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抟黃土做人可以是個傳說，因為人不可能被土做出來，但人類經曆過母系社會卻是真實的曆史存在，是以，作為母系社會的首領人物，女娲可以是多地共存的。雖然不見得她們都叫女娲，但都可以被稱作“我們的老祖母”，我們共同的祖先。
牛河梁遺址位于遼甯省朝陽市境内的淩源市與建平縣的交界處，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紅山文化，距今5500年至5000年。遺址于1981年發現，1983年開始發掘，壇、廟、冢等遺址和珍貴玉器的發現，以确鑿而豐富的考古資料證明，早在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形态就已經發展到原始文明的古國階段。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提供了有力物證，對中國上古時代的社會發展史、傳統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築史、美術史的研究都産生重大影響。
對此，中國考古界泰鬥蘇秉琦先生是以指出：“牛河梁遺址壇、廟、冢群的發現，代表了我國北方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最高水準，她的社會發展階段已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女神廟塑像稱為神也可以，但她是按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體人物，她是紅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共祖。”蘇秉琦先生為此題詞：“紅山文化壇廟冢，中華文明一象征”。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說說這位女神，這位也可以被稱為女娲的“我們的老祖母”。
一、“我們的老祖母”是黃種人美女
有人說，她也可以被稱為“女娲氏”，一是因為她是以現實中的人物為依據塑造出來的；二是因為她帶有肢骨的塑件，極容易讓人聯想到傳說中女娲“抟黃土做人”的情形。
“我們的老祖母”也叫女神，出土于女神廟遺址，位于牛河梁主梁頂部，海拔隻有600多米，廟的平面呈窄長形狀，南北最長22米，東西最窄處2米，最寬處9米，方向南偏西20°。廟分主體和單體兩個單元。主體部分為多室相連。主室為圓形，左右各一圓形側室。北部為一長方形室，南部從平面看為二圓形室，并與一東西橫置的長方形室相連。廟的主體部分為七室相連的布局，南北總長18.4米。主體部分以南橫置一單室，長6米，最寬2.65米，主室與南單室間隔2.05米。
廟為半穴式土木結構。現儲存的地下深0.8—1米。從地下部分與地上部分交接處保留的弧形牆面觀察，牆壁地下部分豎直，地面上呈拱形升起。從南單室四邊成排分布的炭化木柱痕分析，地上原立有木柱，内側貼成束的禾草，再塗抹草拌泥土形成牆面。牆面上做出多種規格的仿木條帶，多為方形帶，寬4—8厘米不等。
從現有的标本看，以方木條為條為橫木，與之相交的立木為圓木柱，其間以仿椎卯式相接。牆面為多層，為便于層層粘合，内層牆面上常做出密集的圓洞，密布如蜂窩狀。牆面還有用朱、白兩色相間繪出的幾何形勾連回字紋圖案，線條皆為寬帶的直線和折線，并以兩兩相對的折線紋為一組。雖較為簡單，卻應為國内目前所見時代最早的壁畫。
女神廟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史前神殿遺址，廟内出土的被譽為“中華民族共祖的女神頭像”，女神的眼珠用兩個晶瑩碧綠的圓玉球鑲嵌而成，顯得雙目炯炯。上臂塑件空腔内帶有肢骨，因遭火焚多成灰渣，專家推測有可能是人骨。和女神頭像同時出土的還有6個大小不同的殘體泥塑女性裸體群像。它們都是我們的祖先用黃土模拟真人的形象，也讓我們看到了5000年的自己。
在距女神廟一公裡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是人工夯築起來的，夯土堆直徑近40米，高16米，外包巨石；内石圈直徑為60米，外石圈直徑約為100米。小土山的形狀為圓錐形、小抹頂。上面是用3圈石頭圍砌起來的，每一層石頭伸進去10米，高度為1米，山下面亦有3圈石頭圍砌起來。圍繞小土山周圍的山頭上，還發現有30多座積石冢群址，整個積石冢群都是圓錐形、大抹頂，和古埃及的金字塔相比，布局是一樣的。故考古專家将其稱為中國的“金字塔”。
