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以來，中原王朝逐漸失去對西北地區的控制，吐蕃、黨項、回鹘、吐谷渾諸部盤踞于此，經營政權。宋夏邊界，至元昊立國才真正明朗，形成了一道“東起麟府，西盡秦隴”、長約兩千多裡的邊防線。
為了戍守這一防線，北宋在今陝西、隴東境内分置鄜延、環慶、泾原、秦鳳四路派駐重兵，控扼西北。黨項内部諸姓林立，分布生态亦有不同，其人骁勇善戰，智詐果敢，給西北邊防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北宋禦夏的軍事對抗與戰略轉型
景德元年，涼州吐蕃六谷部首領潘羅支詐降于夏，緻繼遷中矢而亡。然而，北宋并未借此積極制夏，反于次年訂立宋夏和議。這種姑息政策，既有安定西北邊陲之利，又有懈怠軍備、縱夏壯大之弊。北宋坐視德明兼并河西，竟至“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西北動蕩急劇升溫。
治平四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禦夏政策逐漸由守轉攻，雖然實作了拓邊熙河的地理優勢，也帶來了盟友離心的負面效應。神宗不顧權禦史中丞司馬光、知延州陸诜等人的反對，密令知青澗城種谔招納橫山蕃部、築城綏州，埋下了宋夏交戰的種子。
元豐四年，北宋五路伐夏，從北方、東北、西北三面進攻，亦未實作吞夏構想。北路因将帥忌刻、糧運不濟、天氣寒冷，慘敗于靈州城下；東北路亦因濃霧大雪、勞師遠征、糧匮補給等問題僅得通往橫山的四寨；西北路折損相對較少，獲得了築城蘭州、協助熙河以制夏的目标。
五路伐夏的巨大代價并未阻止神宗君臣的拓取野心，次年八月，進築永樂城，卻為夏人圍困拔城，損失“蕃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祖母高氏主持朝政，推翻攻策，轉而實施綏靖安撫的禦夏方針。迫于西夏的進攻壓力，高太後等于元祐六年轉而采納環慶經略使章楶的淺攻戰術，可惜未及有顯效，太後便薨逝。親政後的哲宗立刻着手恢複強硬邊策，整頓邊防，修備武略，并倚賴章楶淺攻戰術取得了紹聖、元符的開邊成就。
徽宗一朝，同樣采取了先守後攻的戰略。元符末與建中靖國初，北宋暫取守策，放棄鄯、湟二州。守策随着徽宗漸秉實權旋即更張，崇甯二年至三年間北宋不僅武力收複了鄯、湟二州，還收複了河南三城，并以蘭州為跳闆繼續向西拓進，意圖控扼橫山。自政和四年至宣和元年，宋夏交戰頻繁，互有勝負。
宣和二年，宋金訂立“海上之盟”，夏懼于唇亡之禍，故有聯遼抵禦宋金之請。宣和六年，夏向金稱臣，兩國聯手制宋。之後，西夏于宣和六年、宣和七年、靖康元年積極發揮了金之右臂的作用，先後進攻北宋朔武，豐麟二州，以及“天德、雲内、武州、河東八館之地”與“震武城”。由于金朝未能兌現對夏予地的結盟承諾，導緻夏金聯盟疏離，為南宋與夏的聯盟埋下伏筆，宋金則在争取西夏方面繼續較量。
要之，相較于宋遼戰争，宋夏軍事對抗曆時長、消耗大，且未有止戰之良策，很難以外交談判代替暴力對抗，并長期有效。是以，北宋的禦夏戰略不得不曆經數次轉型，即前期的友好共生與收編開戰，中期的被動防禦與相持對峙，後期的兼采攻守、攻略為主。
北宋禦夏的盟友争奪與資訊對抗
除卻正面交戰，盟友争奪與資訊對抗也是北宋控扼西北的重要手段，運用得當，可以減輕西北的邊防壓力，實作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盟友争奪
