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2018年底公布，科研人員發現了迄今青藏高原最早、世界範圍内最高的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可以證明人類祖先至少在3萬年前就已經登上了青藏高原。這一研究重新整理了學術界對古人類适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科學》當年12月30日予以線上發表。
這一發現是值得人們重視的，它說明我們的先民在被稱為地球“第三極”青藏高原的嚴酷生存環境的挑戰與适應能力，是我們的驕傲與榮光，更為我們今天的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參考與借鑒的價值。過去，我們說，在青藏高原，5000年或者更遠一點是沒有人類生存的，現在看來，這一論調是被推翻了，是錯誤的。
據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員高星介紹，發現的這處名為尼阿底的遺址位于藏北那曲錯鄂湖畔，海拔4600米，是一處規模宏大、地層儲存完好、石制品分布密集、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曠野遺址；也是西藏首次發現的具有确切地層和年代學依據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雖然風化剝蝕嚴重，但人類活動的證據難以在地層堆積中完整地儲存下來。
今天，我們想就這一發現，結合我們在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的考察，談談我們對這一區域史前文化的認知和看法。
一、中原仰韶文化與甘肅仰韶文化不存在對立問題
按照人類分布起源的大洪水傳說，在很多的史籍裡，我們這個民族是從帕米爾高原來的。一路走走停停，給先民們提供路标的是我們今天說的昆侖山與祁連山，是以，在塔裡木盆地與河西走廊平原都有我們最早的足迹，一部分有留一部分人走，最終走到了黃河流域，并在那裡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文明。
安特生，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拉開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發掘的大幕，他被稱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變了中國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國評價為“了不起的學者”，也被罵作“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幫兇”，但最終還是回歸為一個成就卓著的學者。仰韶文化是黃河中遊地區一種重要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其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即距今約7000年至5000年，持續時長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個黃河中遊從今天的甘肅省到河南省之間。
最初，安特生将仰韶文化作為華夏文明的始祖。後來，在某些西方學者觀點的影響下，他接受了“仰韶文化西來”的說法，并前往中國西北地區尋找相關的證據。這就有了我們今天說的馬家窯文化。
馬家窯文化是黃河上遊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年-前2100年。其遺址位于甘肅省臨洮縣洮河西岸的馬家窯村麻峪溝口，1924年，安特生發現了這處遠古文化遺址，被定名為仰韶文化馬家窯期，在當地發掘了大量的上古時代代表華夏文化的彩陶器皿。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把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視為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 而把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和馬廠類型稱為甘肅仰韶文化，認為二者雖有早晚之别，但主要還是地方性的差别，甚至是屬于不同文化系統的。有些人為了強調二者屬于不同的文化系統，連“甘肅仰韶文化” 一名都難以接受，主張改用夏鼐同志在四十年代用來專指馬家窯類型的名稱而稱為馬家窯文化。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在仰韶文化是有着兩種類型的，即中原仰韶文化與甘肅仰韶文化，它們互相滲透互相影響都是中國的文化，但是，一些人因為“中國文化西來說”就不願意提甘肅仰韶文化這一概念了，就直接叫它是馬家窯文化了。這背後的理論根據是“中國文化本土起源說”，而把甘肅仰韶文化叫做馬家窯文化也是為了減少“西來說”與“本土說”的沖突與對立。
