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恥，尤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嶽将軍一首《滿江紅》，激勵着華夏兒女的愛國之心，感染了無數中華兒女。
古有“靖康之恥”，如今我們又何嘗沒有？
84年前，敵人用飛機大炮轟破了南京的城門。
霎時間，城破人亂，禽獸橫行。
城内如同人間煉獄。
但在煉獄之中，一位德國人擋住了禽獸的腳步。
成為了25萬國人生的希望。
1937年12月。
在南京的街頭上，有對中國的母女，神色惶恐地趕着路。
他們低着頭，生怕會有人發現他們的蹤迹。
但在經過一條小路的時候，還是發生了她們最害怕的事情。
在小路的盡頭，他們發現了一隊的日本士兵，正朝着她們的方向走來。
而彼時的南京城，已是人間煉獄，眼光掠過之處，盡是廢墟。
很快，日軍中有人發現了這對母女，
他加快了腳步，端着槍走到了這對母女的身前。
随後，他直接拽着女兒的手，就要往旁邊的小房子裡拖。
母親見狀，死死地拽着女兒的褲腿，同時還哭着哀求能夠放過他們母女。
然而，她的哀求并沒有起效。
她被一腳踹倒在地，另外一個日軍，還端起了槍，指向了這位母親。
一時間，周圍安靜了，隻剩下母親歇斯底裡地哭喊。
眼看着女兒就要被拖進屋子，突然沖出一個人影。
一個德國人沖了出來，擋在了日軍的面前。
同時還用英語沖日軍大喊：
“停下！”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在場的日軍愣住。
雖然他們手裡都端着槍，但誰也不敢貿然行動。
因為這個德國人，身穿着德國的軍裝，腰裡還别着一把手槍。
最重要的是，在他的手臂上，戴着德國納粹的萬字标志。
日軍拿不準這個德國盟友的來路，更加吃不準他的意思。
于是雙方在堅持了片刻之後，最終放開了女孩的手，全部掉頭離開。
之後，這個德國人将母女倆帶到了個安全的地方。
雖然這個地方不足4平方公裡。
但卻有25個收容所，是個絕對安全的安全區。
這一幕。來自那場災難幸運者湯英的回憶。
而回憶中那個擋在日軍面前的德國人，便是約翰拉貝。
1882年11月。
在德國漢堡的一處民宅内，約翰拉貝出生了。
從那一刻起，屬于他的傳奇正式拉開序幕。
其實他的身世并不傳奇。
年少喪父的他，果斷的辍學回家，外出做學徒貼補家用。
由于他踏實努力，而且還能吃苦，是以備受老闆喜愛。
有天，老闆把他叫到了辦公室。
原來，老闆見他足夠努力，便有心提拔他。
彼時，在非洲有家英國的公司，在那裡會有更好的發展，是以老闆便推薦了他。
也正是在這家英國的公司，約翰拉貝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
由于他學習能力極強，又有着出色的業務能力，很快便成為了公司的非洲代理。
之後，收到公司指派。
約翰拉貝于1918年，帶着妻子來到中國，為德國西門子工作。
彼時的他并不知曉，他腳下的中華大地，将會與他産生30年的緊密聯系。
來到中國後，由于工作的因素。他輾轉了中國許多城市。
在沈陽、上海、北京等地，都曾留下了他的足迹。
但不管在哪個城市，他都表現出了足夠的和善。
他身邊的中國員工，都對這個德國的“洋哥們”非常友好。
中國員工的善意，讓拉貝意識到：
“不管國籍怎樣，不管種族和信仰如何，人類都有着一顆善良的心。”
由于長期在中國經商的緣故，拉貝深深的愛上了這片土地，也完完全全的變成了中國通。
後來，由于拉貝有很強的工作能力。
在公司經過商讨後，将拉貝派到了南京，讓他擔任西門子在南京辦事處的經理。
不僅如此，公司還給他安排了住處。
位于南京廣州路的小粉橋1号。
這是一棟帶小院的小樓，同時也是德國納粹在南京分布的辦事處。
而彼時的他，還有另外一層身份：
德國納粹黨駐南京的副部長。
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棟不起眼的小樓，會成為無數中國人心中的安全區。
而拉貝，也憑借着自己的雙重身份，開展了許多活動。
他也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學校，專門教德國子女學習中國文化。
彼時的日子平靜且美好，直到1937年，這份甯靜被炮火聲打破。
