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她無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此話雖表達含蓄，但是從中不難看出宋慶齡女士的些許擔憂和憤怒。
這段話出自一封塵封了70多年的密函——1937年宋慶齡女士給時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王明的緻信。
密函一經公開，立即在國内外引起強烈反響，也将我們的思緒帶回到當年那個風起雲湧波雲詭谲的時代，道出了震驚中外的大事件背後那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1936年12月，在日本侵略者五年來步步蠶食了我國北方大片國土之後，蔣介石此時仍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内”，置滅國危機于不顧。在此民族危亡之際，張學良等愛國人士内心的民族良知被喚起。他們選擇以暴力方式逼蔣抗日。
西安事變發生後，在中共等多方斡旋之下，蔣介石被釋放。但是回到南京後，蔣介石卻拒絕履行與周恩來此前達成的協定。
蔣介石的理由是：中共對外公布了西安事變的絕密細節。宋慶齡給王明寫信，正是在向中共控訴這件事情。
那麼，宋慶齡信中的“她”到底是何人？她為何會掌握西安事變的絕密細節？宋慶齡及蔣介石又為何對她的行為極為不滿？中共方面對此事的反應如何？
要回答這些問題，還要從1936年中共及愛國人士的救國行動講起。
一、張學良等愛國人士的良知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電告張學良，要求無論日軍今後在東北如何挑釁，均不可抵抗，避免發生沖突。
奉行不抵抗政策之後，我國東三省很快被關東軍侵占。而一時間，國民黨的賣國行為被中國人民口誅筆伐。
随後，東北軍被迫撤出關外，在熱河等地與日軍激戰。1935年10月之後，東北軍陸續調集西北地區，參與“剿匪”事宜。而張學良也被任命為西北“剿匪”總司令，負責陝甘甯青四省軍政。
此時，張學良的願望是在剿滅紅軍之後，回師抗日。他曾激昂慷慨地對東北軍全體将士說：“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樹統一功勳，然後揮師北上抗日，收複東北，傳回老家去！”
但是，到了西安之後，他不但遠離了抗日前線，而且還在屢次“剿共”行動中均遭遇敗仗。自此之後，他開始對蔣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産生抵觸心理。
他認為這樣“一省一省地喪失”國土，最終“必然喪失人民的支援”。而且，他意識到“剿共犧牲，不如抗日犧牲更有價值”。
張學良于1936年4月，親赴延安與中共方面會晤。在這裡，他親眼目睹了陝北人民對于紅軍及中共的擁護，并深感觸動，開始接受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主張。
同年10月，毛澤東緻信張學良，希望他“當機立斷，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進攻”。
“豔晚”事件後，西安各界群眾走上街頭，抗議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國策，并呼籲“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此時，張學良跟時任晉綏陝甯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的陳誠表示“不願剿共，隻願抗日”，而且湯恩伯截獲了東北軍與中共之間的聯絡檔案。這些消息都讓蔣介石感到深深地不安。
（張學良與蔣介石出席活動）
于是，蔣介石決定親自出馬。他于10月22日乘專機來到西安。雖然名義上是考察，但實則是想壓制西北地區日益高漲的抗日呼聲，并進一步逼迫張學良率東北軍繼續“剿共”。
蔣介石多次召見張學良、楊虎城，希望二人堅定信念一心“剿共”，并闡述了他的“剿共”大計。
但是，張、楊二人的反應卻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二人斷然拒絕了蔣介石提出的“剿共”方略，并且一再強調要求其停止内戰、一緻抗日。
同年12月3日，張學良親自飛往洛陽面見蔣介石，說到目前同胞之處境時，竟然涕淚俱下地給蔣介石跪下了。但是蔣卻不為所動，并罵他“太放肆了、太狂妄了”。
失望的張學良踏上了回西安的路。當他回到公館時，楊虎城已經等候多時了。兩人相見後，張學良便問計于他。
此時，楊虎城反問張學良：是否有抗日決心？張學良誓志以對，楊虎城便獻計：待蔣介石來到西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
