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胡适的婚姻，都是母親安排的結果，為何結局卻大不同？
五四時期，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深入、深刻轉型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文化巨人們的精神品質的特點是學貫中西，與這一特點相對應的是他們身上不可避免地留有傳統中國的痕迹，而同時，他們又打上了深深的西式烙印。這一點，在他們的感情和婚姻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有所表現。就是說，他們是已經覺醒的一代人，知道了愛，自由的愛和愛的自由，并不懈地追求愛，然而，在他們還來不及愛的時候，甚至在他們尚未成年的時候，他們的傳統家庭，就已經為他們留下了“一條尾巴”——童養媳或是原配夫人。留學西洋的胡适如此，留學東洋的魯迅亦如此。
魯迅和胡适的婚姻，都是母親安排的結果。 魯迅和胡适都是寡母撫養大的。所不同的是，魯迅的父親去世時，魯迅已經到了能夠為家庭分憂的年齡，況且，他又是長子，是以，魯迅事實上替母親遮擋了許多“嚴相逼”的風刀霜劍；而胡适，父親死時4歲不到，是家裡的幼子。正因為都是寡母撫養大的，這就客觀上決定了他們無法反抗母親，隻能接受“母親的禮物”，接受無愛的婚姻。
魯迅的婚姻
朱安比魯迅大3歲，江冬秀比胡适大1歲，都是女的比男的大，這無關緊要，關鍵的是，他們雖然都接受了“母親的禮物”，但他們都一生面對着無愛的婚姻。 接受了“母親的禮物”，或者說不能抗拒母親的安排之後，魯迅和胡适幾乎提出了相同的希望，就是希望自己未來的媳婦能有所改變，讀一點書，接受一些新的觀念、新的事物。
魯迅原來是要退聘這樁婚姻的，因為母親不同意，退而求其次，魯迅提出兩個條件，要母親轉告朱安：一、放開小腳；二、上學堂讀書。或許魯迅覺得要辦到這兩條也不難，要求朱安放足、讀書，但對方都沒有做到，也做不到。足已定型，放了，有什麼用呢？沒有接受基本的教育，沒有基礎，朱安如何讀書？
實際上，魯迅和朱安是挂名夫妻。另一方面的事實是，他們雖然沒有圓房，但完成了婚禮所有的儀式，是以他們的婚姻作為一份社會契約是完整的。
1909年8月，魯迅從日本回國，在杭州一所師範任教。翌年7月，回到紹興，任紹興浙江省立第五中學教務長，後任學監，後又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這段時間，魯迅雖然人在紹興，卻住在學校，很少回家。星期日白天，他有時回去，但主要是為了看望母親；偶爾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學生的作業或讀書、抄書、整理古籍。魯迅有意不與朱安接觸。
後來，當得到魯迅與許廣平同居的消息後，朱安絕望了。她說：“我好比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辦法了，我沒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沒用。”因為傳統的道德限制，朱安雖然不滿，但是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舉動。
朱安對魯迅的人品充滿了信心，她說：“看來我這輩子隻能服侍娘娘（指魯迅的母親）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來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朱安生前反複對人講：“周先生對我不壞，彼此間沒有争吵。”
魯迅也确如朱安所說，一直供養着朱安。當朱安身有不适，魯迅總是雇人力車，陪同她到外國人開的醫院去治療，并且扶她上下車，這使外國醫生看了也很感動。魯迅對朱安的弟弟朱可銘很好，常寄錢給他，還幫他的兒子找工作。逢年過節，朱可銘也會将紹興的土特産送給魯迅。到上海以後，魯迅是按月給母親和朱安寄生活費的，查魯迅1932年4月19日日記：“下午寄紫佩信，内附奉母親信，并由中國銀行彙泉二百，為五、六兩月家用。”據此可知，魯迅大約每月給北京家中的家用生活費為100元。另據俞芳回憶，魯迅每月還給母親零用錢20元，朱安女士零用錢15元。