1937年，日軍揭開了侵華戰争的序幕。
同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南京也受到牽連。
由于戰争的緣故，當時公司也給拉貝下達了訓示：
“你随時都可以坐飛機，傳回自己的家鄉。”
收到訓示後的拉貝，在家中望着窗外的南京出了神。
曾經一片祥和的南京城，彼時到處都是驚慌失措的人們。
看到這，拉貝的心中感到心痛。
他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将近30年，又怎能狠心将它抛棄呢？
至少拉貝自己做不到。
因為在南京，他有着自己的員工，有着可愛的街坊鄰居。
最重要的是，他在這裡有着無數的中國朋友。
最終，拉貝将妻子和孩子送離了中國，他卻毅然決然地留了下來。
縱使公司一直在苦口婆心地勸導。
即使日軍在一遍遍的警告。
但拉貝還是決定留下。
因為在這裡，有他放不下的中國朋友們。
他要用自己的努力，護他們周全。
“善待了30年的東道國，遭遇了如此嚴重的困難。 富人都逃走了，隻留下了無奈的窮人們。 他們正要面臨被屠殺的危險，我們至少可以想辦法，救一些人。”
在日記裡，他留下了自己的堅決。
之後，拉貝東奔西走，聯合一些外國人，商讨建立安全區的事宜。
最終，他們敲定了以拉貝的住宅為中心，美國大使館和金陵大學為輔助。
劃出了不到4平方公裡的土地，成立了安全區委員會。
在安全區中，他建立了25個難民所，共計可以接受25萬左右的百姓。
而拉貝由于平日積累了不少的威望，被推舉為了委員會的主席。
之後，拉貝又聯系到了當局政府，争取到了大量的資金、食品等保障。
随後，他又緊急聯合基督教、紅十字會等機構，要求與日軍談判。
讓日軍承認有安全區的存在。
但日軍卻拒絕了他們的存在，但是卻表明：
“隻要你們所謂的安全區中沒有軍隊駐紮，我們就不會主動進攻。”
簡簡單單的一句話，讓拉貝倍為激動。
因為這代表着，自己腳下這片地方，将會拯救無數人。
南京，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下淪陷。
之後，是南京這座城市最黑暗的6個星期。
無數南京子民仰天哀嚎。
他們期望有神出現。
但等到最後，他們隻看到了被日軍舉過頭頂的屠刀。
30多萬英魂，在禽獸橫行的南京城上方哭泣。
在拉貝的日記中，詳細地記載了這群禽獸的罪行。
還有他寫給日軍的信。
但拉貝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
除了得到一句“遺憾抱歉”外，便再沒有了任何回應。
而拉貝也明白，自己能做的，不僅僅是寫日記而已。
他将自己的鄰居拉進了家中，使他們免遭屠戮。
之後，安全區的消息迅速傳開。
無數的難民湧入了拉貝家中。
而拉貝則來者不拒。
但拉貝的家一共就那麼大的地方，很快就被超過600名的難民所填滿。
為了能夠幫難民驅寒。
拉貝在院子裡搭起了棚子，還在地上鋪了稻草。
在物資缺乏的情況下。
他還堅持給難民每天發一杯米，還會給他們發蘿蔔根。
看這院子中的600多名難民，拉貝留下了眼淚：
“我知道食物很少，但我真的已經盡力了。”
而那些難民又何嘗不了解拉貝的苦楚？
對他們來說，能夠躲進拉貝家就已經很知足了。
因為這裡不僅僅代表着免遭屈辱，更重要的是可以活着。
有些難民甚至還将新生兒的名字。
改成了拉貝和她妻子的名字。
而對于拉貝來說，能夠救下這600多難民，就是上帝對他最好的禮物。
但安全區就真的安全嗎？
對于幸存者湯英來說，那個晚上成了她一生的夢魇。
當時拉貝有事外出，有3個日軍偷偷從拉貝家的圍牆翻了進來。
之後，他們用刺刀威脅着難民中的女子，将她們推出圍牆。
眼看着女子就要被退出院子時，人群中有人喊了起來。
“喇叭先生回來了。”
由于拉貝名字的緣故，難民們一直喊他“喇叭先生”。
拉貝聽到喊聲之後，像頭發怒的獅子沖進院子當中。
用着自己最狠的語言，讓日軍從家中滾出去。
而日軍看到他手臂上的萬字标，無可奈何地就要從大門走出去。
但被拉貝攔了下來：
“你們從什麼地方進來，就給我從什麼地方出去。”
日軍自然不想這麼丢臉，但拉貝随即便掏出了自己的手槍。
無奈，這3名日本士兵，隻能灰溜溜地從圍牆又爬了出去。
而這種事每天都在發生，每次發生後，拉貝都會大叫着驅趕。
