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18年底公布，科研人员发现了迄今青藏高原最早、世界范围内最高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可以证明人类祖先至少在3万年前就已经登上了青藏高原。这一研究刷新了学术界对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当年12月30日予以在线发表。
这一发现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它说明我们的先民在被称为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严酷生存环境的挑战与适应能力，是我们的骄傲与荣光，更为我们今天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参考与借鉴的价值。过去，我们说，在青藏高原，5000年或者更远一点是没有人类生存的，现在看来，这一论调是被推翻了，是错误的。
据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高星介绍，发现的这处名为尼阿底的遗址位于藏北那曲错鄂湖畔，海拔4600米，是一处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石制品分布密集、石器技术特色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也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虽然风化剥蚀严重，但人类活动的证据难以在地层堆积中完整地保存下来。
今天，我们想就这一发现，结合我们在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的考察，谈谈我们对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认知和看法。
一、中原仰韶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不存在对立问题
按照人类分布起源的大洪水传说，在很多的史籍里，我们这个民族是从帕米尔高原来的。一路走走停停，给先民们提供路标的是我们今天说的昆仑山与祁连山，因此，在塔里木盆地与河西走廊平原都有我们最早的足迹，一部分有留一部分人走，最终走到了黄河流域，并在那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文明。
安特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即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
最初，安特生将仰韶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始祖。后来，在某些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下，他接受了“仰韶文化西来”的说法，并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寻找相关的证据。这就有了我们今天说的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前2100年。其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4年，安特生发现了这处远古文化遗址，被定名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期，在当地发掘了大量的上古时代代表华夏文化的彩陶器皿。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视为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 而把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称为甘肃仰韶文化，认为二者虽有早晚之别，但主要还是地方性的差别，甚至是属于不同文化系统的。有些人为了强调二者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连“甘肃仰韶文化” 一名都难以接受，主张改用夏鼐同志在四十年代用来专指马家窑类型的名称而称为马家窑文化。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仰韶文化是有着两种类型的，即中原仰韶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都是中国的文化，但是，一些人因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就不愿意提甘肃仰韶文化这一概念了，就直接叫它是马家窑文化了。这背后的理论根据是“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而把甘肃仰韶文化叫做马家窑文化也是为了减少“西来说”与“本土说”的矛盾与对立。
多少年来，这都是压在中国学者心头的一个沉重的“结”。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的考古发现对于重构中国史前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新的发现不仅让多数考古学家淡化了“中原中心”说，也使他们日益理解了华夏远古文明正是通过各个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互动才得以成长壮大的史实。
结论最终形成是这样的：华夏远古文明的文化互动是从中国境内也就是中原地区开始，逐渐向外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新疆地区以西也就是西方文化的交流。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早在丝绸之路开通前，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就已经非常密切了。对于这一点，真的没有必要作出过多的解释，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人类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各大文明之间的文化交往，而这也是始终伴随着人类成长和壮大起来的。
所以，就文化而言“西来说”与“本土说”不存在矛盾，中原仰韶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也不存在对立问题。
二、古羌人是谁？西部牧羊人的集体称谓
司马迁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中说：“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 。”大禹作为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历来被传颂，即在治理滔天洪水后又划定中国版图为九州。
《史记》是我们的第一部通史，讲述了上至皇帝下至汉武帝之间3000年的历史，现在，我们有些人读它的时候，其实是什么也看不懂，还很自以为是。比方说，我们新近发现的某种考古结果与《史记》的记载有出入，甚至完全不一样，这些人就会说司马迁是在家里想历史，胡说，很打脸，还一本正经的。
我们要说的是，《史记》不仅写出了我们在那3000年的历史，而且写出了我们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甚至还写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认知准则与行为规范。大厦就在那里，基石稳固，一半间房屋的装修有些小毛病，就拿它来吹毛求疵，这是没有文化没有心胸的表现，很无聊，也很虚无，让人可笑。
