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古话，成事要“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失败是不是要反过来说？
捻军的失败，一般会从其组织人员的阶级性质去分析，很少落实到“人”。可是，一个事件中，主导者永远是人。作为起义军的领袖，其“人性”必将对其事业有着深刻的影响。
19世纪中叶，大江南北突然风起云涌。南方的太平天国和天地会搅得大地“飞沙走石”，北方的“捻军”和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也是同样是“惊天动地”。
但最终，他们却都以失败结局，且都没有逃脱历代农民起义的悲惨宿命。因为，他们是农民阶级，意识尚有局限，所以，导致革命不成功。其实，这样的分析，只是浅浅的借用理论罢了。所以，应该客观来看，从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何捻军及其他农民起义军会失败？
咸丰一定极其郁闷，满清王朝这么多年都太太平平的，怎么他一当上皇帝，大家就都造反了。而且，还是同时有了旗帜鲜明的诉求。其实，太平天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剑指清朝：“我要当这个天下的老大。”可是，北方的捻军，政治诉求却没有那么强烈：“我只想过上好日子。”
捻军为什么也走上了造反这一条道？
其实，就像当年的梁山好汉一样，都是被逼出来的。收成不好，吃不上饭，官府又不管，那只能自己解决了。这和那些占山为王的“贼”，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当初闹事的本意也就是做个“白头贼”，至于推翻政府，却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首领的成分“五花八门”，好打抱不平的占据了多数，流氓无产者也有。而像“水浒宋江”这样，政治上受到了迫害，不得不造反的也不少。就拿张乐行来说，人家本是个地方上的财主，吃好穿好，还受人尊敬，哪想到有一天自己竟成了“贼”。但此人好胜心强，开赌场，做买卖，保送私盐，只要能得利的，都不肯退让一步，必然和各方势力闹得不愉快。
除此，张乐行做人还仗义，爱打抱不平，投靠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试想，又是械斗，又是清除地方恶势力，得罪了官府，终于将他给逼反了。但是，这种“被迫造反”是很容易动摇的，他就两次被招安。1855年，雉河集会盟，张乐行被推举为核心领导人，至此，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虽然，这期间出过一些失误，但总体上，张乐行仍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最后，还是英勇就义了。
张敏行也是被迫的：一是环境逼迫；二是张乐行将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使他只得加入捻军。而龚得树、苏天福本身家境贫寒，吃不饱饭，在各种斗争中谋生，也将自己送上了造反之路。导火线就是“苏天福事件”，这个头一开，大家纷纷站起来反抗。
侯士伟受到同村地主的“政治压迫”，参加斗杀，最后，结捻扯旗造反。刘学渊、刘玉渊也是受到迫害起义。张宗禹则是因为家庭矛盾，离家出走的，之后，又无处可去，最后，加入了这场起义。韩奇峰的经历比较奇葩一些，人家直接把旗子竖到了他的家门口，真正是被“逼出”来的。
各式人物，各种原因走上了这条道，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
一是生存受到了威胁；
二是不堪政治迫害。
归根结底，都并非自愿造反，他们的诉求只不过是求得一个自由身，心中并没有更长远的考虑。所以，这也决定了这支起义军缺乏真正的凝聚力，不会为了统一的目标而奋斗，失败也是情理之中。
再来看看他们的组织形式。
在中国的历史上，宗族、帮会和社团一直都是民间“组织”的三大形式。对于稳定基层社会的正常发展以及维护统治政权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近代历史上，如：天地会等都是有组织的运动，而捻军则靠的是“宗族”，它是整个起义军的联系纽带，一人入军等于“举家、举族从军”。
初期，黄旗捻军的核心势力是张姓，毫州雉河集以北为其势力范围；蓝旗捻军的主体有韩、刘、李等姓氏，在顺和集一带活动；白旗捻军的姓就更多了，雉河以南是他们的地盘；黑旗捻军也有很多的姓氏，聚集在雉河集西北；红旗捻军人少，地方小，没什么影响力。
这些集团，都是以宗族为核心，以一种松散的形式“结盟”。后来，这种联合被打破了，只有张、龚、苏三个宗族集团成了起义军的核心力量。这种组成方式相当原始，不便于管理，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争斗，给了清军逐个击破的机会。
这也可以解释后期出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这些集团内部人员互相争斗的时候，为何其他人都是看热闹的姿态。
说到底，这由流氓无产者性质所决定，只在乎自己那块地盘的利益，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一概不管，这就是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在“作怪”。只是局部“同宗”之间团结，并且，他们极力排斥“外者”，只要占着自己的那块山头就好。一边和清军殊死搏斗，一边内部自相残杀，这不是自掘坟墓是什么？翻开捻军的历史，满眼都是各种背叛，有谁总结过？
除此，在这支起义军的人员组成中，地主老财和穷光蛋各半。
这帮人造反后，首先冲击的是当地的地主，他们或是被杀，或是逃亡。普通人员基本上都是穷光蛋身份，而地主们则成了领导者。来头都不小，前面提到的张乐行是个地主，各种行当都做过。而张宗禹家里的地多，还雇了很多人。所以，张姓基本上都是财主身份，只不过，有大小区分。
陆遐龄同样是财主，家庭背景可以，书香门第，自己还是个武秀才。家族三代尚武，可以说得上是当地的“豪强”。而苏天福，只能算得上是个小财主。所以，细数这些首领的来历，他们在造反前家境背景都不错，只不过，是由于各种原因，被逼着走上了一条“黑道”。
难道他们不怀念以前的安稳日子吗，不怀念以前的享受日子吗？
只是形势所迫罢了。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内心的政治诉求几乎没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怎么会有明确的政治动力？就像大海中的一条船，无法辨明方向，只能“随波逐流”。但是，清朝廷，却不允许这股“反流”继续，所以，他们怎能和目的明确的朝廷军抗衡到底。
虽然，这期间他们也取得过几次战役的胜利，但是，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面前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所以，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悲剧。
其实，那些出生贫寒的穷光蛋们，骨子里都有一颗强烈的反抗精神。但是，他们走上这条道，只是单纯的为了生存，甚至，为了狭隘的个人利益，或者是为了报仇。所以，他们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目前的生存状态，不会过多的考虑下一步怎么做，是不是要翻身做主人，是不是要推翻现有的政权。
没有想法，没有后方的保障，只能将斗争进行到底。
当然，也有人考虑到了这一点，李昭寿之流的穷光蛋、苗沛霖这类的读书人......但是，他们更多想的则是自己，想报自己的私仇。因为，他们的想法在起义前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在他们看来，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可以达到目的，出生入死的兄弟都可以出卖。所以，从认识层面上，他们就没有真正想过，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内部又不团结，一直都是环境所逼，逼着做“贼”，逼着和清军一路厮杀，逼到了最后，这些人都走进了死胡同。
参考资料：
【《涡阳县志》、《清史稿·列传二百五·第四一八》、《捻军史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