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句古話，成事要“天時、地利、人和”，那麼，失敗是不是要反過來說？
撚軍的失敗，一般會從其組織人員的階級性質去分析，很少落實到“人”。可是，一個事件中，主導者永遠是人。作為起義軍的領袖，其“人性”必将對其事業有着深刻的影響。
19世紀中葉，大江南北突然風起雲湧。南方的太平天國和天地會攪得大地“飛沙走石”，北方的“撚軍”和西南、西北的少數民族起義，也是同樣是“驚天動地”。
但最終，他們卻都以失敗結局，且都沒有逃脫曆代農民起義的悲慘宿命。因為，他們是農民階級，意識尚有局限，是以，導緻革命不成功。其實，這樣的分析，隻是淺淺的借用理論罷了。是以，應該客觀來看，從人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為何撚軍及其他農民起義軍會失敗？
鹹豐一定極其郁悶，滿清王朝這麼多年都太太平平的，怎麼他一當上皇帝，大家就都造反了。而且，還是同時有了旗幟鮮明的訴求。其實，太平天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劍指清朝：“我要當這個天下的老大。”可是，北方的撚軍，政治訴求卻沒有那麼強烈：“我隻想過上好日子。”
撚軍為什麼也走上了造反這一條道？
其實，就像當年的梁山好漢一樣，都是被逼出來的。收成不好，吃不上飯，官府又不管，那隻能自己解決了。這和那些占山為王的“賊”，沒有什麼本質的差別。他們當初鬧事的本意也就是做個“白頭賊”，至于推翻政府，卻不是大多數人的想法。
首領的成分“五花八門”，好打抱不平的占據了多數，流氓無産者也有。而像“水浒宋江”這樣，政治上受到了迫害，不得不造反的也不少。就拿張樂行來說，人家本是個地方上的财主，吃好穿好，還受人尊敬，哪想到有一天自己竟成了“賊”。但此人好勝心強，開賭場，做買賣，保送私鹽，隻要能得利的，都不肯退讓一步，必然和各方勢力鬧得不愉快。
除此，張樂行做人還仗義，愛打抱不平，投靠他的人也是越來越多。試想，又是械鬥，又是清除地方惡勢力，得罪了官府，終于将他給逼反了。但是，這種“被迫造反”是很容易動搖的，他就兩次被招安。1855年，雉河集會盟，張樂行被推舉為核心上司人，至此，沒有回頭路可走了。雖然，這期間出過一些失誤，但總體上，張樂行仍是一位傑出的上司者，最後，還是英勇就義了。
張敏行也是被迫的：一是環境逼迫；二是張樂行将事情鬧得不可收拾，使他隻得加入撚軍。而龔得樹、蘇天福本身家境貧寒，吃不飽飯，在各種鬥争中謀生，也将自己送上了造反之路。導火線就是“蘇天福事件”，這個頭一開，大家紛紛站起來反抗。
侯士偉受到同村地主的“政治壓迫”，參加鬥殺，最後，結撚扯旗造反。劉學淵、劉玉淵也是受到迫害起義。張宗禹則是因為家庭沖突，離家出走的，之後，又無處可去，最後，加入了這場起義。韓奇峰的經曆比較奇葩一些，人家直接把旗子豎到了他的家門口，真正是被“逼出”來的。
各式人物，各種原因走上了這條道，但是，歸納起來不外乎兩點：
一是生存受到了威脅；
二是不堪政治迫害。
歸根結底，都并非自願造反，他們的訴求隻不過是求得一個自由身，心中并沒有更長遠的考慮。是以，這也決定了這支起義軍缺乏真正的凝聚力，不會為了統一的目标而奮鬥，失敗也是情理之中。
再來看看他們的組織形式。
在中國的曆史上，宗族、幫會和社團一直都是民間“組織”的三大形式。對于穩定基層社會的正常發展以及維護統治政權都起着非常關鍵的作用。在近代曆史上，如：天地會等都是有組織的運動，而撚軍則靠的是“宗族”，它是整個起義軍的聯系紐帶，一人入軍等于“舉家、舉族從軍”。