多少年來，這都是壓在中國學者心頭的一個沉重的“結”。 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大量的考古發現對于重構中國史前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新的發現不僅讓多數考古學家淡化了“中原中心”說，也使他們日益了解了華夏遠古文明正是通過各個不同區域間的文化互動才得以成長壯大的史實。
結論最終形成是這樣的：華夏遠古文明的文化互動是從中國境内也就是中原地區開始，逐漸向外發展，最終形成了中國文化與中國新疆地區以西也就是西方文化的交流。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那就是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證明，早在絲綢之路開通前，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就已經非常密切了。對于這一點，真的沒有必要作出過多的解釋，因為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是一種孤立的存在，人類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各大文明之間的文化交往，而這也是始終伴随着人類成長和壯大起來的。
是以，就文化而言“西來說”與“本土說”不存在沖突，中原仰韶文化與甘肅仰韶文化也不存在對立問題。
二、古羌人是誰？西部牧羊人的集體稱謂
司馬遷在《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中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興自蜀漢 。”大禹作為為夏後氏首領、夏朝開國君王，是中國古代傳說時代與堯、舜齊名的賢聖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績曆來被傳頌，即在治理滔天洪水後又劃定中國版圖為九州。
《史記》是我們的第一部通史，講述了上至皇帝下至漢武帝之間3000年的曆史，現在，我們有些人讀它的時候，其實是什麼也看不懂，還很自以為是。比方說，我們新近發現的某種考古結果與《史記》的記載有出入，甚至完全不一樣，這些人就會說司馬遷是在家裡想曆史，胡說，很打臉，還一本正經的。
我們要說的是，《史記》不僅寫出了我們在那3000年的曆史，而且寫出了我們的政治、制度、禮儀、文化等等各個方面的内容，甚至還寫出了那個時代人們的認知準則與行為規範。大廈就在那裡，基石穩固，一半間房屋的裝修有些小毛病，就拿它來吹毛求疵，這是沒有文化沒有心胸的表現，很無聊，也很虛無，讓人可笑。
《史記》這段記載至少透露出了這樣一個曆史資訊——禹興于西羌。也就是說夏是興起于西北的，而且還有古羌人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那麼，羌是誰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感興趣的不是曆史的最早定義，而是《隋書》裡關于他們的記載，即當時的人們把居住在西北地區一些山大溝深，分不清具體人種或者民族的人群，都統稱為羌。是以，這個羌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它不是單純意義上的人種或者民族，而是地域概念上的人群。
想想，隋朝到了什麼時候？但那時候的人還在這麼劃分着民族。不能說當時的這種劃分簡單粗暴，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這種地域的劃分更貼近我們今天所說的民族和民族融合的概念。應該相信，在古代，這應該是劃分民族最好的一種手段，雖然近于無奈，但卻充分尊重了地域及其文化的内涵和表現。是以，我們今天就是不能以現代的習慣養成而衡量古代的事情了。
現在回說羌。古羌不同于我們現在所說的羌，它是中國西部的一個古老的民族，對中國曆史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現代的考古證明，古羌人最早生活在羌塘地區，在随後的曆史裡，羌就發展成了對居住在中國西部遊牧部落的一個泛稱，有些像《隋書》中把那些識别不了的民族都稱為羌的意思。大約東周時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國的壓力，進行了大規模、遠距離的遷徙。
