變晚清的社會狀況。曆史類書目所著錄的曆史人物傳記數量不少。如《日本書目志》著錄傳記類史書127種，《增版東西學書錄》著錄傳記類史書26種，《譯書經眼錄》著錄傳記類史書24種，《新學書目提要》著錄傳記類史書14種。傳記所記載的皆是中外英雄人物，他們對世界曆史程序的改變均産生過重要影響。

顧燮光為日本松村介石所著《林肯傳》撰寫提要，明确指出：“本書以勉勵青年立志為宗旨，故述林肯曆史以征豪傑英雄可學而成，不必以艱難困苦而自阻也。”這種觀點顯然與《中外日報》為《泰西豪傑言行錄》所刊廣告的主題一緻，即勉勵中國少年以林肯為榜樣，立志報國。沈兆祎在評論日本文學士幸田有成所著《亞曆山大》一書時，稱亞曆山大“以十三年之治世間，其躬曆戰陣滅國者三，并地數萬裡，奇偉之戰績，亞曆山大實開其端”。沈氏還稱成吉思汗為“中國罕見之君主”，稱嶽飛為“中國第一大偉人”，充分肯定英雄人物的雄才偉略和英勇善戰。徐維則雖然對英雄人物的評述較少，但對偉人的功績并不曾忽視，他在評述日本橋本海關譯述的《開辟美洲閣龍航海家獨列幾合傳》時，稱閣龍（哥倫布）和獨列幾（麥哲倫）二人為“古今罕有之奇人”；在評述廣學會譯述的《威廉振興荷蘭紀略》時，稱威廉“雄才大略，功業巍巍”。

書目作者所評述的中外英雄人物，或反對民族壓迫，或反抗外族入侵，或開疆拓土，都為維護本國人民的願望和利益不惜犧牲自我，其精神不禁使晚清學者為之動容。書目作者不惜筆墨對這些傳記中的曆史人物進行評點并大加贊賞，根本原因在于當時中國處在内憂外患的困苦境地，人們渴望能有英雄出世，挽救國家與群眾于水火。其英雄史觀，在身處危難的晚清中國，發乎情，合乎理。

四　結語

晚清“新學書目”的編纂出現高潮，原因衆多，最主要的動因就是外族入侵、清廷腐敗、國家動蕩、西學輸入，這些社會與學術的變動深深刺激了深具家國情懷的晚清知識分子。由此，晚清學者開始通過撰寫目錄學著作的方式，向國人介紹西方書籍，倡導新學，以應對時局之變。

在晚清新史學潮流之下，這些新學書目中的曆史類書目引人注目，尤其是介紹和評價西方史著的書目提要，包含了作者豐富的史學思想，是近代新舊史學轉型過程中新史學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全面認識晚清史學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書目作者試圖用新史學的眼光重新思考中國曆史和史學，但又往往擺脫不了傳統的評史标準，經常以中國古代曆史編纂學的理論與方法來評判域外史書。這一方面反映了書目作者深受傳統經史之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反映了新史學發展初期新舊史學思潮糾葛的特點。書目作者除了運用傳統的評史标準評判域外史書外，還運用傳統史學的資治功能，并充分吸收西方進化論觀念，将史學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起來，使得中國傳統史學的經世觀念融入新史學思潮，促成了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轉化。

作者機關：武漢大學國學院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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