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代大型公共工程的修建與帝國興衰
中國古代的公共工程是浩如煙海，其中比較著名的有
大運河、長城
這些工程，這些工程可以說是非常令人振奮，但是這些工程的修建往往伴随着整個帝國的命運變化，因為中國古代的王朝政治是非常脆弱的，往往大型工程都會影響到一個王朝的财政命脈，不過具體的王朝興衰變遷卻可以具體談談。
首先是考慮到時代特性，
秦朝
修建的大工程數目可以說是非常多的，包括
長城、馳道、直道、阿房宮、秦始皇陵
等等，這些大工程對于秦朝來說負擔非常重，因為秦朝隻有2200萬人口，但是用于修建長城的就有200多萬。
整個秦朝時期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在修建工程，可以說非常對于國家财政而言壓力巨大，且以秦朝修建工程的頻率來說也是非常之高，秦始皇自統一前後三十多年沒有停止過工程建設，尤其是秦朝還頻繁持續地對外用兵，這一點對于國家财政的壓榨就更加嚴重，留下了嚴重曆史教訓。
漢朝
吸取了秦朝的經驗教訓，自漢高祖以來都是減少了大型工程項目上馬的頻率，采用輕徭薄賦的政策，不過漢武帝時期漢朝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對外征伐，這裡就應該提一下對外征伐也應該視為一個大型的公共工程。
實際上而言，它比公共工程更加具有對國家的破壞力和壓迫性，由于對外征伐，人民會大量流亡躲避兵役，實際上漢武帝的對外征伐對于老百姓的壓迫遠大于他的那些茂陵工程，也讓老百姓戶口減半，漢朝國力大受損失，不過對于漢朝來說這種損失很快也能補足，最終毀滅西漢的還是外戚勢力的極度膨脹。
不過再度出現大型工程卻讓中國等待了很久，
後趙武帝石虎
建立了超大型工程就是修建邺城，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工程是他的前任石勒主動提出修建的，是以他頂多算一個繼承者，石虎的邺城修建對于後趙的經濟打擊也是很大的。
不過這種經濟打擊主要展現在他的窮奢極欲上，石虎為了修建邺城宮殿基本上砍光了附近的樹木造成了嚴重的生态破壞，而且由于其大肆收集美女充斥後宮，外加上征發民夫，甚至搞得後趙民不聊生，進而被東北的慕容鮮卑趁虛而入，他的孫子冉闵也最終毀滅了後趙。
對于這些大型工程，到了南北朝時期來說就一般很少進行了，除了北魏經常修建大型石窟之外，其它朝代很少制造這些工程，一方面财力拮據，另一方面難以駕馭，不過南朝的南梁進行的軍事工程浮山堰卻是個例外。
浮山堰是梁武帝蕭衍的軍事工程，其目的是對付北魏的壽陽城，但是這一工程的效果非常糟糕，對于梁武帝而言，這個工程建成之後理應是能夠徹底毀滅北魏的壽陽城，采用倒灌的方式把壽陽變為一片汪洋。
但是想不到的是浮山堰完成之後壽陽雖然變成一片汪洋，但是卻因為直接與河水對抗最終崩堰，導緻了嚴重的問題，整個梁朝百姓淹死将近二十萬人，可以說死傷慘遭，對于淮河一線破壞都很嚴重。
實際上對于整個
南北朝
時期而言，大部分的時間内，人們都處于一種難以控制的恐慌之中，一方面是各種天災和工程項目還有戰亂，另一方面是對于前途命運的不确定。
這一時期的工程也大都有這種痕迹，比如南朝的大規模修建佛寺，就是為了祈求佛祖保護平安，同時人們普遍希望當和尚來免除賦稅，畢竟和尚是特殊群體可以免除兵役賦稅，對于王朝而言需要這樣的宗教力量來麻痹百姓麻痹整個王朝那顆不安的心髒。
對于中國古代的朝代而言，大部分時期的工程項目，都是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進行的，比如
明代北京城
的修建，
朱棣
是在基本消滅了建文勢力登上了皇帝寶座的前提下完成的，實際上這種修建的工程對于朝代的影響是不大的。
而且到了宋代以後，帝國的大規模工程一般都能順利修建，因為人口劇增，宋代人口已經基本突破一億，而明清兩朝則是達到了兩億以上的人口數目，可以說這種人口是支撐國力的關鍵因素。
而且由于江南地區貿易的發展，實際上對于整個帝國而言整個江南地區的經濟規模決定了帝國的最終的商業高度，同時也決定了帝國的經濟狀況是否能夠支撐起對于大規模的公共工程的經濟支援。
對于
清朝
和
明朝
而言，江南地區的經濟形勢往往決定了帝國的工程态度，比如明朝重修三大殿的前提就是在江南地區收集了足夠多的錢糧的前提下才能夠繼續這一項目，實際上如果明朝不能夠在江南收集570萬兩，那麼三大殿就無法重修。
因為各個省份的銀子都是來自于江南地區，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在這一點上成了關鍵作用，由于海外貿易興盛，白銀成了主要流通貨币，取代了原來容易造假的銅錢，變為帝國一般等價物，這一點也成了明清白銀帝國的基礎。
明清兩朝的白銀流通直接決定了兩朝的基本生存模式的優越性，比一般朝代更加具有典型而明确的經濟置換手段和經濟補足手段。
最典型就是明朝的
一條鞭法
和清代所實行的
攤丁入畝
，都是建立在白銀經濟的基礎上，實際上白銀作為一種外來貨币直接讓清朝和明朝的國庫收入變成了一種對于外來貨币的依賴維護體系，這也使得各種大型工程中的貪腐問題急劇增加。
比如說明朝中後期的白銀收入其中大部分都被官員貪腐，明廷中後期的收入問題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一方面各地老百姓都揭竿而起，另一方面各地官員生活優越，因為當時的買官賣官等問題十分嚴重。
清朝也是這樣，當時清廷最肥的缺是陝西糧道這一類看似沒什麼油水的官，由于能夠掌握軍饷，他們可以肆意喝兵血，中飽私囊，當時的陝西糧道一年就可以賺去八萬兩白銀，相當于今天人民币八千多萬，可以說是非常的恐怖。
對于陝西糧道這一職位當時的人們也是趨之若鹜，但是很難得到，而且形成了以太原西安等地為核心的圈子，一旦出了京城官員們就會大肆腐敗，根本不管朝廷的任何法令，實際上修建的大型工程的絕大部分工程款項都是被官員腐敗。
是以明清的黃河的治理工作一直也很難落實，經常修了不到一年就會決堤，長江的問題就更為嚴重，基本上長江的泛濫次數是年年泛濫，對于中國來說長江的漕運和黃河大運河的漕運都是非常重要的，直接決定了中央的穩定性，但是由于白銀經濟的影響，這一問題的解決在明清兩朝一直呈現非常複雜化的趨勢，直到最後朝代滅亡。
對于中國而言大型工程往往和皇帝的意志相連接配接，如果皇帝不決定修建那麼往往是不會有這樣大型的工程出現的，是以往往帝王的雄才大略和修建工程相結合，就能誕生大型壯麗的工程，不過這種雄才大略往往也會讓帝國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之中，實際上帝國的生死也往往都和這種雄才大略挂鈎，帝王們的山河夢幻最終的結果，往往也是屍骨成山，這也許就是帝王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