初期，黃旗撚軍的核心勢力是張姓，毫州雉河集以北為其勢力範圍；藍旗撚軍的主體有韓、劉、李等姓氏，在順和集一帶活動；白旗撚軍的姓就更多了，雉河以南是他們的地盤；黑旗撚軍也有很多的姓氏，聚集在雉河集西北；紅旗撚軍人少，地方小，沒什麼影響力。
這些集團，都是以宗族為核心，以一種松散的形式“結盟”。後來，這種聯合被打破了，隻有張、龔、蘇三個宗族集團成了起義軍的核心力量。這種組成方式相當原始，不便于管理，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争鬥，給了清軍逐個擊破的機會。
這也可以解釋後期出現的一個現象，那就是：在這些集團内部人員互相争鬥的時候，為何其他人都是看熱鬧的姿态。
說到底，這由流氓無産者性質所決定，隻在乎自己那塊地盤的利益，和自己不相幹的事情，一概不管，這就是宗族觀念和地域觀念在“作怪”。隻是局部“同宗”之間團結，并且，他們極力排斥“外者”，隻要占着自己的那塊山頭就好。一邊和清軍殊死搏鬥，一邊内部自相殘殺，這不是自掘墳墓是什麼？翻開撚軍的曆史，滿眼都是各種背叛，有誰總結過？
除此，在這支起義軍的人員組成中，地主老财和窮光蛋各半。
這幫人造反後，首先沖擊的是當地的地主，他們或是被殺，或是逃亡。普通人員基本上都是窮光蛋身份，而地主們則成了上司者。來頭都不小，前面提到的張樂行是個地主，各種行當都做過。而張宗禹家裡的地多，還雇了很多人。是以，張姓基本上都是财主身份，隻不過，有大小區分。
陸遐齡同樣是财主，家庭背景可以，書香門第，自己還是個武秀才。家族三代尚武，可以說得上是當地的“豪強”。而蘇天福，隻能算得上是個小财主。是以，細數這些首領的來曆，他們在造反前家境背景都不錯，隻不過，是由于各種原因，被逼着走上了一條“黑道”。
難道他們不懷念以前的安穩日子嗎，不懷念以前的享受日子嗎？
隻是形勢所迫罷了。
是以，剛開始的時候，這些人内心的政治訴求幾乎沒有。沒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怎麼會有明确的政治動力？就像大海中的一條船，無法辨明方向，隻能“随波逐流”。但是，清朝廷，卻不允許這股“反流”繼續，是以，他們怎能和目的明确的朝廷軍抗衡到底。
雖然，這期間他們也取得過幾次戰役的勝利，但是，他們不可能真正了解面前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是以，最終的結局必然是悲劇。
其實，那些出生貧寒的窮光蛋們，骨子裡都有一顆強烈的反抗精神。但是，他們走上這條道，隻是單純的為了生存，甚至，為了狹隘的個人利益，或者是為了報仇。是以，他們隻是為了改變自己目前的生存狀态，不會過多的考慮下一步怎麼做，是不是要翻身做主人，是不是要推翻現有的政權。
沒有想法，沒有後方的保障，隻能将鬥争進行到底。
當然，也有人考慮到了這一點，李昭壽之流的窮光蛋、苗沛霖這類的讀書人......但是，他們更多想的則是自己，想報自己的私仇。因為，他們的想法在起義前後，并沒有太大的差别，隻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利益。在他們看來，不存在什麼真正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隻要可以達到目的，出生入死的兄弟都可以出賣。是以，從認識層面上，他們就沒有真正想過，自己究竟想要什麼？
沒有方向，沒有目标，内部又不團結，一直都是環境所逼，逼着做“賊”，逼着和清軍一路厮殺，逼到了最後，這些人都走進了死胡同。
參考資料：
【《渦陽縣志》、《清史稿·列傳二百五·第四一八》、《撚軍史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