北宋一朝，進入宋夏争奪範圍的西北勢力主要有涼州吐蕃、甘州回鹘、河湟吐蕃以及未被西夏收編的黨項諸部。籠絡西北諸蕃是北宋以夷制夷的關鍵一環，其實施取決于宋夏關系的戰和态勢。
随着宋夏景德和約的簽訂，以夷制夷受制于宋夏戰和的特點日益凸顯。這時，北宋漸由制夏變為和夏，不但嚴禁河西諸部生事，而且對遭受德明侵擾的吐蕃與回鹘，僅賜以茶藥，未施援手。
觀上可知，北宋與涼州吐蕃、甘州回鹘，雖然高調結盟，卻未能同仇敵忾、協力禦夏。至于痛失奧援的責任，一方面在于北宋盟心不固、禦夏不堅，另一方面亦與黨項對二部不遺餘力地摧折、打擊密切相關。
但是，當邊防穩定時，北宋邊将對待蕃部的态度又趨于粗暴，漢蕃裂痕加深，為西夏的反制創造了條件。是以，作為經制西夏的關鍵一環，招誘蕃部雖有推助之力，卻因北宋維護不當未能發揮最大效用。
二、間諜與觇候
在宋夏、宋蕃戰和的大背景下，北宋西北的資訊對抗以禦夏為主，防禦吐蕃為輔，呈現出情報收集與傳遞、間諜招募與派遣等外向型特征，以及防止資訊洩露、敵國間諜滲透等内向型特征。為了保障用間效率，北宋在經費保障、間諜招募、用間獎懲等方面都做了較充足的準備。
禦夏之外，北宋西北的資訊布控，還有防禦吐蕃的任務。為了保障西北的刺事效率，宋廷制定了相應的獎懲措施。宋夏資訊争奪非但不遜于宋遼，反因戰事頻仍，更加激烈與頻繁。宋夏百餘年的戰争交流，為彼此的用間、除間，乃至反間提供了施展的平台，而如何提高間諜效率亦為當時各方勢力探研不倦的課題。
禦夏制蕃的經濟鉗制與内政調整
宋夏貿易彌補了單一軍事手段的不足，輔助北宋部分實作其戰略意圖，效果并不理想。相比之下，宋蕃貿易既是經濟交流的内在需要，也是增強實力、維持秩序的重要手段。禦夏背景下的内政調整主要聚焦宰臣兼樞密使的破立，就中書與樞密院的通力合作進行考察。
一、禦夏背景下的貿易舉措
在宋夏貿易的幾種形式中，貢使貿易滿足了西夏貴族的生活需求。榷場與和市貿易滿足了“蕃漢客旅”的商貿需求，不同的是前者由政府嚴密操控，後者較為自由。私販貿易則以手續違法、商品違禁等形式存在，為北宋屢禁不止。以上貿易形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宋夏戰和關系的影響。
澶淵之盟後至元昊自立前，宋夏貢使貿易的氛圍較為寬松。元昊稱帝後，貢使貿易雖仍在進行，其規模卻遠遜于其父德明時。之後，元祐時的綏夏政策又為貢使貿易注入活力，掀起了新的貿易高潮。
宋蕃貿易，既是經濟交流的内在需要，也是增強實力、維持秩序的重要手段。就形式而言，宋蕃貿易存在貢賜、榷場、民間私販等多種形式。就内容而言，馬匹、茶葉、牦牛、駱駝、乳香等物品是主要對象，其中馬匹貿易是北宋經制西北的重心。
要之，宋蕃馬匹貢賜，政治秩序是表象，經濟代償才是實質。夏馬難得、吐蕃馬足、宋方馬匮等客觀事實，加之宋蕃聯合以制夏的戰略部署，這些共同催生了北宋中期宋蕃馬匹貿易的興盛。
二、禦夏背景下的内政調整
伴随着禦夏政策的變化，北宋在内政方面亦有較大調整，以慶曆年間宰相共預邊事的呼籲與措置為顯例。宋夏開戰後，韓琦、範仲淹或寄任邊陲，或操柄二府，慶曆諸人亦相繼歸朝，或居館閣，或為谏官，為國謀忠，盡心竭力。
宋夏罷兵言和後，北宋對外禦邊、對内除弊的意志削減，而銳意革新的慶曆黨人雖有救亡圖存、節用裕民之良方，卻必不見用于時，是以，他們或主動辭榮，或被動貶黜，無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