後來，他用加單做了一面大的萬字旗。
希望所有日本人能夠避開這裡，放過裡面的難民。
同時，拉貝也知道自己的使命，不僅僅是家中的600多個難民。
他無數次寫信給日本大使館，希望他們能夠制止這場屠戮。
還懇求他能夠準許，紅十字會開展人道主義工作，救助受傷的難民。
但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般沒了音信。
而安全區外的慘劇，每天都還在發生。
在拉貝的日記裡，記載下了超過5000多件罪行。
而這些記錄，在日後成了證明日軍罪行的鐵證。
就這樣，拉貝保護了難民3個多月，也成為了日軍的眼中釘。
不過由于拉貝是德國人的緣故，并沒有直接對他下手。
但這并不代表日軍沒有辦法。
他們不斷向德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将拉貝調出南京。
德國不想得罪自己的盟友，于是在1938年2月，拉貝被強制調回。
收到調令的拉貝萬念俱灰。
他看着自己的住宅，以及院子中的難民，留下了無奈的眼淚。
但上司不斷向自己是呀，最終他隻能将安全區交給他人，離開了中國。
在離别之際，安全區的難民們不知從哪找到一大塊紅布。
上面寫着難民們最真摯的話語：
“您是幾十萬人的活菩薩！”
之後，他們在院子中整齊的排着隊。
向自己心目中的活菩薩三鞠躬。
以此來感謝貝拉救了自己的命。
回國之後，拉貝并沒有放棄遠在中國的難民們。
他到處演講、放映紀錄片，揭露日軍的暴行。
他希望能夠呼籲德國，幹涉日軍的暴行。
但沒有想到，他等來了一紙逮捕令。
自己積累下來的照片和資料，也一并被沒收。
德國當局要求拉貝保持沉默。
不許再到處作報告，也不許再揭露有關日軍的任何舉動。
無奈，拉貝隻好答應，才被釋放。
之後，德國戰敗。
拉貝卻因為曾是納粹的緣故，前後兩次被捕。
在此期間，公司也将其辭退。
次年，在證明了拉貝沒有任何作惡後，被同盟國釋放。
但彼時已經64歲的他已經沒有了工作，也沒有了生活來源。
無奈之下，他隻好每天去當搬運工，以此來貼補家用。
最後，他甚至開始變賣自己從中國帶回去的瓷器。
但被他庇護過的中國人，沒有忘記他的恩情。
當時南京當局和市民，得知了拉貝的情況後，每個月都給其寄食物和錢。
南京當局甚至向世界宣布：
“隻要拉貝願意來南京，我們将終生給他提供房子和養老金。”
而拉貝也回信感謝了南京的人民：
“謝謝你們的支援，讓我樹立起了對生活的信心。”
但沒過多久，拉貝因為中風在柏林逝世，享年68歲。
直到去世，他都沒能再回到自己的第二故鄉：中國。
去世之前，他将自己的日記交給了外孫女，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揭露日軍的罪行。
1996年，拉貝去世46年後。
由于他的子孫無力繳納管理費，是以他的墓碑被拆除。
而他的陵墓，也變成了座“荒墳“。
無奈之下，拉貝的子孫想中國大使館救助。
希望中國能夠拉貝的墓碑帶到中國。
于是在次年，拉貝的墓碑被遷到南京紀念館。
用一年特殊的身份，再度回到了中國。
除此之外，南京更是出資出力，替拉貝的後代交清了40年的管理費。
在用南京特産的雨花石墓碑上，用英文寫下了感恩。
這是對拉貝先生最深刻的悼念。
但故事仍在繼續。
2020年，一封來自德國的信，感動了無數國人。
寫信的主人表示自己是德國的一名醫生。
想讓中國支援藥品，以此來救助家人和自己的病人。
這封信的主人叫托馬斯拉貝，是拉貝的親孫子。
收到信後，江浙的一家醫藥公司立即組織。
他們用最快的方式，将藥品收集起來，免費捐贈給了拉貝的後人。
中國講究“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
而拉貝對中國的恩情，又何止滴水？
即便這份恩情在曆史長河中，已經飄搖了80多年。
但我們至今也未敢相忘。
遺忘就等同背叛。
我們不會忘記給我們帶來傷痛的惡魔。
但同時，我們同樣不會遺忘對我們有恩的天使。
感恩，與是何身份無關。
銘記，與是否寬恕也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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