說實話，我們并不喜歡這樣的稱呼，中國的金字塔就是中國的，幹嗎非得要和古埃及相提并論呢？但是，仍然被專家這麼不幸地稱呼了，姑且，就讓我們把它叫做我們的金字塔吧。金字塔是牛河梁人活動的中心地帶，女神廟遺址與它在一條南北線上，東西兩側則是積石冢群址。在方圓有緻的積石冢内，以大墓為中心将墓葬分為若幹等級，随葬品隻有玉器。
玉器以寫實又神化的豬龍、熊龍、鳳鳥、龜等動物形玉飾、上下貫通的馬蹄狀玉箍和裝飾着随光線變化而若隐若現花紋的勾雲形玉佩為主要類型，它們與豎立在積石冢上成排的彩陶筒形器都是墓主人用以通神的工具。我們的祖先就這樣借玉通神的同時，也希望自己在人間永駐，一些大規格的墓地四周砌築石牆，内部四面砌有石階，墓葬深造于基岩，石棺寬大且齊整。他們希望自己能和石頭一樣永固，并在玉的“感應”裡具備靈性，是以，他們占據了自己心中最好的風水。
當初，發現金字塔時，人們除了在其周圍發現了大量的着帶有紅山文化特征的“之”字紋彩陶片，還在金字塔的頂部牛河梁人冶煉紅銅的遺址，有1500個煉紅銅的坩埚，每一坩埚約有1尺多高，鍋口約有30厘米，像現代人用的水桶一般大小。但為了保護文物，當地從業人員已将它們全部土封了。傳說，女娲煉五色石補天；曆史，在這裡被“我們的老祖母”煉成了燦爛的文化。
牛河梁女神的出現，讓曆史又多出了一個女娲，但它定然是一種多地共生的文化。人們沒有必要因為一個女娲的存在就打倒另一個女禍，更沒有必要把一切都對号入座給那一個似乎沒有多少不同版本的傳說。要知道，我們這個民族之是以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于誕生之初，就一直進行着不斷的偉大的融合。
專家們分析，金字塔可能是先民們用來祭天的壇，伴随着失傳的“咒語”，他們在祭祀過後，用玉一樣眼睛默默注視着我們。關于他們的身份，現代科學的DNA認定他們為亞洲蒙古人種，即黃種人。“她面部為朱紅色，兩顴突起，圓額頭，扁鼻梁，尖下巴，與現代華北人的臉型接近……”這是現代文學或新聞作品對她的形象描述，她就是我們的女神，“我們的老祖母”。
二、“我們的老祖母”從哪裡來？
紅山文化發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東北西部一帶，起始于五六千年前，是華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分布範圍在東北西部的熱河地區，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區，南至河北北部，東達遼甯西部，遼河流域的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大淩河上遊。
紅山文化遺存最早發現于1921年。1935年對赤峰東郊紅山後遺址進行了發掘，1956年提出了紅山文化的命名。70年代起，在遼西北昭烏達盟（今赤峰市）及朝陽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考古調查，發現了近千處遺址，并對松嶺山脈及努魯爾虎山之中的淩源、喀左東山嘴、建平牛河梁遺址群開展了大規模的發掘，使紅山文化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對于紅山文化源流的研究，學術界有着衆多的說法，但我們始終堅信它是仰韶文化系統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變體這一學術觀念。随後，我們留意到了興隆窪文化與趙寶溝文化。經碳14測定，紅山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主體為5500年前，居民主要從事農業，還飼養豬、牛、羊等家畜，兼事漁獵。這兩種文化一前一後在西遼河流域取得支配地位，都是對紅山文化發展産生過重大影響的重要遠古文化。