《史记》这段记载至少透露出了这样一个历史信息——禹兴于西羌。也就是说夏是兴起于西北的，而且还有古羌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羌是谁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历史的最早定义，而是《隋书》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即当时的人们把居住在西北地区一些山大沟深，分不清具体人种或者民族的人群，都统称为羌。所以，这个羌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人种或者民族，而是地域概念上的人群。
想想，隋朝到了什么时候？但那时候的人还在这么划分着民族。不能说当时的这种划分简单粗暴，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这种地域的划分更贴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和民族融合的概念。应该相信，在古代，这应该是划分民族最好的一种手段，虽然近于无奈，但却充分尊重了地域及其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因此，我们今天就是不能以现代的习惯养成而衡量古代的事情了。
现在回说羌。古羌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羌，它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代的考古证明，古羌人最早生活在羌塘地区，在随后的历史里，羌就发展成了对居住在中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有些像《隋书》中把那些识别不了的民族都称为羌的意思。大约东周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
对于这次迁徙很多学者谈得最多的是东进，而鲜有涉及西迁，按照我们的先民3万年前就登上青藏高原的发现以及在远古的历史里把生活在西部人的牧羊人称为羌的说法，那么，这支人至少是有史以后，一直是以羌的身份在我们史典里存在的。我们现在做这样一设想，东进一部分在后来被融入了中原民族，而留下来的这一部分逼于战争的压力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只有向高寒的区域延伸，这就是我们说的西迁或者说是西移。
但是，如果没有了战争的压力，西移的又怎么办呢？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即再回来，回到原来的那个住地。而这就有了历史上的羌人一次次走下高原，与中原王朝争夺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历史，汉朝是这样，唐朝也是这样。西汉时，面对这个事儿的是赵充国，东汉时是邓训；唐朝的时候这里安定了一阵子，但到了晚唐时，河西走廊与西域又一度落入土蕃王朝。除了在这一带发现了大量羌人遗址、文物之外，最能说明这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可能要算“晋归义羌王”金印了，应是晋朝廷颁赐给归顺晋朝的羌王印绶。
金印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金质，驼钮，正方形印面，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至少说明了羌人西汉时期与汉朝廷时战时和，最后接受朝廷管辖，为附汉的羌民。东汉时期以后，羌人势力变强。到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乘天下大乱，分起争雄，部分羌族首领依然认为晋朝是正统，归附晋朝。历史在这里成了金印的见证。
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的新藏公路、青新公路以及祁连山与阿尔金山相接的阿尔金山和河西走廊的扁都口，都是当年羌人自青藏高原呼啸而下的战略通道。
三、中国有白人很正常，没有白人才不正常
我们在河西走廊及南疆盆地的考察采访中，发现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自东而西，在一些遗址与墓地中，白人的成分似乎在一点点地加重。比如，在民乐灰山和山丹四坝等遗址中，主要以蒙古人种特征为主，而且从文化类型上判断应是古羌人，但也不排除有西方民族人种掺入的可能。但在酒泉火烧沟遗址（亦属于四坝文化范畴）中，就发掘出有高鼻深目的人骨化石，有人猜测这一时期可能西方高加索人与当地的古羌人有融合迹象。
在新疆南疆盆地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比方说我们熟知的楼兰美女、小河公主等都是。甚至，我和田玉石的源头流水村，发现的一处墓地，即流水村墓地，有着蒙古人种、西藏人种等多种人种成分的混合。这个墓地距今3000多年，我们的先民在那个时代就有了相互的交流和混合。
说到白人问题，可能就会让有些人敏感，但是，我们要以正常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今天的考古学家研究认为，黄帝部族作为最大的胜利者，可能在河西走廊一带作过短暂的停留，而后期所出现的周部族正是黄帝之后。还有月氏、乌孙 、氐羌、匈奴，但这些民族的出现只是作为河西走廊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但是，河西走廊乃至新疆南疆盆地主要人种以及文化仍是以羌戎为代表的民族对这一区域的不断争夺，继而也构成了这一地区人种形成的基础。
怪吗？不怪的。在月氏、乌孙 、氐羌、匈奴当然也是有白种人的，他们当然不是从西方来的。而所谓的高加索人甚至雅利安人即使来过又能如何？中国古代典籍中，用来表达类似“民族”概念的语词，为数不下数十种，有“民”、“族”、“种”、“部”、“类”等单音词，也有“民人”、“种人”、“民群”、“民种”、“部族”、“部人”、“族类”等双音词，独独未见“民”“族”二字连缀并用成词者。所以，民族一词应该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我们拿它去套用古代的“民”、“族”、“种”、“部”、“类”等显然是有些不合适的。
话说到这里，我们要表述的概念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在遥远的古代、在中国的西北，生活着的那群人被冠之以羌，尽管其以羌人为主，但仍然有着不同的“民”、“族”、“种”、“部”、“类”等，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具体区分他们了，但他们毫无疑问都是中国人。尽管，这些人中有着黄种人也有白种人，而现代的考古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说的是，在3万年前这些人登上青藏高原的那一刻，他们当然是不会有国家这种概念的，甚至，到了3000至4000年前这一时段里，也都没有，所以，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即使不同于羌的白人也就只能是中国人了。若说，那些白人是他国人，但他们的国在哪里？这种说法滑稽得有些可笑了，没有这么对待历史也没有这么研究历史的。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今天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发现一两架白人的骸骨，有人就大惊小怪，就拿这个事情说事，真是没必要。出现白人怎么了？历史上，有白人的中国是正常的，没有白人的中国才是不正常的。
现在科学研究，通过DNA的测定，发现古汉藏羌是同源的，我们的史籍里也是这么记载的。我们这个民族，分明在我们不甚了解的史前，就完成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大融合。（文/路生）
参考文献：新华社《科学家发现新证据 认为至少3万年前人类就已踏足青藏高原》；2018.11.30；记者董瑞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