對于這次遷徙很多學者談得最多的是東進，而鮮有涉及西遷，按照我們的先民3萬年前就登上青藏高原的發現以及在遠古的曆史裡把生活在西部人的牧羊人稱為羌的說法，那麼，這支人至少是有史以後，一直是以羌的身份在我們史典裡存在的。我們現在做這樣一設想，東進一部分在後來被融入了中原民族，而留下來的這一部分逼于戰争的壓力怎麼辦呢？答案很簡單，隻有向高寒的區域延伸，這就是我們說的西遷或者說是西移。
但是，如果沒有了戰争的壓力，西移的又怎麼辦呢？這個答案也很簡單，即再回來，回到原來的那個住地。而這就有了曆史上的羌人一次次走下高原，與中原王朝争奪河西走廊與西域的曆史，漢朝是這樣，唐朝也是這樣。西漢時，面對這個事兒的是趙充國，東漢時是鄧訓；唐朝的時候這裡安定了一陣子，但到了晚唐時，河西走廊與西域又一度落入土蕃王朝。除了在這一帶發現了大量羌人遺址、文物之外，最能說明這一連串曆史事件的可能要算“晉歸義羌王”金印了，應是晉朝廷頒賜給歸順晉朝的羌王印绶。
金印現收藏于陝西曆史博物館。金質，駝鈕，正方形印面，篆書陰文“晉歸義羌王”。至少說明了羌人西漢時期與漢朝廷時戰時和，最後接受朝廷管轄，為附漢的羌民。東漢時期以後，羌人勢力變強。到西晉末年至東晉時期，北方少數民族乘天下大亂，分起争雄，部分羌族首領依然認為晉朝是正統，歸附晉朝。曆史在這裡成了金印的見證。
可以這麼說，我們現在的新藏公路、青新公路以及祁連山與阿爾金山相接的阿爾金山和河西走廊的扁都口，都是當年羌人自青藏高原呼嘯而下的戰略通道。
三、中國有白人很正常，沒有白人才不正常
我們在河西走廊及南疆盆地的考察采訪中，發現了這麼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自東而西，在一些遺址與墓地中，白人的成分似乎在一點點地加重。比如，在國樂灰山和山丹四壩等遺址中，主要以蒙古人種特征為主，而且從文化類型上判斷應是古羌人，但也不排除有西方民族人種摻入的可能。但在酒泉火燒溝遺址（亦屬于四壩文化範疇）中，就發掘出有高鼻深目的人骨化石，有人猜測這一時期可能西方高加索人與當地的古羌人有融合迹象。
在新疆南疆盆地這種情況就更普遍了，比方說我們熟知的樓蘭美女、小河公主等都是。甚至，我和田玉石的源頭流水村，發現的一處墓地，即流水村墓地，有着蒙古人種、西藏人種等多種人種成分的混合。這個墓地距今3000多年，我們的先民在那個時代就有了互相的交流和混合。
說到白人問題，可能就會讓有些人敏感，但是，我們要以正常的心态來對待這個事情。今天的考古學家研究認為，黃帝部族作為最大的勝利者，可能在河西走廊一帶作過短暫的停留，而後期所出現的周部族正是黃帝之後。還有月氏、烏孫 、氐羌、匈奴，但這些民族的出現隻是作為河西走廊民族融合的一個側面，但是，河西走廊乃至新疆南疆盆地主要人種以及文化仍是以羌戎為代表的民族對這一區域的不斷争奪，繼而也構成了這一地區人種形成的基礎。
怪嗎？不怪的。在月氏、烏孫 、氐羌、匈奴當然也是有白種人的，他們當然不是從西方來的。而所謂的高加索人甚至雅利安人即使來過又能如何？中國古代典籍中，用來表達類似“民族”概念的語詞，為數不下數十種，有“民”、“族”、“種”、“部”、“類”等單音詞，也有“民人”、“種人”、“民群”、“民種”、“部族”、“部人”、“族類”等雙音詞，獨獨未見“民”“族”二字連綴并用成詞者。是以，民族一詞應該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概念，我們拿它去套用古代的“民”、“族”、“種”、“部”、“類”等顯然是有些不合适的。
話說到這裡，我們要表述的概念其實已經非常清楚了，在遙遠的古代、在中國的西北，生活着的那群人被冠之以羌，盡管其以羌人為主，但仍然有着不同的“民”、“族”、“種”、“部”、“類”等，今天，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具體區分他們了，但他們毫無疑問都是中國人。盡管，這些人中有着黃種人也有白種人，而現代的考古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要說的是，在3萬年前這些人登上青藏高原的那一刻，他們當然是不會有國家這種概念的，甚至，到了3000至4000年前這一時段裡，也都沒有，是以，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即使不同于羌的白人也就隻能是中國人了。若說，那些白人是他國人，但他們的國在哪裡？這種說法滑稽得有些可笑了，沒有這麼對待曆史也沒有這麼研究曆史的。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說，今天的新疆和河西走廊發現一兩架白人的骸骨，有人就大驚小怪，就拿這個事情說事，真是沒必要。出現白人怎麼了？曆史上，有白人的中國是正常的，沒有白人的中國才是不正常的。
現在科學研究，通過DNA的測定，發現古漢藏羌是同源的，我們的史籍裡也是這麼記載的。我們這個民族，分明在我們不甚了解的史前，就完成了一次規模不小的大融合。（文/路生）
參考文獻：新華社《科學家發現新證據 認為至少3萬年前人類就已踏足青藏高原》；2018.11.30；記者董瑞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