（西京招待所舊址）
就在張學良離開洛陽的同一天，蔣介石突然改變了原有計劃，宣布将在西安舉行進階軍事會議。并于次日飛抵西安，但是他沒有選擇住在西安城内，而是将駐地選在了臨潼的華清池。其他國民黨軍進階将領則入住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
與此同時，各路中央軍主力部隊從四面八方向陝西推進而來。西安城的空氣霎時緊張了起來，全國的焦點都聚攏在此。
其實，此時的蔣介石已經不再信任張、楊二人了。他給二人下了最後通牒：要麼立即開赴陝甘前線“剿共”，要麼将東北軍及十七路路軍分别調遣至闵皖兩省，“剿共”任務交由中央軍承擔。
面對蔣介石的最後通牒，張學良不免有些憂慮。同年12月7日，他抱着最後一絲幻想，隻身前往華清池會見蔣介石。但是，此時的蔣介石鐵了心要“剿共”，而且沒有任何改變的餘地。
張學良聲淚俱下地表示“委員長必須放棄剿共，上司全國抗日，否則将成為千古罪人！”
而蔣介石則态度堅決地表示：“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
被拒絕後的張學良并沒有死心，而是由華清池直奔楊虎城處，希望他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出面勸谏蔣介石。但是得到的答案依舊相同。
或許張學良早已猜到結果了，隻不過是還存有一絲絲幻想，既然蔣介石如此決絕，那就别怪張某人無情了。他當即與楊虎城商議兵谏事宜，而楊虎城則表示十七路軍将士與你休戚與共，聽你指揮，決不退縮！”
（張學良與楊虎城）
四天後的下午，蔣介石邀請各位将領參加宴會，張、楊二人均欣然前往。宴會結束後，張學良親自駕車送陳誠等人回住所。
當汽車行至灞橋時，張學良突然跟車上幾位國民黨軍政要員說：“你們可要小心點，可不能得罪我張學良呀！”
當日深夜，張、楊二人分别傳回公館，随即将所有部下将官召集起來，宣布次日淩晨舉行兵谏。
張學良表示，此時東北軍已經被逼得無路可走了。如果不奉命“剿共”，就會被南調，而在此民族危亡之際蔣介石卻屢次拒絕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主張，“幾年來的事實證明，不抵抗是根本錯誤的”。
最後他宣布：“明晨6時臨潼、西安同時行動，用強制手段請委員長到西安城裡，逼他抗日。”
（西安事變舊址）
二、“神秘”的史沫特萊——對世界的發言人
1937年12月12日拂曉，蔣介石被張學良的東北軍在華清池抓獲。與此同時，在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扣押了數位國民黨進階将領。
而鮮為人知的是，參與行動的士兵在這些被扣押的國民黨要員中，竟然發現了一名身材高大的外國女人。
五天之後，一名美國記者利用西安城内的電台，用英語向全世界廣播了西安事變。
這位報道西安事變的美國記者，就是五天前被楊虎城部扣押的外國女人——艾格尼斯·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為何會出現在西安，又是為何會參與到整個西安事變中去？這不禁讓人感到好奇。
（史沫特萊）
當時，他以為中共中央機關還在上海。于是來到上海後，就委托東北抗日義勇軍将領李杜轉告中共上司人，希望雙方商談西北聯合抗日等諸多事宜。
但是早在1931年顧順章被捕叛變後，中共中央機關就已經陸續經中央紅色交通線轉移到了中央蘇區。
在上海的宋慶齡得知了張學良的來滬意圖後，立即讓助手史沫特萊聯絡在中央特科任職的劉鼎（中共地下情報人員），希望由他代為向中共中央轉達張學良的意願。
（統戰功勳劉鼎）
收到消息後，劉鼎于1936年3月親赴西安，與張學良展開會面。他以一位經驗豐富的中共黨員的身份，向張學良闡述了中共在瓦窯堡會議上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正是通過這次會面，張學良對中共方面的抗日主張有了進一步了解，并由此更加堅定了他與中共展開合作并共同抗日的決心。同時，這也為周恩來日後前往西安，和張學良展開詳細會談鋪平了道路。
就在這一年秋天，曾經擔任劉鼎與張學良之間通信人的史沫特萊，在劉鼎的邀請之下從上海來到西安。
之後，劉鼎向史沫特萊道出了邀她前來的目的。
對于這樣一件對中華民族來說極具曆史意義的大事件，周恩來覺得應該有一位外國記者，對此事的完整過程予以客觀詳細的報道。
而且，這位記者必須對深受戰争苦難的中國人民非常同情，同時又非常支援抗日反蔣活動。
這樣算來，史沫特萊再合适不過了。
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第一時間，當得知蔣介石被捉後，史沫特萊就激動地連呼：“打倒蔣介石！打倒蔣介石!”
