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戰國時代，諸侯國為何總是固守一種制度，甯可冒着危險也不願意改變舊制度？原因何在？受西周制度、立國形式影響深遠，既得利益者不願冒着風險
戰國時代是一個中國曆史上格局變化最快、時代發展最紛亂複雜的時代，這個時代給予人們的啟示和研究價值是不可估量的，而且這個時代還是中國曆史上社會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如果沒有這個曆史時間段的發展中國古代曆史的發現恐怕不會那麼容易。一個時代格局變化的越快，有價值的曆史現象就會越多，時代的發展就會越紛亂複雜，就會給文明的發展增加多樣性。
戰國時代是中國古代曆史上諸侯國最多的一個時代，後面任何一個王朝都沒有像戰國時代那樣文化多樣性，但是，因為那個曆史時間段實在是太過于複雜，距如今也已經過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幾千年的文化發展當中我們已經無法再将那個時間段的曆史真相完全的還原，我們隻能根據曆史遺留下來的隻字片語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的了解的和推理盡最大的可能将那個曆史事件段有價值的資訊一一還原。
透過曆史的黃沙，根據許多曆史史料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在戰國時代隻有秦國一個國家曾經改變過自己，或者說也隻有這一個國家曾經徹徹底底的改變過自己，從自己一直以來行走的奉行的政治制度上面脫離了出來，走上了一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路。
秦國的這次改變就是我們熟悉的商鞅變法，這次的變法徹底地改變了秦國從秦穆公開始訂立下來的類似于王道的政治制度，走上了法治的道路，法令在秦國的發展可謂是異常的艱難，可是秦國堅持了下來，在無數的質疑聲中走出了自己的一條道路，從此一改以往的頹廢成為了戰國時代最為強盛的國家。
這樣的國家隻有秦國一個，可為什麼隻有這個國家改變過自己。難道其它的諸侯國并不清楚自己墨守成規會給自己的國家帶來緻命的打擊？難道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大勢所趨？答案肯定不是這樣的，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這些諸侯國們甯願冒着滅亡的危險都不願意去改變國内的政治制度呢？我們今天就來分析一下導緻這個問題的關鍵因素。
國家要徹底改變就得承擔風險，既得利益和承擔風險面前，往往選擇前者
第一個不得不思考的原因就是風險問題，任何一個曆史時間段的任何一個國家想要進行徹徹底底的改變就必須要承擔風險問題。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的誕生一定伴随着諸多的問題，當這些問題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就會成為影響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一種改變所帶來的利益與現在能夠獲得的利益之間的衡量是每一個國君需要去面對的問題，并且在一種新的思考方式面前人們總是有堅持以往形式的一種慣性。
因為戰國時代的諸侯國都是建國幾百年的，哪怕是最為短暫的國家也有上百年的曆史，這就讓它們對先輩留下來的政治制度有着一種本能的信奉，畢竟那是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在之前的時間裡，他們遵循着這種證據制度維持了這個國家很長的一段時間，這就說明這種制度是有優越性存在的，至少在之前的時候它是由優越性的。
是以，一個已經能看到利益的方式和一個要承擔巨大風險的方式，人們往往會選擇前者，尤其是一國之君。作為一個國家的君主，他所要面對的問題比平民百姓們要多很多，雖然每一個君主都不一定是有作為的君主，但是無論是哪一位君主都不希望在自己身後遺臭萬年，是以，如果做出改變，一旦不成功那麼就隻能成仁。，可是，如果固守原來的政治制度，即便沒有什麼大的作為也不會在死後背上太大的罵名。是以，當風險問題過于嚴重的時候，每一個時間段的統治者都不希望由自己去承擔這些風險，也正是因為如此敢于進行變法和創新的國君幾乎寥寥無幾，而哪怕是有一些君主能夠有所作為，這個國君也不一定能夠遇到一個正确的曆史時間段，遇到一些能夠真正為他出謀劃策的人，是以，他所要承擔的風險就會成倍的增長，最終讓他們固守原先的政治制度。
戰國時代諸侯國受西周政治制度影響深遠
第二個問題就是曆史底蘊的問題。戰國時代的諸侯國大多是由西周分封而成的國家，它們原先是西周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中的統治者是一個國家的君主卻不是一個天下的天子，也就是說，他們隻在自己的封地之内有着自治權，在西周的疆域範圍之内，他們還是臣子。
是以，這些諸侯國大多數受西周政治制度的影響比較深遠。他們立國的時間比較長，國家存在的曆史比較久遠，這個國家的羁絆就會多出很多，當其進行變法革新的時候需要考量的東西也就會多出很多，一些古老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會成為前進道路上的牽絆，在這個時候，這個國家就不會成為一個敢于創新或者是希望變法圖強的國家，最重要的是西周的大多數諸侯國都是王道的影響非常深遠。
在西周剛剛成立的時候，王道或許是一個治國的好方法，因為經過了武王伐纣的多年戰争，整個中原地區到了需要休養生息的時間段，而這段時間最好的方式就是推行無為，停止戰争重視發展，保證農業民族能夠過上好的生活，是以，久而久之這種無為就成為了一種王道的制度，這一點我們看一下燕國一直以來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看的出來了。