由此種種可以看出，魯迅與朱安一面是沒有愛情的婚姻，一面又都肯替對方着想。魯迅尊重朱安的人格，朱安信賴魯迅的為人。或許正是由于這種原因，這種沒有愛情沒有性的婚姻維持了30年。
胡适的婚姻
對比魯迅，胡适要幸運一些。從相片上看，江冬秀要比朱安漂亮，屬于一般男人可以“湊合”的那種；江冬秀也讀了一些書，能看看報，雖然錯别字滿紙，水準似乎與魯迅的母親魯瑞相當，而不像朱安，鬥大的字不識一筐。
胡适13歲時，由母親做主，與纏腳村姑江冬秀訂婚——和魯迅一樣，也是“母親的禮物”——爾後胡适求學上海，留學美國，27歲回故裡完婚。這便是一般人所知道的“胡适博士的小腳太太”——“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訂婚後，與魯迅對朱安幾乎有一樣的要求，胡适也曾要求江冬秀不要裹腳了，要求她多讀一些書。江冬秀比朱安要更能接受新事物，不論做得怎樣，她還是照着去做了。
胡适在美國讀書，有一陣子，胡母把胡适的未婚妻江冬秀從她家旌德江村接過門來住了。胡母去信告訴胡适說：“汝婦于本月初十日來此，一切家事尚肯留心，足分吾之仔肩，餘心甚以為喜。”并要胡适寫信慰問他嶽母，以安其心。 胡适沒有見過江冬秀，但他或是極力想象着她的美好？這一點，他要比魯迅更有積極的心态。
魯迅從來沒有給朱安寫過信，胡适卻是主動地給江冬秀寫信。胡适第一次給江冬秀寫信，對江冬秀來績溪家裡幫忙，表示感激。胡适希望未婚妻注意提高文化水準，怕她隻顧家務而忽略了求知上進，影響将來生活，同時也是表示一種關心和愛護。
對于胡适的要求，江冬秀是很上心的。翌年2月28日，江冬秀來胡适家時，随身帶來一個女孩，名叫來發，年14歲，是從蕪湖買來的，作為伴送胡家的使女。江家此舉可能是受胡适來信的影響：買個丫頭代冬秀做家務，讓她好騰出時間來讀點書。這件事胡适從母親來信中知道後，感慨不已！旋即回信母親說道：“嶽氏贈婢之事，殊令人感激，兒當作書謝之何如？”
1917年8月，胡适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他回國與母親團聚，母親高興得流淚，口中不停地說：“回來了！好了！”胡母望穿秋水，兒子終于回到身邊。12月30日，他在績溪家中與江冬秀結婚。
雖然是結婚了，胡适也完成了自己孝順母親的心願，但畢竟與江冬秀沒有共同語言，曾經提出過離婚，但是江冬秀的反應足以讓胡适驚心動魄。有一件事是很說明江冬秀的性情的。到北京後，梁實秋要和他好脾氣的太太離婚。江冬秀看不過去，就幫助梁妻。鬧到法庭打官司的地步，江冬秀也不害怕，親自到庭為梁妻辯護，終于使梁實秋敗訴，這事在當時轟動了整個京城。江冬秀并不像一般的鄉村女子那樣羞怯、膽小，這樣一個瑣碎的女人卻有一種男子的氣概。她頗能果斷，而且具有一種潑辣的辦事能力。
胡适與曹珮聲熱戀的時候，确曾動過離婚的念頭。但江冬秀深知胡适愛惜名譽這個弱點，就抓住這一點，采取進攻而非退卻的戰略，遇事不是乞憐，而是大吵大鬧，逼得胡适不得不步步退卻，迫使胡适與曹珮聲斷絕關系。
胡适晚年時曾以“過來人”的心情總結過他跟江冬秀結合40餘年而終于不棄的經驗。他說：“我認為愛情是流動的液體，有充分的可塑性，要看人有沒有建造和建設的才能。人家是把戀愛談到非常徹底而後結婚，但過于徹底，就一覽無餘，沒有文章可做了。很可能由于枯燥乏味，而有陷于破裂的危險。我則是結婚之後，才開始談戀愛，我和太太都時時刻刻在愛的嘗試裡，是以能保持家庭的和樂。”
小編覺得，胡适與江冬秀，與其說是因為愛情而“和樂”，不如說是因為親情而“和樂”，他們畢竟有了共同的孩子。中國的許多家庭能夠祥和、幸福，都因維系着親情。胡适和江冬秀雖然沒有達到“伉俪兼師友”的境界，但畢竟互相攙扶着走過了不平凡的一生。
魯迅的婚姻自始至終都是悲劇，而胡适卻能收獲到圓滿的婚姻，兩相對比，我們可以感受到3點：
第一是兩個人對待包辦婚姻的态度，兩人雖然都是因為孝順選擇了不愛的人，但是魯迅則一直在逃避，但胡适則選擇改善關系。
第二是朱安和江冬秀面對婚姻危機時表現的态度。朱安選擇了平靜的接受，而江東秀選擇了抗争，并收獲了滿意的回報。
第三，孩子是維持家庭的一根紐帶。魯迅與朱安沒有孩子，而胡适與江冬秀有三個孩子，這對家庭的影響自然就不一樣了。