在被楊虎城部下帶離西京招待所後，張學良親自出馬接見了史沫特萊，十分誠懇地向她說明了此次事變的重要意義，并提出由她負責向全世界報道西安事變真相的請求。
為了保證她的人身安全，張學良将史沫特萊的英文電台安排在其司令部内，并答應為她提供一切便利。
同年12月17日，周恩來受組織之托親率中共抵達西安，參與解決事變相關事宜。在這裡，他第一次見到了史沫特萊，并與其進行了深入交流。
西安事變爆發後，各類關于西安事變的報道一時甚嚣塵上，輿論一片嘩然。但是，因為當時各種新聞管道皆被國民黨當局封鎖，是以其中大多數報道皆為媒體人猜測的不實之言。
自此之後，史沫特萊每晚都通過廣播，向全世界播報西安城内的事态發展，同時向外公布西安事變的一些細節。
她的報道在國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騷動，而她本人也随着西安事變而成為了輿論的焦點。
周恩來的到來讓史沫特萊從此次事件的旁觀者，變成了至關重要的參與者。通過她的報道，全世界人民了解了真實的西安事變。
但同時，她洩露了其中很多的絕密細節。這讓各方都很為難。
當然，這與她一貫的處事風格息息相關。
在與周恩來會面之後，史沫特萊就“高調”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代表已抵達西安！并對此評論道：“不是為了個人恩怨報仇雪恨而來，而是為了國家統一的新時期鋪路而來。”
此外，她還擅自做決定，對外公布了很多周恩來與蔣介石的和談細節。尤其是期間蔣介石作出了秘密允諾，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而這些允諾，蔣介石曾要求中共方面要嚴格保密。
整個報道過程中，史沫特萊都言辭激烈。這些言論似乎也與其記者的身份極為不符。
她的評論中夾雜着很多政治态度，并且是“一邊倒”地傾向于中共方面。再加上此時，身為廣播站負責人的王炳南已經暴露了其共産黨員的身份。
于是自然而然地，外界将她視為中共方面的辯護人。甚至有媒體稱她為為共産黨的“白膚女皇”。而美國共産黨的《勞工日報》則抨擊她：不應該支援張學良等人，更不應該公開批評蔣介石。
而共産國際在知悉了史沫特萊的一系列不恰當行為後，反應異常激烈。
共産國際于1937年1月19日緻電中共中央：
“艾格尼斯·史沫特萊的行為相當可疑。最後，必須取消她以共産黨人的名義和似乎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身份發表演講的機會，必須在報刊上譴責她的所作所為。”
而共産國際會對史沫特萊的行為如此了解，并對此大為光火，是因為宋慶齡女士寫給王明的信。王明時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
在信中，宋慶齡提到“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确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并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
然而，這些條件“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布了，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道出去了。”
此外，史沫特萊還向外界透露：周恩來與蔣介石等人進行了談判，并“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明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
蔣介石對此非常惱火。并且，他以此為借口決定，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限制，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别指望同這些人合作。
為了澄清事實，并促使蔣介石信守承諾，在收到共産國際的電報後，毛澤東、周恩來均對外公布：史沫特萊在西安廣播電台的言論“沒有得到中共的許可和訓示”。
同時向外界澄清了真相：“我們事先并不知道，該記者現來蘇區，當勸其謹慎發言。”
西安事變接近尾聲之時，完成使命的史沫特萊受邀前往革命聖地延安。