燕國從立國開始到滅亡，一直都是深受王道政治傳統影響的國家，這個國家從一開始成立就是西周的一個重要的諸侯國，在西周的地位是其它的國家所不能比拟的。不僅是因為它的王室是西周的王族，它的立國之君是周武王的左膀右臂，更因為這個國家實際上就是西周的一個縮影，它是西周分封的所有諸侯國當中延續時間最長的國家。
從一定程度上來看，這個國家也就反映了整個西周的曆史，從立國到它滅亡，它基本上沒有改變過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作為西周之下最有地位的諸侯大國之一，其所奉行的制度一定與西周是别無二緻的。
是以，通過燕國的所作所為，我們就可以知道西周實際上也是一個奉行類似王道政治傳統的王朝，而在王道的影響之下，人們所推行的政策是一種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自然政策，他們主張從小事做起，從人民的最小利益做起，規劃人們的生活，讓人們的生活變得井然有序進而讓他們富裕起來，并且在人群當中傳播道德的重要性，這種統治形式，也就是大多數曆史學家們所提到的德治。
也就是說，這種形式之下是用人來治理國家的，用一個人的力量或者說一群人的力量來限制整個國家，在這樣的影響之下，人的力量幾乎被神話，這也是為什麼西周的統治者被稱為天子的原因。是以他們堅信人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堅守王道的力量。
這樣的思想是很難被改變的，而後期崛起的秦國，它所信奉的是法治，它用來治理國家的不是人而是法，可以說，在戰國那個曆史時間段，王道和法治是完全相反的兩個政策，如果想要一個曆史底蘊國家走上與它原本的道路完全相反的另一條路，所面臨的困難是巨大的。如果沒有一個強硬的基本國策，沒有一個強硬的君主，沒有一個真正具有才幹的臣子，那麼，這種轉變幾乎不可能發生。是以王道對于戰國時代諸侯國的影響也是一個讓他們難以做出改變的重要原因。
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立國形式對未來影響深遠
第三個原因就是立國形式，對于這些國家的影響。戰國時代，除了燕國是由西周分封而成的諸侯國之外，秦國是東周的開國諸侯，在這所有的諸侯國當中曆史底蘊是最淺的，也是建國時間最短的。
其它的國家，例如楚國，齊國和同出晉國的韓趙魏三個國家，基本上都是自立而成的國家。楚國是在春秋時期就已經稱王的，再後來的戰國七雄當中是稱王時間最長的國家，齊國是由國内的大臣取代了原本的姜氏而成立的國家，南韓趙國魏國這三個國家是瓜分了晉國之後而成立的諸侯國。
這些國家可能有些建國時間比較短，比如說南韓趙國魏國這三個國家，但是因為這三個國家之前一直都是晉國的重要臣子，也可以變相的了解成晉國的統治者，是以實際上他們參與治國的時間并不短，而後來這三個國家更是瓜分了原本的晉國成立了新的諸侯國，齊國與他們的立國形式同出一轍，實際上，如果嚴格說起來楚國也是别無二緻的，隻不過，楚國的立國時間更長，稱王時間更長。
我們以楚國作為例子來說明一下這個問題。楚國在立國的時候，西周還沒有到達完全的弱勢，雖然那個時候已經進入到了東周的階段，但是周天子對于中原文化的控制還是比較有力的，還沒有到達像戰國時代那樣名存實亡的狀态；而楚國卻因為不滿足西周給予它的封号而直接以王自居，并且在自己的國内推行了一種類似于西周的制度，這就是為楚國的滅亡埋下了禍根。
楚國在立國之後，仿照西周的分封制度在自己的國内推行分治制度，西周給予了個大諸侯國很大的自治權，楚國也給了組成他的貴族很大的自治權，在他們的權力範圍之内，他們甚至可以組建自己的軍隊，這就讓楚國成為了西周的一個縮影，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楚國有另一種選擇嗎？好像是沒有的。
因為楚國的立國時間太過于久遠，當時的它能夠仿照的隻有西周，可是西周後期會出現戰國時代這樣不受控制的亂世，楚國末年也一定會出現世家大族互相掣肘而不顧國家利益的局面。
我們可以說楚國滅亡的隐患在它立國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而韓趙魏齊這四個國家也是一樣的，在它們消滅了原來的國家之後，他們所能夠仿照的或者說能夠在這個國家推行的隻有已經紮根已久原有政治制度，可是如此一來幾乎就相當于把他們的創新之路封死了，一直固守原先的政治制度而沒有辦法進行改變，是以，其實他們的立國形式對于這個國家之後的座位也是有着很大的影響的。
當然，除去這些原因之外還有一些原因是影響他們的因素，比如說這些國家國君的昏庸，像是魏惠王，他對于人才的蔑視，成為了魏國永遠的傷痛，如果不是他，商鞅也不會進入秦國，秦國與魏國之間的實力天平也不會完全的扭轉，或許魏國還能夠成為更加強大的國家。
像是燕國的燕王哙，如果不是他企圖在燕國國内實行禅讓制，燕國也不會大亂，齊國也不會有機會趁機攻打燕國，燕國也就不會失去大片的土地，也就不會導緻其更加的衰敗。
再比如說南韓，如果韓王能夠安安心心的發展自己國家的實力，如果他不是一直想着用陰謀權術去治理整個國家，如果他沒有派遣水工鄭國疲秦，或許南韓也能夠多存在幾年；又比如說楚國，如果楚國沒有一直固守着原先的政治制度，如果他能夠在分支的基礎上做出一點點的改變，如果楚懷王能夠采用屈原變法的政策，以楚國廣大的土地面積和強大的軍事實力或許能夠與秦國一較高下。
還比如像趙國，這個國家一直都擁有着強大的軍事實力，如果他能夠在軍事和政治上面平衡發展，也不會導緻最終被秦國坑殺四十萬降卒的慘劇。是以一種曆史現象的出現有着它最根本的因素，我們還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參考文獻：《史記》、《資治通鑒》、《戰國策》、《左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