興隆窪文化年代距今約8000年，因首次發現于内蒙古自治區原敖漢旗寶國吐鄉（現興隆窪鎮）興隆窪村而得名，是内蒙古及東北地區時代較早、儲存最好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經濟形态除農耕外兼狩獵、采集。趙寶溝文化（今敖漢旗境内）距今7200-6400年左右，其主要經濟形式亦為原始農業，狩獵經濟占有一定比重。但這一時期先民已存在等級高低之分，社會分工已趨明顯，表現出發達的原始宗教信仰和濃重的生殖崇拜。
興隆窪與趙寶溝兩地相距不遠，均處在遼河上遊的老哈河、西拉木倫河、烏爾吉木倫河一帶，即今内蒙古赤峰、遼甯朝陽、河北承德這一三角區域，這可能是大洪水過後，人類自帕米爾高原“告别”，在北方活動遷徙的人群，由西而東，找到的第一個适合農耕的地方。
趙寶溝以飛鹿飛鳥等飛獸來表現祭天、拜天的遺存十分豐富，其中多見飛鹿紋，身體盤旋如蛇形。最為典型的是一件名為“四靈”紋陶尊的器物，并出現出現由豬首、鹿首和神鳥組合的“靈物圖像”，被考古界稱為“中國第一神圖和最早的透視畫”。這種鹿的形象，讓人極容易與新疆境内的鹿石聯系在一起。
鹿石主要分布于青河縣和富蘊縣，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具圖案化鹿形象的，二是具寫實性靜态動物形象的，三是上部僅刻圓圈及點線紋、下部有兵器圖案的。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薩滿教研究》一書中認為，把鹿刻在石碑上這件事情，可能是和遊牧民族把鹿作為神靈崇拜物有關。
新疆考古專家王博《新疆鹿石綜述》一文中說：“鹿石中最典型的是雕刻有圖案化鹿紋樣的。圖案主要表現在鹿嘴雕刻成鳥喙狀，鹿的造型有些千篇一律地格式化，并且成組地上下整齊排列。這類鹿石的碑體修整也很規範，在新疆主要是刀形和方柱形。鹿的頭也有些像鳥首，可以說是一種鳥首鹿身的動物。是以，鹿石可能是用來表現溝通天、地與人聯系的立狀石刻，将它立于墓地除有崇拜紀念意義外，還能起到巫術的作用。”
我們認為，趙寶溝文化中的飛鹿一定與新疆的鳥首鹿身動物形象有着某種關系，都有着“靈性”的崇拜或用以祭祀。而當我們将内蒙古赤峰與新疆阿勒泰連接配接起來的時候，發現這條直線在由東至西的過程中，不斷南傾，這也恰恰說明先民們經曆北方寒荒之地找到适于農耕土地的艱難。
當他們在适于生存的樂園創造了興隆窪文化之後，仍然有一部分在北方尋找和遊蕩，并且不斷沿着這條線路而來，使以原始農業為主趙寶溝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有了一定關聯，并且影響到了紅山文化。這些因素都是因為人的不斷加入而完成的，并最終形成了與中原文明的合力與交融。
一個很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新疆鹿石最早可以上溯至3000年以前，俄蒙學者認為更早，有3500年-4000年的曆史，是明顯晚于趙寶溝文化的。但是，我們認為，越是适于生存的地方越容易形成文化的遺存，或者說是更容易創造文化，文物斷代晚并不代表在沒有形成文物之前，其文化概念在先民們意識形态中的不存在。而在荒寒的北方，即使有意識形态中的存在，真正形成文物可供後世發掘考古的過程，分明要比适于耕種之地的過程漫長和艱難。
人類最初的意識形态，基本是趨于一緻的，包括審美，不能因為某一地出土的文物相似或者神似于另一地，就可以斷定這個地方一定與那個地方有着某種不可分割的關系，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任何區域都不可能是一個獨立的存在。而之是以稱之為交流或交融，都應該是雙向的，我們同樣不排除新疆鹿石是受到了趙寶溝文化的影響。
如果，真的有大洪水存在過，那麼，“我們的老祖母”從哪裡來已經非常清楚，她所經曆的是由中國大西北至大東北的漫漫長路，并将自己定格在了牛河梁那個地方，默默地注視着一代代的我們的成長。至于他們在那條長路上，有過何種的交融甚至歇腳，我們将他留給以後的文章。（文/路生）
參考文獻：1.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遼甯省考古研究所編
2. 中新網《考古學家證明：六千年前紅山文化先民為蒙古人種（黃種人）》（2014-10-16）
3. 潘玲《論鹿石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學報，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