三、唯有葬在中國心靈才能安息
劉鼎為何推薦史沫特萊作為西安事變的國際記者？中共又為何邀請她去往革命勝地延安？她在那裡又和中共上司人之間發生了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史沫特萊與毛澤東）
早在1928年底，史沫特萊就以記者身份來到中國。而在出發之前她曾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時間，并在這裡遇到了宋慶齡女士。
雖然二人隻是匆匆見了一面而且并沒有深談，但是宋慶齡渾身散發的氣質卻使史沫特萊覺得似煦風拂面，感受到屢屢暖意。并在之後，史沫特萊以令她尊敬的“忠貞不渝的革命家”，來稱贊宋慶齡。
來到上海後，她又認識了中國大文豪魯迅先生。在幾次交談和來往之後，史沫特萊将其視為導師和“精神上的父親”。
在上海的這段時間裡，史沫特萊一直追随着兩位左翼陣營的領袖。白色恐怖籠罩下，她又充當其他們二人的“紅色衛士”。數次在二人身處險境時出手相救。
（左聯五作家雕像）
左聯五作家犧牲後，她将魯迅聲讨國民黨當局的文章《寫于深夜裡》翻譯成英文，并在美國雜志上發表，将國民黨暴行公諸于世，引起了世界進步作家的對國民黨當局的嚴正抗議。
1937年1月，史沫特萊在中共方面的一路護送之下，來到延安。抵達延安的當天，她就如願見到了鼎鼎大名的毛主席和朱總司令。
此後，她便與中共上司人朝夕相處。她非常喜歡親切而平易近人的朱德，遂決定為他撰寫傳記。之後在延安的7個月時間裡，史沫特萊一直為此事做準備。
閑暇之餘，史沫特萊還會教毛主席學習英語，并且教朱德等人跳交際舞，并和他們建立了珍貴的友誼。
（史沫特萊與中共上司人）
半年之後，史沫特萊提出想要加入中國共産黨，但是組織拒絕了。被拒之後的她竟然嚎啕大哭，這讓前來通知她的陸定一極為驚訝，便安慰她說其作為一名黨外記者作用更大。
在此期間，她還參與到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外語部的工作中來。與此同時，她還在延安廣泛呼籲應該節制生育。此外，還發起了一場在當時看似不切實際的滅鼠運動。
離開延安後，史沫特萊經由山西來到武漢，并在此參與了中國紅十字救助總隊的籌備工作。此後，她便留在中國紅十字會工作。
但是中國軍隊中軍醫非常缺乏。于是，她就在全世界呼籲醫務志願者來華支援。就是在她的号召下，著名的白求恩醫生來到了中國。
（白求恩為八路軍戰士做手術）
她随中國紅十字會，1938年10月由武漢退至長沙。并于不久之後，輾轉到了香港養病，後回到美國。
十二年後，史沫特萊在英國倫敦逝世，死因是手術不治。而在進入手術室前，她留下了自己的最後一封信。
在信中史沫特萊表示，在她去世之後，其寫作所得的款項均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将軍，并由他“用在建設一個強大和自由的中國上”。
“其次，我特别要求将我的遺體火化，把骨灰運交朱德将軍，請他把它理葬在中國的土地上。”
（朱德題詞的“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在信件末尾，她深情地總結了她勇敢而精彩的一生，并表示“埋葬在中國的土地上，将使我的心靈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許多中國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在史沫特萊逝世一周年的1951年5月6日，中國政府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以表彰她對中國革命事業做出的貢獻。而她的骨灰也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烈士陵園，墓碑上镌刻着朱德親筆寫的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七十多年前，她未經中共允許，擅自公開蔣介石的秘密允諾。令這樣的行為令中共方面被動違背了雙方約定，沒有保證“對談判内容完全保密的承諾”。不得不說，她捅了一個“大簍子”。
但是她的所作所為也并非沒有益處，至少讓蔣介石對這些承諾無法否認、拖延或改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