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著名經典書籍《禮記·學記》中曾記載道：“能博喻，然後能為師。”意思是說，會的人就能當老師，即誰會就向誰學習。而縱觀整個日本曆史，我們不禁會發現日本就是一個善于學習的國家，古代中國強盛時日本學習中國，近代西方強盛時日本又學習西方。日本人通過一系列的學習吸收當時世界先進的文明制度來改變國家命運，後逐漸發展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
可以說在古時候日本人為了擷取先進的制度曾多次遣使來華，學習中原的文明禮儀，自願成為我國的藩屬國，奉中國為宗主國。而對中國來說，我國的曆代統治者也都是采取懷柔政策，本着“薄來厚往”的原則，對朝貢者給予大量的賞賜，其價值遠遠超過朝貢者所進貢的物品。經此以往，古代日本總是樂于來華朝貢，但畢竟當時日本是未開化的小國，物産稀缺拿不出什麼奇珍異寶。後來，古代日本為了能向中國朝貢，竟然進貢一特殊“貢品”，着實讓中國統治者難為情！
對于中日關系，現如今我們有一個近乎專用的名詞，那就是''一衣帶水''，本意是指中日兩國僅一水相隔，如同衣帶那樣窄。而正是由于兩國在地理位置上的隔海相望，中國與日本的交往曆史也源遠流長，早在戰國時期《山海經》裡就有記載：“蓋國在巨燕南，倭北，倭屬燕。”據史學家考證，''蓋''所指的是北韓半島上的蓋馬，''燕''是指古燕國，位于現在河北北部、遼甯西部；而''倭''則指的就是今天的日本列島諸國。（倭屬燕，有附屬的意思）
到了東漢初年，日本列島上的較大的部落國王更是想借助強盛的漢帝國的權威，取得淩駕于其他部落王國之上的地位，于是該國國王就遣使臣朝觐漢朝皇帝。作為東漢的開國皇帝，漢光武帝劉秀在了解到來使的目的後，就把倭奴王這個封号賜給了倭國的首領，此後倭國也就正式成為了漢朝的藩屬國。《後漢書·東夷列傳》就曾記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南極也。光武賜以印绶。”
對于這段曆史，除了有文字記載外，還有更具說服力實物，在日本天明四年（1784年），日本福岡縣志賀島上就出土了一方金印，上陰刻“漢委奴國王”五個篆字。後來這方金印幾經輾轉，在1979年被人捐獻給了日本福岡市博物館，成為鎮館之寶。
作為宗主國的中國統治者，曆代都是以一種“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義态度對待藩屬國，而且為了顯示“天朝上國”的富有與大度，總是本着“薄來厚往”對朝貢者給予大量的賞賜。但相較于中國君主賞賜禮物，日本使者來華進貢的貢品着實顯得有點寒酸，據東漢思想家王充所作的《論衡·異虛篇》記載：“使暢草生于周之時，天下太平，倭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谷何異？”顯然，古代日本人向中國“第一次”朝貢的貢品竟然是暢草，即一種古代釀造郁鬯酒的原料。
由于倭奴國歸順大漢，從此以後就依慣例奉貢朝拜宗主國，漢朝廷也多依當時的制度予以封賞，其價值遠遠超過日本朝貢者所進貢的物品。當然，有了第一次的朝貢經曆，日本人在後面的來華朝貢就懂得了一點禮儀，第二次再來的時候就精心準備了一批禮物以博得漢朝皇帝的芳心。在這些進貢漢朝皇帝貢品中除了有日本特産外，還有一小部分玉石、珠寶，可就在其中卻有一“貢品”着實讓人難為情。據《後漢書·倭傳》記載：''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所謂''獻生口百六十人''，也就是向漢安帝獻了一百六十個奴婢。
對于日本此次來華進貢，很是讓人啼笑皆非，堂堂大漢王朝還會缺少人嗎？可事實就是如此，日本向漢朝進貢的“貢品”就是日本人。後來漢朝滅亡，天下分為三國，日本也處于多國混戰的局面。但就在這多事之秋，古倭國也并沒有是以中斷朝貢。三國曹魏時期，古倭國更是曾在九年時間内先後五次向洛陽的中原王朝進貢，并首次掀開了中日兩國互派使者的新篇章。當時倭國内亂，各諸侯國共推薦一位年長不嫁女性作為國家首領，而這位女性統治者就是日本曆史上傳奇女王卑彌呼。
女王卑彌呼一上台後，就急切派遣使者來華朝貢，已獲得中國皇帝的封授提高自己在日本列島諸國中的地位。此時曹魏統治者對到來使臣也是非常歡迎，魏明帝曹叡盛禮接見，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并仿照漢光武帝成例，授以金印紫帶，甚至還熱情洋溢地親複诏書于女王。而對這次日本使臣來華朝貢，我國史書是記得非常詳細，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記載：“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
據三國時期《魏略》記載，魏明帝後宮甚衆，“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也就是此次日本為了讨好魏明帝特地選送六位美女以充後宮，可在這些進貢的日本人中，還順帶送了男子四人，這就讓人難以了解了。後來，難怪日本史學界對這段曆史都不願意談起，他們更多是感到羞愧難當，有的日本網友更是稱其是奇恥大辱！
通過史料，足可以證明魏明帝曹叡不好男風，不過魏帝鑒于卑彌呼的誠意，最後還是表揚了日本使者一番，還回贈了一大批東西。《三國志·魏志·倭人傳》就曾記載：“特賜汝绀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日本用了少量的東西就換回了如此多的物品，自然非常開心，而這些日本所沒有的先進器物和技術，在客觀上也推動了日本的發展。
就這樣過了數百年，古倭國對中華文化推崇始終未減，反而更加喜愛有加。但當他們初步認知中華文化後，得知“倭”字不雅，日本人就草率棄“倭”擇“日”請求宗主國同意。隋炀帝大業三年（公元605年），倭國王阿遣使來到中國朝貢，其使者便說：“日出處天子緻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倭人把自己當作日出之地，把中國視為日落之地。）隋炀帝聽後非常生氣，當即就對大臣們講：“蠻夷書有無禮者，勿使以聞。”對于古倭國請求更改國名可謂锲而不舍，最後苦苦哀求數十年，直到武則天時期才得以賜名日本。（唐人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上面記載：“武後改倭國為日本國。”）
最後我們要說，對于古代日本以人作為貢品向中國朝貢的事情，日本人雖羞愧難當，甚至視其為奇恥大辱，但正是由于多次派遣使者到中國學習先進制度，借鑒我國典章、律令才進行大化改新。通過這樣的改革，日本部分地解放了生産力，完善了日本的統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國家發展方向，讓日本由奴隸社會過渡到了封建社會。當然，千百年來中國官方正史也一直不間斷地為日本立傳記錄，而這些彌足珍貴的文字實錄，也填補了日本國家的成文史，讓其早期國家曆史有了文字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